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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上影、北影、八一厂……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些名字的亲切，不只在于它们总和一些经典的电影画面、充满魅力的明星、值得品味的电影桥段紧紧相连，更在于，自己的童年、青春、成长、思想和娱乐，也几乎都在那些岁月中和这些名字不可分割。
如今，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大背景下，这些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它们生存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如何在昔日荣光照耀下，缔造新的辉煌？
电影之魅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优美欢快的旋律，穿越了多少时空，依然在一代代人的心中回响。和《柳堡的故事》一样，《刘三姐》《五朵金花》《上甘岭》《奇袭白虎团》也已经成了经典的代名词。而长影、上影、北影、八一厂……这些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名字总是出现在电影的片头里，与那些经典的光影一起构成特定年代的温暖记忆。
北京西城区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马惠娣的家。这位以研究休闲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在写文章、外出访学之余，闲暇时间爱翻出经典老电影一遍遍回味。译制片《罗马假日》便是其中一部，这部佳作的译制导演、配音之一便是马惠娣的姨父肖南。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译制片演员，肖南为《罗马假日》《两个人的车站》《战地浪漫曲》等担任配音导演。谈到姨父的艺术成就，马惠娣总是带着深情，带着自豪。许多60岁以上的人当中，每每提及肖南，还有粉丝忆起当年他的声音所带来的激情和感动以及给予他们的人生影响。
2010年肖南逝世。新华社发稿评价他的艺术生涯说：“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中国译制片的摇蓝，肖南见证了长影最辉煌的译制时代。有观众这样评价肖南，‘每当听到他那深情声音，总能让我们热泪盈眶。’”肖南40年的艺术生涯为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会会长王兴东的编剧梦想，最初也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起步的。1974年，王兴东还是部队警卫连的一名战士。那一年，《闪闪的红星》在部队放映。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多群众堵在门口，都要涌进来看。“最后团长决定，在部队外面支起一块大银幕，两面都可以看的那种，让群众和士兵一块儿看。”
从小就爱好文艺的王兴东，深刻地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
从建国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诞生了一批影响几代人的经典之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白毛女》《平原游击队》《甲午风云》等。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有1/6左右的电影产自长影。
1975年，刚刚恢复生产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要从工农兵中选拔人才，充实到电影创作队伍中。经吉林省军区推荐，王兴东考入长影，成了一名剧本创作者。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电影从长影厂发轫，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一个小高峰。“文革”十年，电影基本处于荒废状态，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人们怀着一种文化饥渴。电影这种集音画、文学、故事性于一体的媒体形式，很自然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考入长影后，王兴东拍的第一部片子《明天回答你》，成本是30万元，拍摄条件有限，但市场发行照样赚钱，这部电影纯赢利67万元。
“那时无需考虑作品和市场的关系，国家全面控制电影生产，给电影厂下达指标任务，长影每年20多部。”王兴东回忆，当时除了以长影、上影、北影、八一厂四大厂为首的核心力量，还有西影、珠江、峨嵋等16家电影制片厂，这些厂子拥有洗印车间，意味着能生产电影。
就在长影厂丰产的同一时期，上影厂也创作了以《林则徐》、《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影片。国有电影制片厂近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江海洋是另一位见证者。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他，被分配进入上影厂工作。
当时上影厂是全国电影的重镇，每年生产故事片14到18部，最多的时候有21部。“那个时候的氛围，创作电影基本上是生产任务，有一个庞大的体系来维持生产。”江海洋说，上影的文学创作部就有将近100人，专门搞剧本创作。剧本敲定后交到生产办，厂领导下达生产令后，找导演、演员等开拍，整个运作有条不紊，像一架庞大的精密机器。
进入上影厂后，江海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自己写的：《最后的太阳》。写一些退休老年人的生活。那时社会对于退休群体的生活颇为关注。上影厂看了剧本之后觉得不错，就决定投资拍摄，当时大概投了20多万的资金。
江海洋记得，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之后，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电影是以导演为中心的，还有一个配置是制片主任，管计划和资金。“所有的钱都打到摄制组里，需要的话就去财务科拿，厂里专门有人审核，基本是计划经济，也不大会超支。”
“过去的国有电影制片厂没有发行部门。作品拍完就交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至于什么时候放，放多少场不用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过渡到按质论价，一万块钱一个拷贝，比如说这部戏我要了，要50个或30个拷贝。不管拍电影花了多少钱，要多少个拷贝就给多少钱。”江海洋说。
走入低谷
在大众消费文化并不发达的时代，电影曾经一枝独秀。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一个南方小山村的谢芸，依然记得童年时代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影的场景。揣着瓜子、糖果，搬着小板凳去看电影几乎是村里每一个孩子的节日。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在家庭的广泛普及，电影市场受到直接冲击。1993年，广电部启动了中国电影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各电影公司必须自负盈亏，面临真正的困境。
在最艰难的时期，国有电影厂甚至一年才拍摄一两部影片。厂子开始发不出工资，有的卖掉了厂房，优秀人才也大量流失。
就长春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26家商业电影院，还不包括各厂矿等单位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多数影院座位数在800到1000之间，还有专门的儿童电影院。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电影院几乎倒闭大半。
在江海洋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影厂开始走下坡路，“一走就是10年。”厂里一年也就投资三四部戏。与其他几大国营电影公司一样，“卖厂标”成为主要盈利方式。当时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有生产电影的资质，民营企业若是想投资拍电影，可以从这些厂子购买额度，审核流程通过后，挂的还是电影制片厂的名义，具体拍摄由投资方操作，称之为“卖厂标”。民营资本逐步“潜入”电影投资市场。
江海洋执导的电视剧《婆婆媳妇小姑》曾红遍全国，这部备受追捧的作品便由民间资本投资，出品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
冯小刚执导的第一部作品《永失我爱》拍摄于1994年，当时中国电影正处在最低谷时期，很多导演已经放弃了拍电影转行去做电视剧。在那个时期，一些电影院甚至变成了夜总会、饭馆。但是他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几部剧中工作过，知道观众想要什么，带着那些经验，冯小刚决定转而拍摄电影。1997年，冯小刚拍摄的《甲方乙方》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1996年3月，中央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实施电影“9550工程”，就是在“九五”期间，拍出50部优秀影片，每年生产10部。
为了扶持电影事业，这次会议还明确了增加电影专项资金的政策，将当时每张票收5分钱改为提取票价收入的5%，同时从电视广告收入中拿出3%，对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影片给予专款补助，支持电影出精品、促繁荣。这像一场及时雨，给萎靡的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机。
王兴东编剧的《离开雷锋的日子》，便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当时给的资金是1500万元，花了不到400万元，市场反响十分热烈，北京市有185万人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同时，中国电影开始走向市场，影片生产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国家对电影业的逐步开放，民营资本大量进来，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形势。
艰难转型
面临困境，必须突破。199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展土地置换，将长影老厂区21公顷土地以3亿元价格卖给某企业，同时提出“不拍赔钱片”的口号，并建设长影世纪城，一个模拟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大型电影娱乐项目。种种开发项目牵动着长影新生的梦。
对于上海电影制片厂而言，庞大的机构和高额负债令其“船”大难掉头，不得不走上精简冗员的改制之路。在江海洋看来，改制减掉了很多历史包袱，但企业要发展，要拍出好的片子，光靠改制还不行。1995年，在上影厂领导的决策下，江海洋借着上影厂的牌子，引进社会资金，成立了上海上影南国影业公司。当时厂里搞改革，先后办了七八个这样的小公司，用江海洋的话说，“这些年南国影业公司没发财也没饿死，磕磕绊绊做到今天已属不易。”
同一时期，国有电影制片厂以不同方式探索前进道路。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也是许多电影从业者心中的圣地。1999年，北影厂和其他七个广电部直属单位整合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时光飞逝，改革不断深入。今年8月份，中影、上影股份在10天内陆续挂牌上市。本次发行，两家公司分别募集资金41.6亿元和9.5亿元。所募资金用于影视剧业务营运、数字影院投资等战略发展项目。
“中影和上影的上市标志着国有电影公司的重新崛起。”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进入资本市场，意味着国有影视企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上影从一家传统文化事业单位转向现代化企业的过程。上影的目标是打造包括高端的影院经营、综合性的版权发行以及院线的完整产业链。
如果用龟兔赛跑比喻，民营企业好比是兔子，没有包袱，而国企是乌龟，背着很多包袱。通过改制解决了历史问题，又进入了资本市场，任仲伦相信，上影集团的综合实力会在未来的几年中迅速体现出来。
更多的磨合需要探索。对于在一线摸爬滚打的电影人来说，国有电影厂的体制跟现代电影业相比，显然已经滞后。国有企业实行集体决策，过程依然比较漫长。电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国有资本投资时有保值增值的规定，而许多电影投下去是有风险的，拍完后进不了院线的占大多数，导致投资时的犹豫不决。
“国有资金基本不敢投资电影，只敢跟人合作投资。但现在的民间资本不愿跟国有资本合资，民间资本只要成立一个影视公司，自己拍戏，按照程序报批审核就行，又何必找一个有条条框框的国有公司合作呢？”江海洋告诉记者。
坚守阵地
尽管国有电影制片厂在市场大潮中一度处于边缘，但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容小觑，长久以来积淀的传统和品牌，在条件成熟时必将大放异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欢迎。
在当今人人都可以拍电影的时代，传统国有电影厂对拍摄的精益求精，对社会价值的把握，对舆论的引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兴东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决战》、《大阅兵》等系列，可以说是在为国家写史，为民族立传，为人民塑像。时间会检验作品，那些流行的宫斗剧、青春片不过是过眼云烟，而这些才是十年后、百年后都能显示的历史价值。”
“一个国家的电影艺术水平是国家的脸面，我们的梦想是在市场的发展下创造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电影工业。”全国政协委员、导演陈凯歌也表示过同样的思考。民营资本也好，国有资本也好，一旦放开就是自由竞争。如今，几百上千人的大影院早已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民营电影院。开发商们将影院买下来变成商业城，根据观众的需求，修建多厅影院，将原来的大厅变成小厅，票价提高。影片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冯小刚拍摄的电影《一九四二》，被有关人士誉为“冯小刚最好的电影”，并预测它会成为第一部票房单日过亿的华语电影。然而首映日票房仅2600万元，不仅不过亿，甚至不如两年前《唐山大地震》的首映日3620万。接下来的票房效果也平平，远不如他之前拍的贺岁喜剧片。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作，都跟风去投资泛滥的喜剧、青春、综艺节目大电影，难免会让中国电影市场类型越来越狭窄。冯小刚也不由感慨，这会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将导致没有制片人会愿意继续投资一部严肃的电影。
江海洋前些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高考1977》。“当时厂长说，我们要为历史留下一些东西。下决心给了1500万元，亏了我们也敢承担，没想到它后来挣钱了！”他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并不多，国有资本真的要做到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的电影是道德的高地，还是人来车往的码头？要有清楚的定位。我们要创造时代的经典，要研究观众的喜好。”江海洋电影生涯几十年，初心不改。
“再好的社会效益、精神价值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不能孤芳自赏。之前蜚声的《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著名主旋律作品，收到观众的热烈反响，是动用了很多市场的手段，所以说考虑市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王兴东认为，国有电影制片厂应该更多占领院线和网络阵地。“现在的影院以民营为主，比如说万达在各大城市都建立了影院，他们大量放自己投资拍的片子，过去的邵氏兄弟公司，专放邵氏兄弟出的片子。而过去国营电影企业，很少有自己的院线，这是一大弊端。在网络上，一些优秀的主旋律影片也应当加强宣传营销，吸引更多观众，达到好的传播效果，让优秀的影视作品通过各种平台走近观众、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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