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电影《长城》是张艺谋的工业试验与创作博弈

随着《长城》的上映，张艺谋及其电影再次成为电影评论的风暴中心。

作为第五代的佼佼者，中国式大片的开启人，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张艺谋多重身份的交叠使其在文化舆论场中的位置倍受瞩目，甚至无形背负了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这种全能印象也招致了观众对《长城》的落差批评，但事实上《长城》作为一次合格的向好莱坞工业借水行舟的试验，无疑是张艺谋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次创作博弈。

新世纪以来，华语电影工业版图重绘，进军好莱坞的华人导演屈指可数，张艺谋是大陆第一位与好莱坞达成A级商业类型片合作的导演，《长城》也是迄今体量最大的中美合拍电影。

作为传奇影业筹备了7年的项目，英文剧本署名五位作者，七易其稿，实拍三年，团队里有超过百位的奥斯卡级别的获奖者和提名者，特效更由顶级的“维塔工作室”和“工业光魔”协助完成。

作为中国电影人才和资本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次深度合作，《长城》更像是张艺谋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语境下深入好莱坞体制的一次探索。制片权力和文化输出的主动优势成为中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持续博弈的焦点。

张艺谋在《长城》中被压制的创作权力使其区别于以往的作者身份指认。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大幅限制导演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城》作为一线好莱坞的重工业产品，本身又是去个性化的。个人的美学旨趣需要在严苛的制片人制度内寻求突围。

张艺谋也坦言在制片过程中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有限，《长城》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好莱坞工业产品，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承载中国文化和价值输出。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影片叙事层面的艰难对接，西方视角、故事简化、人物性格缺少弧度、价值观压缩、风格元素奇观化等都是本片招致批评的原因。

但在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张艺谋依然在好莱坞的框架内对集体意志与个人价值、男女主角的情感势差以及中国精神之于人物性格的呈现作出了平衡和提升。同时张氏影像风格在《长城》中仍清晰可辨。

影片将东方人工奇迹与西方魔幻类型相嫁接，张艺谋在怪兽片的框架内与好莱坞讨价还价，尽可能多地配置填充精奇的中国元素，承续了中国风表达，虽被部分观众苛责为“团体操”奇观，但影片所呈现的中国景观也不再是纯西方视点下的想象。

影片借助长城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舞台，展示出科技感十足的古中国特种部队、奇巧的冷兵器战争场景和颇具视觉压迫性的饕餮兽群，从工业技术指标和视觉效果呈现来看，无疑是近年华语电影最突出的一次国际化尝试。

事实上，叙事薄弱和高度奇观化是高概念电影的一大“原罪”，本质上是高概念电影在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传播中，文化势差和资本风险所致的保守创作行为。高概念电影力争在文化折扣最低的代价下尽可能的打通市场，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不是高概念电影的必备要素，艺术创新也不能作为其唯一评价指标，这是文化工业的普遍矛盾。传奇影业近年出品的怪兽电影代表作《环太平洋》和《哥斯拉》在剧作和风格上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指摘。

即便如此，高概念电影仍是当前电影经济和文化输出的最强载体，也是国家电影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放缓，电影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亟需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实现向质量型增长的过渡。

近年“中国式大片”式微，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好莱坞大片已然占据国内主流市场，中国电影仅仅依靠中小成本的“黑马”创造票房奇迹并非长久之计，中国电影产业想要建立完善的电影工业模式，就必须保证本土高概念电影的竞争力和传播力。当前中国电影尚无法连续产出高品质的特效大片以供给本土市场，更遑论国际市场传播。

在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大环境下，《长城》作为中美电影合作的风险案例，也是中美深度合作的第一部超级大片，由中方主创直接向好莱坞取经，其价值更在于向好莱坞借鉴工业体系、制片模式和技术标准，如市场反应良好，将有可能推动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在重工业层面的持续交流与深度合作，进而提高整个华语电影的工业水准，成为重建中国大片模式的契机。

《长城》作为好莱坞主导的产品，电影中英语对白过半，全球化的市场定位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前中国电影因文化和语言上的结构性障碍，与海外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的对接是短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卧虎藏龙》和《英雄》之后，华语电影在世界主流市场的影响力持续走低，更缺乏进入好莱坞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持续将中国作为超级英雄获得神秘力量或是后冷战科幻对垒战场的景观想象，甚至推出“中国特供”版来讨好市场。

在此背景下，《长城》借助好莱坞体系植入英语创作，让东西方文化话语体系在电影中直接对话，减少与外国观众的隔阂，寻求共同认可价值观的努力，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电影基本摒弃了中西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和对抗，在好莱坞叙事法则的主导下，尽可能的通过中国元素来影响叙事，尝试进行价值观的反向输出，试图以“信任”为立足点在中西方文化间找到普适价值认同，以牺牲对抗贪婪。

“减法”操作虽然削弱了剧作张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了中国集体主义美学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的对接，这种主流价值观的交流、融合和输出，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长城》可以说承载了中国电影海外文化传播的探索意义，影片将于明年初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上映，令人拭目以待。

中国电影市场良好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好莱坞主动寻求《长城》项目合作的直接动力，当前《长城》的市场表现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其结果必将影响到中美双方电影工业和文化合作的后续走向。

创作层面的博弈对应的也是电影工业和市场的博弈，中国电影面临对好莱坞进一步开放的严峻挑战，中国电影产业也将进入全球电影市场格局的竞争，如何在与好莱坞的对垒中保持本土电影的创作优势和市场份额将是未来博弈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对的是，《长城》在中国已成为今年贺岁档首个热点事件，针对张艺谋及其电影的批评狂欢也再度降临。新媒体评价的两极分化掀起了各方舆论的混战，批评声中不乏建设性的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情绪化、片面化的吐槽，甚至溢出电影之外，缺乏对影片本身科学化、专业化的客观认知。

《长城》是一部有中国电影人和电影资本介入的“好莱坞电影”，其本身并非“张艺谋电影”，基于对张艺谋过往个人化电影作品的认知而对影片做出纯负面的判断，以及无视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现状对影片一味抨击贬低的言辞，在喧嚣的市场化背景中显得尤为错位。

电影批评应当在适当的历史和美学坐标系内给予电影合理的评价，任何非理性和无逻辑的情绪宣泄都无助于中国电影的进步。这也暴露出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推进电影产业升级的同时，建立起对发展中电影工业和相应产品的新评价体系。只有理性负责的电影评论，才能对中国电影尤其是本土高概念电影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