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以“拐点”与中国电影“大变局”为主题发表演讲

日前，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第三届浙江青年电影节。新电影论坛上，以“拐点”与中国电影“大变局”为主题发表演讲，从资本层面、创作层面、观众层面，电影美学等角度剖析了互联网对中国电影的改变和影响。

今天，我也给大家来一个标题党的题目：“拐点”与中国电影“大变局”。大家知道，拐点论，现在是当下中国电影的一个最具争论性的热点。在长春，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上，从管理层领导到电影业界的大佬，他们并不认为当前中国电影增速放缓并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拐点。他们强调，电影业界不要发生战略误判，战略误判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很多民间，特别是自媒体的声音，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强调拐点就是拐点，不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当前中国电影增速放缓到底是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拐点？

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明确，坚持认为并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拐点，而是中国电影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拐点。就是说，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的危机和矛盾，所以中国电影必须整体性向质量式、内涵式的方向发展。我个人一直以为，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对电影业内人士、专业人士而言，并不是一件什么令人纠结的事情。纠结的是资本，资本很焦虑，因为他们刚刚进入这样一个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领域来进行这种资本运作，来进行项目运作。通过电影作为项目、工具来产生它的金融新产品，来进行一系列的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电影业内人士、专业人士可能根本看不懂这种资本运作及其奥妙。电影业内人士，包括我自己，虽然还是有一点担心，但是不像资本那样焦虑。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我在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没有达到三百亿的时候，曾经提出要适当适时适度降低中国电影发展速度，给中国电影尤其是创作创造一个缓冲的机会，来着力提高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质量。在2015年8月份，热热闹闹的红红火火的暑期档以后，我提出了中国电影真的是到了某种拐点。大家想想，2015年度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的增长，2016年一季度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速度，已结远远超过了中国电影的支撑能力。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中国电影的有效资源，很难可持续的维持这样一个高增长，强力维持很可能是得不偿失。我们也不能把这样一个高增长，来作为评价、衡量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基本评价的依据。所以在有关领导到我们中国电影家协会调研的时候，我就明确提出要实时地降低中国电影发展的速度。我的这个观点一开始认同的并不多，但现在已经更多地被大家所接受。遗憾的是，我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性降低发展速度的机会。当前，由于中国电影各种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增速放缓乃至下降。因此，如果说中国电影有拐点，应该是是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一个拐点，对此我们确实要有一个清醒的战略研判。

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地去面对我们的结构性矛盾，去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结构性优化，让中国电影生态更加优化，更加具有可持续性，那么中国电影发展就有可能从中国电影产业的黄金十年转化为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十年，创作出更多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和美学品格的作品。中国电影发展，则有可能出现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新景观，新形态，新业态。

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是探讨互联网、网生代与中国电影新力量。其实，讨论中国电影有两个参照系，或者说维度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是互联网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种变化，而且很多变化都是过去时代我们没有碰到过的，需要我们用新思维、新观念、新手段、新方法和新措施去有效应对。因为互联网对中国电影的改变，远远大于美国电影。原因是美国电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工业体制已经非常完善，产业链也非常完整，产业结构也已经成熟。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大家仔细想想也就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它的这个可塑性、可变性是非常大的。

互联网对中国电影的改变和影响，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比我有更多、更深的感受。中国电影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面，都遭遇到互联网的不断冲击，不断改变。适者生存，有效对接、匹配互联网、互联网思维及其与互联网相关的一切的一切，也将会改变中国电影的体系，改变每一个电影人、每一个电影公司的命运和发展。

关于好莱坞，我有一句话：一切好莱坞都不是纸老虎。2012年，我们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电影新协议，2017年是一个时间窗口。我们的电影市场开放度要进一步加大，那么面对好莱坞的进一步强势进入，中国电影能不能经过强身健体成功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一步挑战，通过有效博弈获得更多、更大的主动权，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巨大的挑战。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好莱坞继续形成强大压力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而这种结构性调整，事实上从去年以来已经悄然发生，只不过我们自身有点盲目乐观没有敏感的意识到而已。

从资本层面而言，尽管中国电影现在增速放缓乃至下降，有一部分资金撤退，但是大多数的资本仍然不愿意撤退，因为相对于其他行业，中国电影的发展的空间、赚钱的空间，比其他行业还是要大。但是，中国电影躺着也能挣钱的时代恐怕已经成为了过去时。从公司层面而言，都在做战略性的调整，华谊也好、光线也好、博纳也好、阿里巴巴影业也好，都在做战略性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光线人员减裁，把这一部分人员转移到VR、AR等等这种新技术，因为VR、AR这样的新技术，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很大。

未来三到五年，我认为中国电影将会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电影公司层面也将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是大变局：那些具有强大的资本支持，具有互联网思维，匹配互联网发展模式，同时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力和完善的传播体系的公司，将会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性的力量。

从创作层面而言，我们今天看到，不断出现和更新的各种电影新力量，甚至“新新力量”，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思维。我自己搞了三十多年的电影，自以为是一个专业电影观众，每年看三百多部电影。但是，好多影片的主创真的是我以前不熟悉的人，这些电影新力量确实是在改变中国电影的生态和格局。特别是众多跨界，对原有的中国电影基本格局或者说基本盘而言，无疑是增量。为什么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跨界的力量作为一种增量，能够推动中国电影形成新的格局——这也是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变量。

从观众层面而言，90后观众正在逐步取代80后观众成为中国主流电影市场上的主流观众。00后观众也正在崛起——我闺女是2001年出生的，她经常跟我说，80后90后已经是老一代了，现在是我们00后们的天下。90后观众、00后观众已经有新的成长背景，有新的文化观念，以及新的文化消费需求。他们对类似于日本动漫文化和美国的科幻文化非常熟悉，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思维基因。当前中国电影增速放缓乃至下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下电影创作跟不上电影观众的变化。比如很多青春片还是延续过去的模式，没有新的拓展，因此更年轻的90后观众、00后观众就不买账了。我们如果不去关注新的变化，我们很可能就失去跟最大群体观众的对话。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新观众群体，我们拿什么样的创作去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对话并且形成良性互动？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最本质最内在的力量就是中国电影与我们本土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群体情感上的亲近，以及亲近基础上的有效沟通、良性互动。好莱坞电影科技力量再强大，它无法建构与中国本土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群体情感上的亲近与互动。

电影美学也是这样，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问题，这是电影理论大师钟惦棐先生反复强调的观点。包括我们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出现在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而恰当的时机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我们呼吁建立艺术院线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由于整体性的银幕数量有限、产业空间有限，因此一直停留在呼吁的层面。现在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实质性的成果，虽然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艺术院线。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这样一个艺术电影的平台，这样一个渠道和出口。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培养足够量的，能够进电影院自己花钱去看艺术电影的观众群体。年轻观众群体如果真的像他们平时说的那样花钱买票进电影院看艺术电影，哪怕一年一次也就够了。如果是没有足够量的观众的支撑，那么全国艺术电影联盟仍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艺术院线在中国不可能说一夜之间就能建立起来并且良性运作，可能会有两到三年的艰难的过程。

总之，中国电影确实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拐点说及其争论。我们确实要充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还可能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进行我们自身的调整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结构和变化。我们的电影高新技术，电影工业化水平提升与电影工业化体系完善，包括我们的电影研究、电影理论批评也必须适合和顺应这样一个变化，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话语权。总之，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网生代时代，在中国电影这样一个结构性调整中，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旁观者，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看客。只有顺应这个时代，或者按照互联网的话语说，只有匹配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个人是如此，整个中国电影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