国产文艺电影不再闭门造车 互联网也在深深影响他们

2015年还没过完，中国电影票房就破了400亿。而今天我们将要提到的几部电影，票房加起来还不到1亿。1：400就是0.25%的比例，这在概率统计中可能是个会被去掉的数字。不过，这几部电影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在十月份商业片淡季时集体形成的话题效应，让这几个数字变得相当有存在感。

贾樟柯入围2015年戛纳电影节的《山河故人》最终票房约为3010万，仅为目前年度票房冠军《捉妖记》24.4亿的1.25%，却是贾樟柯作品迄今为止内地票房最高的一部。《心迷宫》票房1027万人民币，约为《007：幽灵党》内地首日票房的十分之一，但是它的制作成本才170万，跟后者的3.5亿美金相比——场面太血腥了，大家还是自己算吧。而且《心迷宫》目前还在台湾上映、国内外的电视网络版权也在陆续出售中，预计盈利会达到成本的3倍左右，没错，甚至高于《007：幽灵党》的2.14倍。当然，也有结局不那么美好的案例，制片人方励（对，也就是《后会无期》的制片人）在为《水草丰茂的地方》选择策略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与院线经理斗智斗勇，而是与电商格瓦拉合作，将资源投入到网络发行中，结果国内票房仅75万，距离400万的制作成本有着不小差距。

是的，曾经，提起这些通常被称为“文艺片”的带有艺术表达和诉求的题材小众的小成本电影，找投资难、过审难、收回投资是附着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三个孟姜女式的标签，使得投资人望而却步，观众避之不及，愤青派的影评人则常常借此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今，我们却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文艺片不再频繁哭诉不差钱，包括金融界的投资人，他们中有人甚至将文艺片也带入了资本运作的轨道。而在新式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作者导演们，也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怒气冲冲地与审查正面起冲突，而是将精力投入到电影的宣传中。面对资本市场浪潮的冲击，不像欧美日韩那样有国家政策、艺术院线保驾护航的文艺片，就算再偏安一隅，也不能死守着规矩，而是必须调整姿态迎头而上。然而，如果你只是抱着同情的心态走近他们，先入为主以为他们依然像个怨妇一样需要吐槽的对象，事实又往往会出乎你的意料。

文艺片不缺投资 金融资本席卷电影业

早些年的时候，“找投资难”几乎成了采访每个文艺片导演绕不开的话题，甚至是最后成稿的标题，而且字里行间往往怨气十足。当然了，贾樟柯、王小帅、王全安这样获得过国际影展认可的导演，作品一直在国外的版权卖得不错。就连专注拍摄藏族人民生活这样的小众题材的万玛才旦，连续几部作品都是影院一日游，谈起投资也是十分淡定，他说自己通常会寻找一些地方上的资源（不明觉厉），再申请一些电影节的创投、后期的补助，总之“机会还是挺多的”。所以虽然“好人”扛不过“黄金”，但是也没让投资人亏过，早就进入了他们“有投有赚、再投不难”的白名单。

如今，资本的涌入打破了这种僵局。在从金融届跨界而来的劳雷影业总裁方励看来，电影市场一年几百个亿的体量真的不算大，跟房地产、股市一比更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但因为关注度高、国家扶持，涌进来的热钱竟然有十倍之多，而商业片投资再大也消化不了，于是文艺片也跟着“沾了光”。劳雷影业接盘《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后，立刻拿出一笔钱，找来两家后期公司，要把这部成本只有400万的电影的后期做成两千万电影的水准——当然后期公司也是很仗义，一看是这样一部作品，几乎是在不赚什么钱的情况下接下了这单活。

方励很坦白，《后会无期》赚来的钱早就赔光了，但他对此深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一个吃饱饭的制片人了，人一旦吃饱饭就要做人。我们既然做的是电影，是一定要有尊严的，要有对世界的认知的，没有这点你拿得出手吗？反正我是不敢，太丢人了。”在他看来，《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虽然国内票房只有75万，但它是一部不丢人的电影，这部电影曾入围柏林电影节展映单元、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豆瓣评分7.8分，也曾在上映那段被我朋友圈的影评人频频刷屏推荐。

上映前命运多舛的《一个勺子》也是如此，被媒体大肆报道的王学兵事件导致某投资方撤资事件，幕后故事其实没有那么悲情。和陈建兵、王学兵一起成立了业余时间影业的制片人宋宪强告诉我们，他早就准备好了全部的资金，后来陈建斌带来一位投过一些文艺片的投资人，说既然人家很有诚意，为什么不让人家参与一下呢？言下之意，撤资对电影也没什么影响。只不过，这位有能力准备好全部资金的宋宪强并不是前几年那种常被拿来调侃的煤老板们，记者探访过他在北京设立的工作室，那里极简的仿古装饰风格，昏暗的灯光笼罩着一些器型低调却价值不菲的古玩，彰显着主人的财力和品味。

原标题：文艺片其实没你想的那么穷

正如中国人的财富不停在刷新世界人民的三观一样，一个为拍一部文艺片砸锅卖铁的故事，所能赢得的流泪越来越少，比起同情，理性的人们会迷惑，资金到位开机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心迷宫》传奇故事的制造者任江洲后来告诉我们，如今很多讲述他找投资的报道有着不同程度的夸张，“我自己都晕了，卖苹果、卖车、卖房子的都有”。他强调自己只是想过卖车，但最后没有卖，因为拍了一半去找投资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在认真做事情，愿意把钱投给我，或者借给我，“心里其实还是有点底的，没有赌的意思”。而且，再被要求分享运作文艺片的实战经验时，他对我们感慨道，“我一直以为钱是最重要的，拍完《心迷宫》我才知道，原来钱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一部电影的诞生有100个问题，那钱就是最后一个。我和很多年轻制片人都一直在为最后一个问题发愁，可往往这是一个误区。”

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种迷之感动，就像看到扎克伯格捐了450亿美元时的心情一样，虽然作为一个非弱势群体，他们并没有拿到这笔钱。可是心直口快的方励却试图提示我们去看另一个“真相”，“有些人可不是来支持电影的，是投机的。电影容易忽悠，因为有名气，只要在一部稍微有点名气的电影里挂一个联合出品，就算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后面就可以忽悠钱了，这是他们的诀窍。”方励甚至毫不避讳直接开炮：“这样的资本是毒化电影市场、毒化电影产业，为什么呢？把价格炒起来了，我从做《观音山》到现在，电影制作成本翻了三番，这才几年时间？”方励甚至对于年轻导演在资本的冲击下，原则动摇、高估自己的能力结果被资本绑架的种种结果表示担忧。当然，这也正是他为什么遇到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导演)这样不够世故的导演时，会变得更加爱才。

宋宪强对于《一个勺子》某投资人的撤资行为委婉的解释，也在印证这个观点：“大家的理解不一样，他是想着说拍完了以后就到国外去领奖，参加一些海外的洽谈，但没有想过用更好的商业手法来把这个电影做好。”看起来，这是一个投资人不再冰冷歧视文艺片的“小康”时代，但实际上背后既得利益者的博弈，比我们肉眼所见都要复杂得多，即使面对投资不过几百万的小成本电影，如果无名、利可图，许多动辄就是几亿的金融资本也不是来做慈善的。

文艺片不再闭门造车，互联网也在深深影响他们

除了资本在文艺片门槛处制造的疑云，“互联网思维”给文艺片宣发带来的影响，也是越发显著，甚至，比给商业片带来的影响更深刻。根据《长江商报》的统计，在过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卖出超过50个国家的版权，每个国家最低不少于8万美元，总收益至少在数千万人民币，而早期的《小武》直到现在还能不定时收到国外公司寄来的版权费，但在国内院线，发生在《三峡好人》身上的，却是被“人们只在乎黄金，不需要好人”的悲情故事。而在华语区中题材都算是相对小众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透露，他说自己的作品可以卖到电影频道还有一些网络，如果发行公司发得好的话，也有一部分院线的收入，参加影展的话就可以在海外发行，作为一部文艺片，回收基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在内地院线里，贾樟柯每次出来宣传都会成为一次悲情事件，万玛才旦的作品更是一直踪迹难觅。

《心迷宫》的突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被视为文艺片中的《大圣归来》，在前期由宣传方带动，通过将观众对当时国产商业烂片的憎恶，转换成对口碑过硬的《心迷宫》的补偿心理，在互联网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自来水”营销。同时，制片人任江洲认为，《心迷宫》的诚意——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拍摄的幕后故事也帮了不少忙。为了在没有明星的情况下让更多资深影迷走进影院，发行方精挑细选了路演的地点，让导演忻钰坤和媳妇跑了三十几个城市，跟观众沟通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故事，也让他们更愿意把这些故事传递出去。最终，这种重点击破的宣发策略，让《心迷宫》在一片唱衰声中，夹缝求生般取得1027万人民币，最终盈利预计达到成本的3倍左右，在很多人眼里比《港囧》和《夏洛特烦恼》席卷十月，还要振奋人心。不过，如果有人再为《心迷宫》打抱不平，认为哪怕有一个明星出演票房一定会好很多，但任江州却看得非常清楚，“钱是大家赚的，不要嫉妒别人赚的比自己多。”

真正带有“赌博”性质的应该算是《水草丰茂的日子》。方励告诉我们，虽然他非常喜欢李睿珺的剧本，但他作为一个制片人，也曾试图劝说导演李睿珺改剧本，比如在喇嘛的梦境中加入一个大场面，李睿珺也很认真地花了几个月努力想，还下过笔，可是怎么都觉得融不进去。这时方励只好认命，“这个电影未来进入院线的道路和票房的命运注定会非常坎坷。”

方励不是没有找过传统发行公司，但他后来看清了时势，“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家发这个小电影也要花这么多精力，同样的时间可以发一个大电影了。收入上也承受不了，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可能股价直接就往下掉了，这是非常现实的。于是方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电商格瓦拉合作，将资源投入到网络发行中。为此格拉瓦策划了一个名为“粉丝广场”的产品，为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他们提出放映时间、地点，然后将这些需求直接反馈给影院，并以支付定金的方式预定排片，可以说是“众筹”的一种变形。也正因此，这个电影的宣传见不到路牌广告，见不到铺天盖地的主创专访，仅有的自来水都是强社交关系在社交平台上带动起来的，李睿珺自己也不遗余力在微博、朋友圈进行了推广。

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并不理想，国内票房仅75万，距离400万的制作成本有着不小差距。但方励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决定和格瓦拉一起试水互联网发行，他已经将票房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他甚至都不关心这个数字，当我拿“75万”向他求证时，他直接哈哈一笑，让我去问格瓦拉。在他看来，让自己的团队做《水草》这样一部好电影，虽然赔了钱，但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感得到了满足，而且，更有仪式感。

这到底是文艺片的好时代还是坏时代？

一切取决于角度

热钱涌入，文艺片的投资风险被分散、降低，互联网对信息到达方式的改变，又使得宣发成本降低——这些刚刚开始涌动的暗流，是否可以让文艺片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就在今年五月，曾经为《闯入者》公开抨击院线排片“不公平”的王小帅还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一部文艺片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发行空间（排片比、时间），正常的票房量级应该在五、六千万左右，成本回收也就没有问题了。由此倒推，把这种类型的片子控制在一、两千万的成本，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宣传费也不会那么高，这样就能够养得起这种片子。“这样的话，文艺片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也会给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增加一抹亮色。”

但王小帅对于未来却显得比较悲观，他告诉记者，原来期望市场扩大，自然会有空间留给小片子，但现在看来资本永远是逐利的，蛋糕越大奢望越高，有一个缝隙都要钻进去。即便“质疑高速发展破坏多样性生态”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也仍然悲观：“我对观影群体的扩大是毫不怀疑的，他们就在那里。但怎么去关心他们，我目前是不乐观的，虽然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讨论市场快速发展期间，环境的多元化和健康化，但是能不能落实，我目前不持乐观态度。”

熟知法国、韩国等国政府扶持文艺片政策的王小帅说：“如果不从政策层面和整个国家对文化和艺术的态度上去解决，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王小帅的“悲观”在经历过地下电影时期的所谓第六代中很具有代表性。但以方励为代表的拥有金融背景的投资人显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的。方励说他很看好互联网发行的未来，并列举了“数码文件替代硬盘拷贝”等几种理论上十分可行的构想，这些构想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降低成本，这恰好是文艺片最需要的。他甚至考虑过投资格瓦拉，并且信誓旦旦向我说道，“别看现在他们被说是情怀、小众、艺术，但重大的商机在后面。”方励认为，在未来，如果中国电影市场组织、信息到达层面，不再依赖传统的造势、炒作，而是完完全全通过互联网密集的、点对点的途径去传播，观众的信息量就会变大，明星的作用就会下降，（文艺片）未来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投资了《一个勺子》的宋宪强也告诉我们，他从金融跨界到影视，也是厌烦了金融界里墨守成规、千篇一律的唯成功论，他希望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方法来挑战和创造影视行业里面崭新的东西，而他的公司在未来将坚持把10%～20%的投资用在文艺片上面。而且，他对于文艺片的未来抱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只要一年能有三部《烈日灼心》这种类型的电影取得非常不错的票房，那整个行业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