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戛纳电影节,虽然没有一部华语片入围竞赛单元,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人的存在感。除了在红毯上秀的演员们,还有很多电影幕后工作者也来到了戛纳,有些是作为嘉宾出席活动,有些是宣传电影,有些是卖片或买片,还有些是交流学习。
邓胜、索南仁青加、肖乾操、王冀杰、单佐龙就是五个由吴天明电影基金选出来参加戛纳制片人工作坊的年轻制片人。他们曾经分别是律师、英语老师、策展人、制片人、纪录片导演,因为不同的契机,在不同的时段进入电影业,现在都在以制片人的身份做着各自的项目:《无视者》、《拉姆与嘎贝》、《暴雪将至》、《何日君再来》、《地球最后的夜晚》。
这是一批头脑十分清醒的制片人,他们的项目,有些是纯艺术片,有些是要有艺术性的商业片,预算从500万到5000万不等,都已规划好了投资的分配和未来的回收。他们处在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不缺钱,在国际上有地位。在他们眼里,中国电影当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老外怎么看中国市场?
“所有钱都在中国啊,都是来中国找钱的人”
邓胜:所有钱都在中国啊,都是来中国找钱的人。戛纳就两种啊,第一,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基金会给好的文艺片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对于商业片来说,我在戛纳看到的更多的是想找中国钱的人。
索南仁青加:你一说你是来自中国的,他(老外)就会说非常好,我有非常好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合作。第二句话就是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可以合作。我在戛纳听到的最多的是这两句话。
肖乾操:说句玩笑话,在很多年前,中国电影人可能更需要世界的钱,现在是世界的电影更需要中国的钱。我去制片人工作坊,好几百个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电影人,有两个细节很值得玩味,第一个是现场有中文的同声传译。第二个据我观察,不下三到四十个其他国家的电影人上台就非常直接了当地说,我们是来寻找中国的合拍方。作为中国的电影人,我是有很强烈的自豪感,这是一个国家电影工业发达的表现。即便中国电影缺席了主竞赛单元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元素还是随处可见,中国电影人和中国电影资本依然是非常不可忽略的力量。
王冀杰:我们在酒会上,或者是什么场合,很多的国外的制片人,都会主动地跟我们打招呼,聊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他们都在做有中国元素的事情,问我们感不感兴趣,问我们有没有钱。但是我也认识到不少的制片人,包括国内的在这边,他们还是更注重与故事本身。
■新人电影找资金难吗?
“钱是最不稀缺的资源,最稀缺的是演员,磕演员好难啊”
邓胜:在中国钱一定是跟着明星走的,现在好多拿着钱的项目磕不着演员的。你有演员了,那个时候的难点就是你不要谁的钱,因为大家都是朋友,你让谁投,不让谁投啊。
中国市场的火爆对于内容创造者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只要你的东西还不错,你能拿到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核心的资源,钱可能是最相对来说不稀缺的资源,最稀缺的是演员。磕演员好难啊。
但是一些演员看到一个好作品还是很感性的,如果能有人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剧本。问题就是好剧本在哪儿呢?我在满世界找故事呢。
剧本是需要花时间的,现在国内很多钱非常非常着急,总是希望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把剧本搞出来。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电影人,人家花上三年五年、六七年在写一个剧本,咱们花三五个月、六个月写一个剧本。那简单办法就是咱看看别的地方人家写六七年的故事,能不能花三五个月改成中国故事。
肖乾操:对于新人导演来说,你只要找到你故事的核心表达,它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它比较明确的商业卖点,资金不是那么难找。如何吸引到好的演员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锁定的都是在中国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实力派演员。我相信演员在接戏的过程中,价钱不是他(她)唯一考虑的因素,这个是做《白日焰火》给我带来的经验,《暴雪将至》我有信心以现有的成本(1500-2000万)请来非常好的演员。
■为什么华语片零入围?
“是巧合也是必然,华语世界整个青黄不接”
单佐龙:个人感觉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必然,巧合是大小年的原因,一些大导演没新片出来,新导演也是一样。必然是我觉得华语世界整个青黄不接,新导演没有完全跟上。欧洲的电影节和欧洲几个比较大牌的制片公司、发行公司,他们对于中国的新鲜血液是非常期待的,他们不断希望发现新人跟他们合作。
邓胜:一个电影的酝酿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的,今年没片子到这儿来,问题出在两三年前,而不是现在。可能是两三年前很多热钱迅速涌入电影行业带来的短暂问题,但愿我们这两年经过酝酿和反思,已经走出那个短暂的晕眩的状态。
今天中国电影人应该有这样一个自信,就是我要为谁拍电影。曾经很多中国电影人都是为影展拍电影的,是为了艺术拍电影的。后来大家都去为中国观众拍电影。拍更好的商业片,你不来戛纳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个片子大家看了,票房也好,口碑也好,那不比什么都强吗?但是如果有一个导演说,我拍完商业片以后,我愿意拍一个非常作者化的电影,他要更满足他自己的艺术追求,那也很好啊。
■导演都被资本绑架了?
“几乎所有的投资方都是找你拍商业片的”
索南仁青加:中国新一代的电影人,他们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当然是资金问题。因为他可以碰到几乎所有的投资方都是找你拍商业片的,都是看你的这个剧本有没有商业的元素,这个就会把很多电影人的梦想给打断掉。不过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观众正在变化当中,这是一个过程而已,会很快,一旦观众变成这种(文艺片)口味的时候,投资方也就很简单地变成这个口味。
肖乾操:近十年中国电影高速增长,资本的进入确实激发了整个市场的活力。同时资本的大量介入可能对表达上会有一定限制。中国电影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艺术与商业的磨合期,这也是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和各大投资资本处于既蜜月也磨合的一个阶段,度过了磨合期,就是平稳的时候,也是真正收获幸福的时候。
■艺术片要下跪求排片?
“方励用尊严加速了中国电影向文艺片转型的速度”
索南仁青加:方励老师他用自己的尊严救了中国的文艺片,给中国的文艺片,或者拍文艺片的所有的导演、制片人开了一条路,他加速了中国观众和电影人群从商业到文艺片转型的速度。
邓胜:方励老师下跪这件事情,不管您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对于《百鸟朝凤》的排片空间,至少在舆论场上的影响是积极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去推销我们的文艺片呢?文艺片是一个非常长尾的产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们有那么好的网络平台,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充分地利用起来呢?
王冀杰:你要是站在商业片的角度上看,文艺片的环境肯定是恶劣的,因为你排片不能比。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些捷径,比如说缩短窗口期,让网络点播先上,看不到片子的人花一点钱在网络上看,我的收益也会更好。
单佐龙:国内艺术电影还是要找准它的位置。如果我框定我的电影是这个投资预算,我对市场定位非常清晰,我们下个就是走合拍,瞄准海外市场,区域版权切割。如果我们一味想象一部纯艺术片在院线市场获得多大回报,而把它送到不应该送到的观众手里,这是一个灾难。
肖乾操:就方励老师下跪事件来说,重要的不是下跪,比下跪更值得讨论的是,他下跪而引来全社会全媒体持续的讨论,已经发酵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这是意义非凡的。有人在置疑说,这次事件可能有一些哗众取宠,或者说道德绑架的部分,但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一个发自肺腑的情之切的一种激烈迫切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