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追逐让电影人物缺失了灵魂 生产好故事才是唯一出路

十月将过，除了国庆档唯一的爆款《湄公河行动》票房突破十亿之外，本月的多数电影依然未能激起波澜，全年600亿票房的目标也随着年底的逼近正愈显遥远。虽有数部好莱坞大片将在十一月前来救市，但在去年中国电影票房高速增长的“高烧”之下，今年的“低烧”显得令人更加不安。

除了票补等市场手段之外，电影内容本身的乏善可陈和过分追逐IP和热门题材所带来的影片质量下降，跟不上观众审美，是业界公认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

2016年10月29日，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当代电影》杂志社、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编剧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

第五届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编剧研讨会现场

大批内地与港台地区的编剧、导演和学者齐聚，围绕着“我们的银幕主人公都去哪儿了”这一主题，对当下中国电影高速发展下内核缺失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对话。

商业追逐让电影中的人物缺失了灵魂

“中国电影现在已经被商业化的利益冲昏头脑失去灵魂了，很多电影不仅缺少深挖生活，还淹没在主观臆造和模仿他人之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兴东在讨论中指出了电影在创作中面临的问题。

电影作为一门人文艺术，对人性的关注一直是重要的命题。中国电影史上也曾有许多令人感动和与之共悲喜的经典角色。但在今日中国电影产业和票房突飞猛进、产量达到每年几百部之时，其中却鲜有能让我们记住的“人物”。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当代电影》杂志社副主编张文燕认为：“虽然我们的电影票房以极高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很多人都说我们电影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拐点。虽然目前来看，这个节点可能仍未到达，但这也是对我们的警示，如何在高票房的繁荣面前保持清醒，开拓电影创意，创造精彩人物和提升电影质量，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王兴东认为，“反观好莱坞，他们电影的核心工程就是创造各式各样的丰富人物，好莱坞的成绩也证明了打造好人物和好故事才是电影产业经久不衰的关键。而当年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奥斯卡奖时，上台后第一个感谢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杨·马特尓，可见他有多看重故事和人物的重要性。而我们老一辈的电影家也是如此，谢晋导演当年就非常看重剧本和人物创造。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电影简直是缺血、缺氧、缺魂，甚至缺德。”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也从电影产业的角度进行分析，“电影不像歌剧或者舞蹈，它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也是我们与其他国家时间差最短的艺术。而且电影本是就是一个聚焦于人、表达对普通人关注的艺术，本应该更加百花齐放。然而我们看到，当下中国电影变得不再是一门艺术，而是被娱乐主义和艺术主义主导了方向，不把人当人，这样怎么可能拍出好电影？”

对于这样的看法，香港电影监制邝文伟表示十分认同，“从《英雄》开始，中国电影就开始进入商业电影的时代，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总觉得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好电影，实际上他们烂片也很多，但是因为产量大，所以好片也不少。实际上爆米花电影并不是错误，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好自己，为观众提供有营养的爆米花。”

演员中心制不休，中国电影难行

演员中心制在当下大行其道，电影制作方已经习惯将大量的经费流向明星演员。事实上，这样的环境并非一日之寒。目前，整个中国电影市场都已充满浓重的商业化气息。

《文艺报》编审高小立指出，“随着电影产业经济的繁荣，每年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论坛。但是这些产业论坛主要面向导演和投资方，创作型的论坛很少，对于创作这样的基本面没有足够的关注。”

电影制作也变成了简单的加法，只要有“颜值鲜肉”加“热门IP”就敢乱炖上桌，而作为电影制作核心的编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甚至被边缘化了。中国电影向票房屈服，向粉丝经济屈服，向演员中心制屈服已经变成了常态，然而这样真的符合电影的规律吗？

电影《战狼》的编剧刘毅就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反例来说明，“现在的电影作者都很难自我坚持，电影好像都是卖给粉丝看的，但是粉丝真的会去看吗？前段时间新浪微博做了个调查，让用户为喜欢的明星点赞，只要连续点击三天，就可以成为该明星的铁杆粉丝。按理说，这对粉丝而言应该很简单，但是三天后结果出来，最高的鹿晗也只有2.5万的点击量，所以现在这样的泛明星化真的有必要吗？”

作为曾一手捧红《古惑仔》中一众小生的香港导演文隽来说，如今中国电影的环境也是似曾相识，“当年没有‘小鲜肉’，但是也有刘德华、郑伊健这种‘奶油小生’的说法，可是为什么那时候的香港电影好看？因为我们用好角色、好故事创造好演员。但是现在国内的情况不一样了，三千万请一个当红‘小鲜肉’还要抢，但是给编剧一百万都嫌多，这样怎么会有好故事？”

编剧汪海林则说了一个更加令人深思的情况：“《湄公河行动》的大卖让人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的希望，也很好地做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影片最后有个细节是，只有警犬的墓碑，却没有缉毒战士的墓碑。很多观众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此制作方也做出了解释，因为缉毒的特殊性，所以不能暴露。这很好，说明电影是用心做的，但是这话为什么不是由电影的创作者编剧来说呢？”

作为一门需要观众来维持生存的艺术，电影一直需要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但内地编剧宋方金认为目前的平衡已经不复存在，“目前中国电影发展进入了一个脱离艺术的方向，电影的导演不再是导演，而变成了‘产品经理’。电影制作的主要目的完全转向了盈利，电影变成了‘理财产品’，而电影的内容反而变为‘产品周边’了。作为一个表达价值观的行业，电影不应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更加关注电影的创作内核。”

而本次论坛，主办方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上海戏剧学院还为来自两岸三地的编剧赠送了宋方金的新书《给青年编剧的信》。这本书论及了中国影视的乱象和现状，也跟论坛主题形成了一种呼应。

多方出招，生产好故事才是唯一出路

参加本次论坛的不仅有大陆及香港的嘉宾，还邀请了台湾电影人担任嘉宾。过去十年间，台湾电影曾用“小清新”电影树立起自身标示性的风格，对于如何在俊美的演员和电影之间找到平衡，他们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翻滚吧，阿信》导演林育贤，他通过分享当年制作电影的历程为中国电影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十年前台湾电影陷入了谷底，很多电影人为了拍电影要拿房子去抵押，很多人也因此倾家荡产。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电影人终于找到了台湾电影的出路，就是拍电影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当时拍《翻滚吧，阿信》的时候，不仅需要演员坚持六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我们也要六个月打磨剧本，最后大家都坚持下来了，这才有我们最后的成功。”

事实上，不仅台湾电影的成功给我们启发，韩国电影在新世纪也是精彩纷呈。

上海戏剧学院的石川教授就用韩国十年前大火的《汉江怪物》和今年的热门僵尸片《釜山行》举例，“虽然相隔十年，但是两部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处。为什么都能成功？是因为它们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虽然怪物片是从好莱坞学来的，但是它们只用了好莱坞的类型化生产，关键的内容还是本土化的表达。所以电影里你看到的虽然是泊来的僵尸，但里面的英雄还是东方化的英雄，就容易引起更多的共鸣。”

无数海内外成功的案例都在向中国电影传达着“内容为王”的电影创作铁律，而实际上当我们转身回望时也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市场也给出了同样的反馈。

电视剧《小别离》一经播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讲的都是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有血有肉的故事。

该剧的编剧何晴也出席了论坛，她认为，“一部好作品一定有好人物，通过人物才能构架一个好故事，这样才能创造出观众喜爱的好作品。”

对于当下消费主义的电影创作大环境，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建强教授也用“维度理论”做了总结：“只有坚守电影的艺术本性作为影像维度，以及电影艺术家的心灵存放作为情感维度，才能宣示电影艺术的精神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