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电影现状：创作和生产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国产儿童电影《愤怒的小孩》剧照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440亿人民币，其中来自儿童电影的贡献却寥寥可数，即便是六一档期，想为孩子选一部电影，大部分是动画片，还多是外国产品。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看的中国儿童电影？和外国儿童电影相比存在哪些不足？记者在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活动《中国·荷兰儿童电影研讨会》后进一步采访儿童电影研究专家和小学教师，共同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儿童电影现状：

创作和生产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创作队伍没了 参与者热情大于实力

天津中心东道小学青年语文教师张宸琪是一位电影爱好者，出于个人兴趣和工作需要，她长期关注国内外儿童电影，并在学校成立了“影剧社”，给学生们分享优秀儿童电影。根据她多年观察，国内大部分儿童电影都是动画大电影，暴力倾向比较严重，缺乏儿童视角，局限性较强，选择余地比较小。相比之下，国外儿童电影形式较为多样，例如歌舞剧形式。她不禁感慨道，我国“70后”、“80后”的记忆中，有很多优秀儿童故事片，现在的孩子同样需要真人故事片记录下他们的欢笑，进行心灵洗涤，留下文化记忆。可如今，孩子们可以观看、能够记住的国产优秀儿童故事片却没有多少。

中国儿童电影也经历过比较辉煌的一段时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张震钦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1949年-1966年）创作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革命战争和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儿童影片。不管经历了多少年，这些作品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对现在的孩子们有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其中包含了电影的美育教育。虽然当时影片数量不多，但是质量上，包括艺术性、观赏性和思想性，还是很突出的。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党中央交给曾经饰演江姐的于蓝老师一个任务，在她60岁的时候成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由她出任厂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上世纪80年代，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范式，每年每个国营电影制片厂都要生产至少一部儿童电影，儿童电影制片厂每年要生产五部不同类型的儿童电影，所以在80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儿童电影，如《红衣少女》《豆蔻年华》《霹雳贝贝》。《红衣少女》《天堂回音》等电影在法国、德国等国家收获国际主流奖项，曾经在法国的电视台播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因为电影的娱乐性被强化，电影和商业一结合，儿童电影逐渐衰落。儿童电影不是一个赚钱的产业，更多的是奉献型的，公益性的，承担很多公益的职能，和教育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很多趋利的制片人当然就不愿意生产儿童电影。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整体中国电影受到冲击，儿童电影也随之受到影响，创作队伍散落了，原来儿童影视剧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创作人员，相应地有一个创作链条，现在很难再把创作队伍重新组织起来。

从2002年到2014年中，根据中国儿童电影学会的统计，儿童电影的生产数量并不少，一直占国产影片的10%左右。可是，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国产儿童电影却没有几部。这十多年来，虽然也有优秀的儿童电影出现，但是整体质量较低，符合时代观念的影片很少，和国际相比差距较远。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表示要重视儿童电影教育，中央发了很多文件，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仍然有一批热情参与儿童电影创作的导演一直在坚持创作，也有一批基层的电影发行人支持儿童电影。但是，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很难突破现状。”四川峨眉院线公司董事长申书凤说。

荷兰儿童电影经验之谈：

激励机制使更多资源流向儿童电影

好剧本要和儿童当下的生活相联结

题材受限、质量不高、观影人数较少，已成为我国儿童难以突破的屏障。然而在荷兰，目前发行的所有电影中，24%的份额是儿童电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介绍，作为欧盟国家，荷兰具有重视教育、重视儿童教育电影发展的文化传承，有儿童电影产业政策、政府扶持和社会资助等全面的配套措施，荷兰通过特有的资助体系和激励机制，每年都推出了许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好影片，不仅满足了本国青少年的需要，而且在许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对国际儿童电影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荷兰电影基金执行长多琳·布内坎普女士分享了荷兰儿童电影的发展经验：荷兰电影基金会大概发行了648部欧洲儿童电影，超过3.73亿观影人次。欧洲儿童电影比非儿童电影票房多卖5倍，儿童电影很容易出口到其他国家，71%的儿童电影都能够出口到至少一个外国市场。荷兰的人口一共2000万，在过去的十年中，44%的人去看电影，其中很多人的选择是儿童电影；目前发行的所有荷兰电影中，24%的份额是儿童电影。

荷兰儿童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导演丹尼斯·博茨曾经谈到，之前电影院大部分儿童电影都是由迪士尼制造的，如果荷兰开始拍摄自己的儿童电影，应该建立属于荷兰的儿童电影产业，随后他拍了一部改编自荷兰作家故事书的作品《飞翔的电梯管理员》，获得了很大市场关注，吸引了超过90万人去观影。这部电影成功后，丹尼斯·博茨继续拍了更多的电影，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儿童电影，儿童电影的市场份额也有了一定增长。

在荷兰，儿童电影导演可以得到荷兰电影基金会以及媒体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比如荷兰电影基金会从2003年开始启动了一项双年计划，电影导演提出申请，基金会负责选取其中8个计划，再从中挑出4个写成完整的剧本，最后2部会拍成电影，一部是针对4到8岁的儿童，一部是针对9到12岁的儿童。这项计划已经拍摄了6部电影，6部电影在国际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儿童电影还会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在荷兰，政府电影拨款的40%将用于拍摄儿童电影。普通电影的票价平均是8.2欧元，而家庭类电影的价格平均是5.5欧元。

荷兰儿童电影制片人哈洛·范·斯塔沃登分析了儿童电影剧本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儿童电影剧本是和儿童当下生活有联结的剧本。即使是历史故事，也能观察到当时儿童的行为跟现在的儿童有一些相似，而且我们应该选择儿童适用的语言和词汇，观众和演员才不会产生距离感。观众能够与主演感同身受，很重要的一点是，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

电影人多与学校合作，做一些教学资源的衍生品，也是荷兰影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学校，在学校欢笑、哭泣、成长，发生在学校的故事也最多、最鲜活感人，这是儿童电影创作的富矿。电影人只有投入足够时间与精力，深入学校挖掘资源，把握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灵，创作出的儿童电影才会接地气。

相比之下，我国缺乏像荷兰一样专业基金会的支持。张震钦认为，目前儿童电影普遍成本不高，甚至几十万就可以拍摄，导致影片质量偏低，不可能解决现在少年儿童的影视饥渴问题。

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人都有创作热情，但是创作实力和艺术创造性不足，和当代少年儿童真正的精神和艺术欣赏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看上去是一个艺术创作手段的问题，实则是观念形态的问题。作为创作者，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创作者应该和他们一起成长，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和他们在一起，拍出他们所需要和喜欢的影片。荷兰电影《酷小孩不哭》，看着很简单，实则涉及友谊，甚至爱情、生命等深刻的问题。影片的切入口很浅，但是它体现了人性思考，真正走入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这在我们中国儿童影片中比较少，在拍摄的角度上，如何做到“深入”又“浅出”，既能符合我们现在的主流价值观，又能符合孩子们所需要的精神成长，我们把握得不够。之前我们习惯强调发行的问题，一些人提倡建立“儿童院线”，但根本问题是有了好的作品，票房也不会特别低，需要解决的是我们如何将创作热情转化为自身的创新创造力。

儿童电影未来：

好莱坞模式不是儿童电影的唯一标准

希望艺术大家都能转身拍摄儿童电影

中国关于儿童电影创作的创新尝试并没有止步。张震钦告诉记者，去年两个活动让她印象深刻，一个是青少年微电影创作，孩子们经济条件好了，一些电影课走进校园，很多孩子尝试10分钟的微电影。从5分钟到10分钟的微电影中，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渴望和自身的创造力令人兴奋，在选材和表达当中所透露出来的细节，精心编排的画面都能够吐露他们的心声，这对专业的儿童电影创作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从孩子们当中去发现题材，发现创作的真谛，这样创作出的影片才会真正地符合孩子们的需要。另一个发行方面的活动，四川峨眉院线成绩突出，利用院线和社会爱心人士组织“成都儿童电影周”等活动，有望成为全国试点活动。

从世界经验来看，真正能拍好儿童电影的还是艺术大家，中国情况也是这样，《小兵张嘎》出自崔巍，《红孩子》出自苏里，上世纪80年代尹力导演的《我的九月》也获得了金鸡奖，陈凯歌、张艺谋都拍过儿童青少年作品。如果这些知名导演能够转过身来拍一部儿童电影，可能会改变目前我国儿童电影的面貌。全社会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都应该反省和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美育教育问题，影院不只是回收票房。

从更专业角度来看，世界上现在儿童电影创作实际上分两个路线。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好莱坞，完全是娱乐为前提的，其中包含强大的科技号召力，但它主要还是趋利的。而欧洲像荷兰、法国、德国等从文艺复兴走过来的国家，非常注重儿童的成长和人文教育，关注精神世界成长。在张震钦看来，排除其他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儿童电影走的路子是一致的。因为都是要把真善美的东西给孩子们。荷兰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以好莱坞的好恶来衡量世界儿童电影的创作。目前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孩子和社会一起成长，我们应该关注孩子身上的个性成长经历和共性成长问题，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创作。艺术有很多种，不能仅仅以娱乐为目的。在世界两大创作潮流中，我们应该坚定自己的角度，结合我们的社会实际情况，继续寻找我们自己的创作方向，归根结底，还是要以儿童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