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2015年中国电影的奇迹依旧在继续,巨大的电影市场蕴藏着“芝麻开门”式的宝藏,身处其中的人很难不被卷入市场漩涡。
恰逢盛会,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召开5天。彰显文化实力、为影迷提供视听享受、提供商业交流平台、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从中外电影合拍方式的变化到资本运作,从人才培养的困难到行业瓶颈……一场场分论坛上,与会学者们的热议勾勒出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
盘点近几年的热门大片,贴着中美合拍、中美合作标签的不胜枚举。《变形金刚4》《钢铁侠3》《火星救援》……再到由张艺谋执导,正在拍摄中的《长城》。
而当“中美合拍”成为流行于好莱坞和中国电影界的关键词时,又有多少中美合拍片是真正意义的“合拍片”,而不仅仅是“有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中美合拍片就一定等于同时讨好两边市场吗?
在昨日(4月20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共赢-国际电影产业融合新版图”论坛上,中美合拍片又一次成为中外嘉宾关注的焦点。而中美合拍片到底是宝贵商机还是烧钱的无底洞,嘉宾们观点不一。
“从去年开始,来中国申请合拍的项目就明显增多,去年我们受理的合拍项目超过100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晓天说,中美合拍片首先要明确合拍的定位,如果定位该片在中美两国市场都要有很好的收益,那确实难。建议在现阶段先定位在某个市场。
“中国中国中国”
“但凡中国举办电影节,必谈中美合拍片。”一位多次参加国内外电影节的展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这个话题每年都在说,但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和资本实力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
随着中国资本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向好莱坞电影市场,尝试对美国影视公司的收购。今年初,万达以230亿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第一部电影就是投资高达8亿元的大型合拍片《长城》。
而有趣的是,好莱坞公司对中美合拍片的态度也由“坐等、观望”变为了主动出击。
“中国人买房子总是说地段、地段、段,对我们来说现在总是中国、中国、国。”华纳影业全球执行副总裁理查德·福克斯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国市场非常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有着与华语电影合作超过40年经验的制作人安德鲁·摩根对其中的变化感受最为深刻。他回忆道,“即便是3年前,国际公司都不怎么敢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担心中国的票房承载力,但现在不怕了。”
中国电影市场突飞猛进的发展让全世界电影投资者兴奋。中国电影市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票仓”,并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场。
而与此同时,北美票房却增速乏力。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戏称,就像当年到美国西部去淘金一样,现在全世界的电影人,尤其是美国电影人都到中国电影市场淘金来了。“中美电影的合作,从我们最早走出去买片,到协拍、合拍、资本层面的合作,再到现在是美国人过来,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除了中国电影市场巨大的票房潜力外,“新规”下的中美合拍片分账比例也驱使着不少美国大片变着法要成为“中美合拍片”。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规定,中美合拍片经官方认定后,可以享受国产影片待遇,按照发行方43%的比例与院线进行分账,而不用按照进口片25%的比例分账。同时,中美合拍片可以免受进口片数量规定的限制。对好莱坞和投资好莱坞大片的中国公司而言,其吸引力自然不言而喻。
“信任危机”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对“合拍片”的认定有一些必须要达到的硬指标,比如双方投资额度的比例、电影由双方共同创作、这个故事要跟中国相关以及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在中国拍摄是不够的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明星只是“打酱油”的“合作片”恐难以被认定为真正的“合拍片”。
好莱坞著名导演布拉特·拉特纳希望在中国找到真正的人才。他表示,“而不仅仅是好莱坞合拍公司随便的,或者说所谓的战略性地把李冰冰或者范冰冰放在电影里面演一个角色。”
此外,中美合拍片还面临着其他隐忧。
“首先,有中方参与投资和拍摄的不少美国影片,来中国的票房不甚理想,亏本的不在少数,这是一个信号。”黄群飞直言,“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好多中美合作,我们没有投拍决策的主动权。此外,中美合拍片还有跨文化合作的摩擦。”
也有参与过中美合拍的电影人直言,“美国有美国的优越感,中国有中国在专业上、制度上的欠缺。”美国电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及亚太区副总裁冯伟,也谈到了中美电影合作中存在“信任危机”。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陈杭认为,中美公司在合拍电影中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与双方电影机制的差异化有关。“美国的电影机制是很市场化、很工厂化的机制,而我国还没有工厂化的机制,包括完片担保这样的安排在中国刚刚开始,在美国已经很流行了。”
陈杭对“信任危机”开出的“药方”是,在电影开拍之前,双方要对电影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标达成共识。“不要试图同时讨好两国的观众,想着赚所有人的钱。要有清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合作双方都要拿出真诚及勇气。”
在理查德·福克斯看来,投资方要在执行阶段赋予合作伙伴充分的信任。“我们在德国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拍片,这个电影的故事来自德国,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德国人,而不是我带着纽约口音跑过去,像一个大老板一样说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并不是去干涉,而是去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