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行业困局之天价片酬，怪“小鲜肉”喽？

在内容品质不能有效保证的情况下，大牌明星就成了作为生产端的投资出品方的救命稻草，尽管这根稻草救不了出品方的命。

两会期间，很多业内人士也对“小鲜肉”的天价片酬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强调这些“小鲜肉”不应该获得那些令人咂舌的天价薪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围绕天价片酬的争议等问题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背后自然有着多层次的结构性成因。

在讨论天价片酬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理清为什么“小鲜肉”会成为问题。众所周知，支撑“小鲜肉”崛起的主要文化消费群体是90后、95后甚至00后等几乎完全在互联网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迅速占据了原本是“大妈”——他们的上一代所把持的电视剧消费主体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由于90后、95后甚至00后等一批批年轻人不断登上社会的舞台，为了照顾和适应他们的文化消费习惯，电视剧的媒介形态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从传统的“先台后网”（即电视台先播出，视频网站后播出）到“网台同步”，再到时下的“先网后台”，电视剧不仅不再从属于电视，就连电视本身的媒介形态也在这一波时代浪潮中发生着几近颠覆性的变迁。

在这个逻辑上，“小鲜肉”从年轻人手中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一步步登上过去由成年人掌控的电视屏幕，就已经顺理成章。因此，“小鲜肉”本身并没有原罪，这确实无可指摘，因为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争议的焦点在于天价片酬问题是否是“小鲜肉”所独有。事实上，对于我国的影视行业而言，天价片酬问题早已经是一个全行业的普遍性问题，不仅仅是90后、95后甚至00后所喜欢的“小鲜肉”，那些“大妈”们迷恋的“老腊肉”同样也都有着令人惊愕不已的天价片酬，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当前中国影视行业自身的结构性困局。

早在1999年，全国34家省级综合频道全部完成了卫视“上星”，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市场化浪潮自那时起彻底拉开了帷幕。2002年，电影领域也开始了院线制改革，中国电影的票房门槛也在不到十年内就由十亿级迅速提升到百亿级。影视领域在世纪之交的改革初衷，就是想通过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来为当时停滞不前的广电领域带来活力，这其实也是标准的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

然而，在短短的十余年过后，我国影视行业的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当年的囊中羞涩相比，在今天一部电影、电视剧需要投资几个亿，一家卫视每年有上百亿的开销，已经是太过家常便饭。这同时也构成了新的困境，一部电影、电视剧的几亿成本和一家卫视的百亿规模的运营压力，使得我国影视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烦恼。

在这种行业格局下，我国文化娱乐工业总体水平低下，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弊端被最大程度的放大，尤其是在对于影视作品最为重要的内容方面，尽管这十余年来涌现出了大量优秀影视剧集，但相对于每年的总体影视作品产量这个基座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那么，在内容品质不能有效保证的情况下，大牌明星就成了作为生产端的投资出品方的救命稻草，的确，如果再没有大明星压阵，几亿的投入就可能血本无归；而在院线、电视台等播出、放映端，高企的经营压力，自然使他们将上座率、收视率视为生死线，尤其是电视台，一旦收视率下滑，影响与之绑定的广告收入，就将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这个意义上，大牌明星的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价砝码，在当前的行业现实下，他们几乎成了生产端，播出、放映端能够抓住消费端的唯一抓手。很自然，“小鲜肉”，就在“老腊肉”之后，同样获得了已尽荒诞的天价片酬——这不过是中国影视行业的结构性困境的一个最表层表征。从世纪之交到此时此刻，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影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节点。

眼前的“小鲜肉”天价片酬等一系列问题，都已经溢出了当初的预期框架，这些问题已经不是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政策调整就能解决的一般问题。明星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生产要素，其价格、价值关系的严重背离，充分说明当前的影视行业积弊甚深，短期之内已无好转可能。如果想彻底扭转，那就只有通过重新布局以影视行业为代表的我国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进行更深层次的进一步改革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不正是今日中国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