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脸”是一个窗口,那么透过这扇窗,应该看到在“脸”背后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社会急功近利,“看脸”也好,“不看脸”也罢,如果把电影当作艺术产品,角色一定比脸更重要。
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年底贺岁档就将开战,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进入收尾阶段。截至10月31日,电影票房仅达到388亿元,与年初预测的600亿元目标相差甚远。中国电影业如何发展?类型化电影该怎么拍?资本对艺术创作有何影响?青年导演应该是“穷养”还是“富养”?电影要不要“看脸”?针对这些话题,日前在央视电影频道《今日影评》举办的论坛上,众多业内专家各抒己见。
拍摄,玩套路有错吗?
11月3日(美国时间11月2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2届中美电影节上,被称为“2016年电影市场强心剂”的《湄公河行动》斩获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制片人3项大奖。这部由博纳影业集团出品的警匪巨制,如果不是由林超贤编剧并执导,而是按照常规的警匪动作片套路来拍,其结果恐怕不容乐观。《湄公河行动》的完胜,可谓是既玩了电影套路也没耽误突破和创新。
“套路”绝非一个陌生词,电影发展至今,已经演化出很多成型的创作模式。这些“套路”对于观众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同时,也让电影陷入千篇一律的境地。
近年来,人们在观影过程中发现许多电影似曾相识,某个情节一出现,就能立马猜出后面的故事走向。比如,爱情片中男女主人公初遇一定会争吵,紧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热恋,最后陷入撕心裂肺的感情纠葛;在动作片中,一般主角无论中多少枪、挨多少刀都不会死,还能拍出好几部。
对此,影评人苏岑提出了拍电影不能“玩套路”的观点。她认为,电影打动人的是情感,让人叹服的是情怀,如果电影能够把情给抓住,有点“套路”也能忍,最害怕的是只有“套路”没有感情,作品就失去了生命力。
导演爱“玩套路”有错吗?
在编剧王力扶看来,“套路”只是技术标准,说普通话的人说的道理不见得普通,“套路”并不影响电影具有自身的创意和思想力。北京电影学院教师、香港电影研究专家叶航认为,“套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好莱坞电影和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套路”普遍存在于电影工业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但“套路”只是技术标准,是电影标准化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艺术规律和创作模式。
在叶航看来,类型电影的突破,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思想。一部好电影应该拍成观众“熟悉的陌生人”,“熟悉”就来自于“套路”,而“陌生”则来自于对思想内涵的挖掘和创新。
演员,颜值很重要吗?
当下电影产业存在“颜值崇拜”的不良倾向。一批高颜值青年人气演员活跃在大银幕上,大批粉丝热切追捧,而主打“高颜值”的电影也应运而生。从投资方到发行方都偏爱有“颜值”的片子,它们容易融资,好做宣发。但市场上也确实出现过有“颜值”的片子没有拿到相应票房的情况。于是,电影要不要看脸、要不要看重颜值的话题也成了业界争论的焦点。
执导《谁的青春不迷茫》的青年导演姚婷婷认为,演员颜值高只是影片的一个卖点,可以凭借一时的话题性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但观众不会一直为徒有外表而没有内涵的作品埋单。她表示,在挑选演员时,会把演技排在第一位,智商、情商排第二位,颜值则排在第三位。
“真正能留住观众心的,还是精彩的故事情节和过硬的艺术质量。”在姚婷婷接触的众多演员中,有很多人不重视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却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对演员的表现力是有所折损的。”
在影评人藤井树看来,片面地认为只要是高颜值的小鲜肉、小花旦出演的电影就一定不好看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除某些天赋异禀的人以外,大部分演员的演技都需要一个从量到质的提升过程。一些实力派演员一开始也是因为高颜值而吸引观众的目光,但经过长期的锻炼、生活的积累和自身的努力,实现了演技的精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提出,演员的“脸”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表现的载体,演技和“脸”无法剥离开,演技和“颜值”结合好,对电影推向市场、走向观众、吸引消费有直接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则认为,电影是文化、是艺术,而“看脸”和所谓的娱乐化大大降低了电影本来所具有的提升思想内涵或者渲染人心的作用。
电影该不该“看脸”呢?
如果说“脸”是一个窗口,那么透过这扇窗,应该看到在“脸”背后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社会急功近利,“看脸”也好,“不看脸”也罢,如果把电影当作艺术产品,角色一定比“脸”更重要。
导演,“穷养”还是“富养”?
曾几何时,为了筹备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年会,冯小刚、尹力、滕文骥等一干著名导演到处“游说”,现在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各行各业大量资本的进入,使得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不再为拍片发愁。而在资金极其充盈的情况下,青年导演应该“穷养”还是“富养”的话题也上了头条。
如果把中国电影比喻成“母亲”,青年导演就是她的臂弯中未长大的孩子。过去,要想做导演,必须从场记打杂等底层慢慢做起,经过多年磨砺才能独当一面。而现在熬磨的过程可以减免,只要能筹措到钱,理所当然就可以冠名导演。
周星认为,大多数导演本身都经历过从“穷”到“富”的过程。对于青年导演,与其说要“富养”,倒不如说是“孵养”。在他看来,导演的精神创造要始终保持艺术性,无论穷富都不能改变对艺术的追求,否则即使有再充裕的资金,依然做不出好电影。
作为一名青年导演,《喊·山》导演杨子表示,在成为导演之前,他觉得导演应该经过更多的摔打和磨炼,即所谓的“穷养”阶段,而成为导演之后,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为创作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也即是“富养”。
《青年导演手册》执行主编曾念群认为,“富养”不一定能得到好的产出,反而是“穷养”能达到锻炼心智的目的。自媒体人李星文也表示,中国青年导演最缺的正是“挫折教育”,大人物是在逆境中产生的,只有磨炼其意志,才能促进其成长。
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周星认为,“富养”应当是一个文化政策,和当前越来越富强的国情相契合,时代在变,电影创作的需求也在变,应该为青年导演营造好的环境,让他们把心中的电影理想表达出来。
现实是,无论是“穷养”还是“富养”,不得不承认,青年导演自身的学习与进步才是其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青年导演初出茅庐,面临诸多困难的同时也亟待更多锻炼和磨砺。“穷养”也好,“富养”也罢,只能起到一个外因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自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