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内出产了700余部影片,其中合拍影片达到73部,这意味着中外合拍片占到国产片的十分之一。在17日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来自印度的影星阿米尔·汗、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中国导演陈凯歌等六位中外知名电影人,围绕合拍片展开一场“华山论剑”。
拍给谁?
好角色和故事能跨越国境
电影是拍给中国观众看,还是外国观众看?合拍片的市场定位,一直是许多导演和制片人从创意之初就开始纠结的问题。然而,在阿米尔·汗看来,这一问题却纯属多余。阿米尔·汗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地球上的星星》《我的个神啊》不仅在印度大卖,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受到各国影迷的欢迎。
“我在电影世家中长大,在我的意识中,拍摄电影永远都是在讲故事,这是电影的核心,也是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一点。”阿米尔·汗认为,好的角色和故事可以跨越国境。“当我读到一个剧本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很振奋,是不会想到观众的,更不会考虑印度观众或者全球观众会怎么样,我只会想到自己,一个让我激动的剧本,是我做电影最根本的原因。”在他眼里,如果一个剧本可以触动他,也就有可能去触动别人,至于什么类型或题材,他也没有特别的偏好。
阿米尔·汗的这番话,引起华谊兄弟传媒副总裁叶宁的极大共鸣。他感慨,自己与阿米尔·汗以及《速度与激情》的导演罗伯·科恩虽然此前就有过合作,但第一次见到阿米尔·汗还是在北影节论坛上,“这就是电影的神奇力量”。
“这种力量在于,它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把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连接在一起。对我来说,开始一段电影的旅程,首先是故事能够打动我,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团队。”叶宁还直言,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还很年轻,在讲故事的能力上“太急躁”,需要提高讲好平凡生活故事的能力。
拍什么?
合拍需反映不同文化特色
拍摄过《极限特工》《速度与激情》等片的美国导演罗伯·科恩,在论坛上直接变身陈凯歌的“迷弟”,开口第一句话就向陈凯歌致敬。他回忆,1984年他第一次在《时代周刊》上看到“中国第五代导演”这个概念,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去电影院看《黄土地》时的感受,后来又看了《霸王别姬》等影片。“从陈凯歌的电影里,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之美,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这是我之前从未了解过的。”正因为此,罗伯·科恩也十分关注合拍片中对异域文化的展示。
对于合拍片应该反映拍摄国家的文化特色,阿米尔·汗也表示赞同。“作为印度人,我并不熟悉中国文化,但如果有一部展现中国文化的电影,我会很兴奋,因为我可以有机会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如果一个中国观众看一部传统的印度电影,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全新的体验,这正是看外国电影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合拍片市场较为活跃的国家,英国每年都会制作数十部合拍片。英国制片人盖德·都赫提今年出品的合拍片《天空之眼》,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取得较好的票房收益。他认为,合拍片需要展现异域文化,但还需注意在合作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感。
怎么拍?
别把商业和艺术对立起来
在拍摄过程中,应该怎么摆好艺术与商业的定位、处理好不同国家的团队合作关系,六位电影人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作为拍摄艺术片的一把好手,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希望电影人不要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对立起来。“时至今日,《霸王别姬》这样的电影还在中国备受喜爱。我们常常问,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霸王别姬》这样好的电影,不再有当年张艺谋充满艺术性的电影了呢?”在他看来,商业虽是电影中的重要因素,但艺术性永远是电影的内核,中国电影可以成为商业和艺术性的结合体。
罗伯·科恩建议,不同国家的电影人在合作时要注意沟通电影语言。作为中美合拍大片《马可·波罗》的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他发现中美两国的电影人在视听语言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样一段对白,中美工作人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如何处理不同团队对电影语言的不同解读,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就很难顺畅实现合拍片合作。”不过,他也表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合作方之间的理解也会进一步加深,这也是合拍片的最大魅力。
在具体拍摄过程中,叶宁提醒电影从业者在聘用当地法务和财务上一定要舍得花钱。“这一点虽然小,但非常重要。电影拍摄要符合当地所有的法律体系和财务体系,而且要尊重当地各种协会各自的法规,必须按规矩做事。”
论坛最后,陈凯歌以一个比喻概括中外合拍,“合拍电影有点像一桩婚姻,双方都坠入爱河,如果他们相爱,他们就会对电影贡献出自己的想法。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才合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最后肯定合作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