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电影在用喜剧讲一个悲剧

《驴得水》的公映，是国产电影在创作上的一次拓宽，是严肃题材的一次胜利。这部让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的作品，让多数观众都敏感地觉察到了，电影是在用喜剧的形式讲一个悲剧——它的悲剧核心是讲述文化人的命运。

电影在用喜剧讲一个悲剧

远离城市的山村小学校，四个怀揣共同兴学梦想而性格背景各异的老师，以一头驴冒充第五个教师，来解决挑水与经费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教育部特派员，努力完成指鹿为马的不可能任务。

电影《驴得水》将故事背景放在抗战中的四十年代初，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多少给人一点迷幻主义色彩。这个故事的严肃性与批判性，也遭遇了开心麻花式的喜剧与娱乐时代的营销，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化学反应。如同该片的宣传语所说，“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部让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的作品，多数观众都敏感地觉察到了电影究竟在表达什么——它是在用喜剧的形式讲一个悲剧。当然，它的悲剧核心是讲述文化人的命运，知识分子更容易从中接收到一些信息，他们也会从影片中获取两种感受，一种是痛快，一种是屈辱。

强权击碎知识分子的尊严

不妨从片中的四位老师说起。这四位老师，是四个文化人，基本代表了文化人的四种形象、四种风格。孙恒海是三民小学校长兼国文老师，他是学校的权力人物，为了保住学校并发展当地教育，他周旋于上级领导与下级同事之间，用妥协与牺牲来换取生存；张一曼是会计兼数学老师，外在风情万种内里单纯如一，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却在一个不尊重女人的环境中受尽屈辱；裴魁山是教导主任兼历史老师，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的形象如同历史一样常翻脸不认人；周铁男是自然科学老师，教着最不受重视的课程，有着男孩式的盲目与天真，想要凭借自己薄弱的力量来捍卫道德的底线，但却在子弹擦脸而过的热度震慑下，弯下了膝盖。

三位男老师中，周铁男最让人心疼。他穿着整洁的衣服，不像其他二位男老师那样，有着不同程度的猥琐，是个气质安静的人物，但只要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总是他。周铁男代表了几个时代以来人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保持优雅洁净生活姿态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在邪恶黑暗的环境中，用自己内心微弱之光燃起公众希望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在谎言遍地勇敢揭穿皇帝新衣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些，周铁男都做到了，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坏时代，是没有好运的，但他们认为正义会战胜强权的时候，强权的子弹毫不留情地射出，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全部击溃。周铁男在惊觉自己逃脱了特派员的子弹后，弯膝跪地抱住特派员的大腿，只求活下去，这让人心头凛然的一幕，也使得观众无力对周铁男的做法有批评之心，因为不忍，不能，当知识分子的命运只剩下“活着”这两个字的时候，没人有资格要求他们继续当烈士。

荒诞时代不允许理想主义存在

电影里的民国小学，构成了一个小社会。特派员和铜匠的闯入，打破了这个小社会的宁静。特派员带来了权力与金钱，铜匠则带来不安与动荡。这两个人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也恰恰验证了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和底层人打交道时的软弱与无力。学校的老师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想招到更多一点的学生，把校舍扩大得更大一点，能按时拿到自己的薪水，这是他们的全部理想。他们是虚构了一头驴子冒充老师来领取一份经费，但这只是理想主义旗帜上沾染的一点小瑕疵，这个瑕疵因为特派员与铜匠的介入，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不允许有理想的存在，哪怕是远在偏僻一隅的小小学校，也要将那点理想主义赶尽杀绝，这是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悲凉的地方。

民国小学校是一个密闭环境，在这个密闭环境下，人性的多变与阴暗得到了充分的曝光与展现，但最后，学校的几位老师在经历了一番精神上的凌辱与折磨之后，内心之光还是战胜了外部环境的残酷，在一切结束之后，校长依旧在例会上伸出手，向同事们发出“聚个气”的号召，两位从良心地狱中走出来的男老师，还是毅然选择了把手掌与校长叠在一起，继续坚守把学校办好的理想——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尾，尽管观众会对他们两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抱有怀疑之心，但作为一部文艺作品，《驴得水》还是在价值观上提供了解决之道，它强行把一个走向绝望的故事，拉回了有点儿希望的轨道，也让观看这部电影内心会有些不舒适的观众，找到了一点自我安慰。它让人相信，坚守理想的人总会得到回报，哪怕在这个过程中，要付出许多不能言说的代价。

从技术层面看，电影《驴得水》不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因为它的舞台范儿仍然明显，电影感还是不足。但它的公映，却是国产电影在创作上的一次拓宽，是严肃题材的一次胜利。能促进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并顺利公映，也算是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理想的一次坚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