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集团王健林：自大的人格正是中国电影的集大成者

18日，王健林先生在洛杉矶用“尊敬的洛杉矶市长、尊敬的美国奥斯卡学院主席” 开头的那番演讲，坦白说，我完全感受不到 “尊敬”，相反看着发言稿，我真切感受到的是一个富豪举着钞票教训人的自大——教你该怎么在中国赚钱，甚至教你怎么拍电影。

“我还要（告诫）所谓的有些政治人士的观点，还要保持我的电影所谓的独立性，这个不符合商业规律。所以如果想赚钱，就研究怎么赚钱的事情，最好不要和政治挂钩。”

什么是商业规律？商业规律就是产品不该有对社会、对人的立场表达吗？商业规律就是埋头赚钱，不要关注企业所处社会的前途、所服务人群的命运吗？

不碰政治的万达今年制作、投资的是《快手快枪快枪手》《爵迹》。如果《湄公河行动》《烈日灼心》《我不是潘金莲》《一九四二》这些关涉主旋律、犯罪、维稳、民族灾难的政治主题电影摆在王健林先生的桌上，是不是在万达的生意经里就不会碰呢？

“首先我在这里声明，我完全是从纯商业的角度出发，不带有任何政治观点。因为是做商业，要挣钱的，所以我从纯粹赚钱的角度来讲，既然你看到中国电影市场未来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市场，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那么你想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去赚到钱，你就一定要了解中国观众，你就要想办法讨好中国观众。”

我举双手同意好莱坞应该更尊重中国观众，更关切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但不与政治挂钩的电影真的是中国观众的需求吗——中国观众很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比如房价高压下的生活艰难，比如入学难逼仄下的阶层固化，比如医疗资源匮乏折射下的社会分配不公，这些都是普通人该关注的政治吧。我们既然人人都身处在公共事务中，又怎能不涉及政治呢？

恐怕政治在王健林先生那里被理解狭隘了，可世界并不狭隘地去理解您说的政治——中国观众不该被您狭隘地定义了、看扁了，中国观众不应该总是没心没肺捧着爆米花、可乐去看一场闹剧、杂耍一样的电影。

诚然，我们有特殊的国情和行业管理方法，但电影终究是一门艺术，而非绝对纯粹的生意。

电影是艺术家或是艺术工作者的表达，在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观）也是一种政治，在中国如此，在世界亦是如此，不与政治挂钩的电影，不知道王健林先生理想中的电影是什么样的呢？是像影院一样无需表达的摇钱树吗？

至于中国观众，比您想的对电影有更高的诉求，他们绝非只是为了享受视听奇观或者是哈哈大笑来的，他们生活在这个13亿人口的社会和60亿人口的世界上，他们想追问一些关于自己、社会乃至国家的问题，他们想与世界共享文明——绝不止是生意。

“你想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你就要想办法讨好中国观众。”

王健林先生曾经还说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所以，您说的不与政治挂钩恐怕并不是用来讨好中国观众的吧…… 

当天王健林还用自己中国首富（最会中国生意的人）和50亿元补贴（对青岛东方影都的招商计划）的光环更进一步地在现场教训起了好莱坞——

“最近一些年，也许是好莱坞的公司过分的控制风险，防止亏损，所以创新的故事是很少，很多都是过去IP的延续，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甚至之八之九之十都出来了，我都觉得很奇怪，最会讲故事的好莱坞怎么变成一个过度重视技术和场面的地方了。是不是好莱坞不太会讲故事了？所以完全靠IP的延续，靠场面，靠技术。到中国前几年可以，现在中国人逐渐逐渐变得聪明一点了，所以就不太好骗了。”

王健林先生，您在房地产生意方面是行家，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领域的生意上，美国人一定不如您，听您教诲是应当的。可是，在用电影讲故事这件事情上我们跟好莱坞比起来还只是学生——正如您自己说的“学生怎么在这里告诉老师要提高产品质量呢”。

学生给老师提意见其实正常，两种结果，一个是老师听你的，因为学生变厉害了，不教点新本事不行了；另一个是老师不听你的，因为学生现在连这点皮毛都没学会呢，我就算是糊弄也仍然吃得开。

那么，是中国电影变厉害了吗？在奥斯卡的舞台上，咱们拿出什么能跟世界电影角逐的商业电影了吗？除了李安这位对岸的华人之外，我们的内地电影人走上过那个领奖台吗？又或者咱们近十年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有什么令世界像看到当年第五代导演一样惊喜的杰作了吗？再补一句，《活着》《霸王别姬》《红高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可都是与政治关联颇深的啊。

今年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里，有哪部国产片是能与《疯狂动物城》一样可以给不同层次观众以多层次内容享受的呢？即便是搞笑，它的技巧亦纯熟到我们必须拜服，更何况动画技术以及丰富的政治表达——不是吗，zootopia的英文名译成《疯狂动物城》就没有政治意涵了吗？还有《美国队长3》，王健林先生怕是只看到英雄群架，没看到英雄们在政治上的主义分歧，而那个主题才是这些超级英雄血肉之躯里的人性啊。

王健林先生在好莱坞面前的优越感其实代表了近几年中国电影的优越感——他和他的万达正是中国电影这几年“成功”之后自大的集大成者，这种自大感何尝不洋溢在这两年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呢？

在票补、银幕数红利掩饰之下的这几年，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在电影本体上的稚嫩根本不匹配目前直奔全球第一大市场的愿景——王健林先生亦承认，去年50亿的票补以及资本过热后国产电影的“粗制滥造”是此轮降速的原因——而王健林先生治下万达影视的《快枪快手快枪手》也恰是这一轮粗制滥造的典型，尽管或许不是年度最烂，但正是大量类似状况的糟糕国产片构成了今年被王健林先生轻描淡写的“小年”。

我们自己还没精通这门手艺，却已经自大地在别人的场子里举着钞票告诉“老师”该怎么拍电影，该怎么做中国电影的生意？这种令壹娱观察颇感惭愧的自大是哪里来的呢？是买买买的壕情使然吗？

6月的上海电影节，我们还在妄想做全球老大，在盘算还差几步。无论如何，在电影本体上的缺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基本功缺失，而这一步可能就是中国电影崛起之前的最后一公里。也正是这一步直接让我们今年的500亿目标濒临失守。

从2010年的100亿到2015年的440亿，五年的时间票房翻了两番——中国电影市场成就的巨大财富让王健林们有了奔向好莱坞的雄心壮志，甚至要买下六大之一，甚至敢高喊让上海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亏损二十年。

把一个生意做到你死我活、敌我对立的地步，真的是中国人生意经的进步吗？

电影是生意，但这门生意不是造房子，不是捂地块，这生意是文化——文化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思想的，在洛杉矶传授的万达电影生意经尊重中国观众了吗，尊重中国观众追求思考的需求了吗？

既然万达在做文化产品，就该以创作能与世界比肩的代表中国当代文明的作品为己任——这比利税、慈善对于社会、民族、国家更功在千秋。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出自《蜘蛛侠》，这部系列片正是王健林先生说的已经之八之九之十的好莱坞系列片，但就这一句台词已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长大成人，不知道是不是能滋养到王健林和他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