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直播分电视台直播流量 电视人该做点什么？

电视台在录播，“网红”在直播——这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今年8月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当时她随一个媒体团去非洲，其中既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老兵”，也有“网红”。当《焦点访谈》栏目组开始录制采访时，一个“网红”立刻拿起手机进行直播。敬一丹不由感叹，直播已不再是电视台的专属。

当互联网使得直播不再有门槛，当人人皆可直播，电视直播会画上句号吗？未来的直播又会走向何处？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两次直播大不同

1997年被誉为电视直播元年，2016年则被公认为是网络直播元年，相隔19年，两个元年、两次直播有着极大的不同。

敬一丹把传统电视时代的直播概括为“有大事才直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黄河小浪底工程截流直播、2003年的抗击非典直播莫不如此。

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回归全过程长达72个小时的直播被视为电视直播的起点，至今被学界、业界所津津乐道；而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播11天的《抗击非典特别直播报道》，及时传播人们关注的信息，消除公众疑虑，成为很多人的定心剂。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也指出，19年前起步于香港回归的第一次电视直播是以新闻为导向的，建立在人们对大事件的巨大期待及填补信息空白的基础上，解决的是信息的“硬需求”。而19年后的这次网络直播则是娱乐至上，为的是填补人们的无聊时光。

吃饭可以直播，睡觉可以直播，跑步可以直播，连发呆都可以直播——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直播不再受到时间、地点、内容等种种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小普的话说：“今天的直播跟以往程式化的直播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走向生活，接近百姓。”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网络文艺研究会会长尹鸿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总结道，两次直播的传播对象和功能都有所不同：电视直播更多是新闻功能，而网络直播更多是娱乐功能，因此在内容上，受商业利益推动的网络直播不会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大事件，而是一些个人化的、生活的、垂直化的内容，可以说是电视信息过滤之后的一些补充。“网络直播对观众的注意力有所分散，但并没有跟电视直播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栾轶玫从互动的角度解读了两者的不同：电视直播的互动为了实现传播反馈；而对网络直播来说，互动本身也成为一种传播内容，贯穿在整个直播过程中。

直播应该是“现场+同场”

中国投资咨询网最新发布的《2017—2021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15年，国内网络直播市场规模约为90亿元，网络直播平台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

随着直播门槛的降低和交互方式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受众接受并喜欢上这种新形态，在网络直播“野蛮生长”的势头下，电视媒体又该如何应对？

北京新媒体集团总经理金鹏十分看好直播这块大蛋糕，认为未来将是“全民直播的时代”。北京新媒体集团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在视频直播领域布下的重要一子，成立半年多时间一直试图借力互联网强大的流量优势助推新闻视频资讯的传播。其打造的以直播和资讯视频为核心的互联网产品“北京时间”强调差异化，24小时直播紧随“北京时间”主题，每小时进行热门资讯盘点，青春女主播即时播报最热资讯，而其他时间则动态播出自制节目与大数据推荐的全网热点视频资讯，以形成高黏性的伴随式收看体验。

白岩松建议在“广泛移动”的时代，电视可以设置一些新的、带有移动直播色彩的小栏目，哪怕只有2—4分钟，也可以成为跟观众的“固定约会”。比如在他的节目《新闻1+1》结束后做两分钟的直播，为错过节目的观众提供最精华的内容，或回答观众提问。“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如果只闷头做自己的，就失去了彼此庞大的腹地和支撑。传统媒体不应该拒绝新媒体，而是应该更好地做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颜梅认为，直播应该是“现场+同场”。网络直播对于电视直播的最大启示在于，通过平台化使不同的受众群体到达现场并提供各种视角。“我们应该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及时和观众分享，给他们带来更优质的、同时在场的现场感和互动感。”颜梅谈道，这也意味着传统电视人要直面挑战，在速度、深度，在传播立体化的广度上实现突破。

网易副总编辑田华认为，如何充分享受技术红利，学会利用智能分发等新技术是传统媒体必须要恶补的功课。“我们要通过技术手段更精准地找到我们的用户，把最有用的内容传递给最需要的人。”

直播元年也是末年？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时下以“网红”为代表的网络直播的前景，业界并不十分看好，不少与会嘉宾提出，随着政府管控收紧，网络直播将迎来一次大洗牌。

香蕉计划体育首席执行官段暄认为，“网红”霸屏的状况很快就会过去，真正的直播将是PGC（专业生成内容）的天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唐铮也持同样的观点：“未来能够存活的还是有价值、有品质的内容，而不是那些仅仅为了满足窥视欲、迎合低级趣味的‘狂欢式’内容。”

在白岩松看来，“直播什么”无论对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而言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受众能否长期对你的内容产生需求，如果不能就难以持续发展，那么元年也就是末年。”白岩松认为，直播接下来一定会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包括画面、语言等诸多方面的提升，并且在内容层面取而代之的将是“硬内容”。“目前的网络直播内容还没有体现出‘硬需求’导向，依靠技术、草根、利益搅动的‘网红’直播已经到了冬天，在‘人人可直播’的条件下，如何为受众提供持续的、契合其需求的内容，值得大家思考。”

尹鸿谈道，技术给我们带来无限可能性，网络直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去媒介化”“去边框化”“去社区化”，把我们所处的狭小房间的门窗、墙壁、社区全部推倒，展现了没有边框、不加修饰的真实人生。“直播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但最终技术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真实鲜明、更有创意的直播一定会到来，这是技术带给我们的机遇。”尹鸿认为，认识到直播的价值之后，以电视人为代表的专业内容生产者将加快拥抱新技术，把专业化的内容向互联网平台渗透、延伸，并尝试更多在传统的电视框架中难以表达的内容，而基于网络直播平台的草根、原生内容也会经过一个过滤的过程，逐渐走向规范。

“团队、内容的专业化和网生内容的规范化将是直播的两大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勇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