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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国影人敞开大门。在日前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影视协会中国联络处揭牌仪式暨中澳合作影视项目推介会”上,记者获悉,今后凡是在澳洲拍摄的中国影片都能得到澳洲政府的资金补助,金额可达电影投资额的20%-40%。这是中澳双方在影视文化领域中的一次大交流和大融合,也是中国电影迈向国际的一大步。
澳大利亚拥有大批优秀的电影后期制作人员。根据行业调查发现,电视电影后期制作人员已经超过电影从业者总人数的一半。《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星战前传2》、《星战前传3》和《指环王》三部曲、《金刚》、《海底总动员》等国外大片的后期制作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张艺谋所拍摄的《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英雄》和冯小刚导演的大片《大腕》、《手机》,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和徐克的《七剑》,还有周星驰的《功夫》和陈凯歌的《无极》,也都是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电影后期制作。此外,澳大利亚的自然美景成为众多摄制组拍摄的外景地,这些外景地与澳大利亚世界级水平的拍摄工作室、后期制作工作室之间,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
为了吸引更多中国影视拍摄与制作项目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影视协会专门成立了中国联络处,由北京的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梦舟影业”)创办。据悉,梦舟影业将是中澳两国影视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立志于为中澳合作项目提供最强有力的咨询服务和资源支持,促进中澳影视文化交流。凡是在澳洲拍摄的中国影片都能得到澳洲政府电影投资额20%-40%的资金补助,幅度之大可谓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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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风险评估与风险管控”专场论坛电影节期间在京举行。清华大学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在主题演讲中介绍,2002年至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保持了30%以上的增速,2016年票房增速甚至高达49%,这种发展是非常态的。由于电影产业过于火爆,大量行业外资本引入,导致电影商业化程度太高。此外,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随着新市场、新观众、新类型、新爆款的出现,新问题也不断出现,“乱象超乎想象”,这不仅为市场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也让电影行业变得“急功近利”。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尹鸿总结了七大风险,即投资风险、资本市场风险、产品生产风险、影院影厅建设风险、观影需求减弱的风险、产品预测的风险和电影市场不规范的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尹鸿还提出了应对方法。
投资风险 随着市场空间的潜力缩小,行业泡沫化趋势会更加明显,明星天价,影院成本过高,电影产量过剩,市场竞争过度,渠道窗口不足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电影投资的效益。因此,理性投资和投资专业化是产业发展必然要求。
资本市场风险 电影行业由于影响大、热点多,容易吸引热钱和股民的关注。随着电影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影的票房奇迹减少,电影企业的股票价格下滑明显,也容易造成市场的“看衰”风潮,导致电影企业的股市风险。
产品生产风险 电影产品大约50%可以进入院线放映,大约20%左右能够得到成规模放映,虽然有大量影片的资金来源为非直接商业投资,但是产品过剩,且电影生产营销成本越来越高。
影院影厅建设风险 中国电影院和银幕数都已经位居全球第一,观众的观影人次刚刚与美国相同,但是单厅的平均上座率和营业额都在下降,影院的增长高于观众需求的增长。随着影院租金等各种成本的增加和影院竞争的加剧,如何有效地利用阶梯化票房,利用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将影院的“消费者剩余”最小化、影院的销售效益最大化,增加影院广告、卖品、衍生品等的效益,都是提高盈利水平,抵抗低增长的重要举措。
观影需求减弱的风险 由于票价补贴已经让观众对票价敏感,也由于电影产品还不能有效满足电影观众的需求,更由于新市场上的新观众对于电影消费这种重新恢复的“文化娱乐”方式的新鲜感消失,电影观众的消费热情和愿望出现低谷,这是2016年我国电影市场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产品预测的风险 中国电影是新市场、新观众、新类型,近年来经常出现所谓“黑马”、“爆款”的现象,因此市场的可预见性差、可控性也差。票房预期经常出现几倍、几十倍的差异,这也导致保本、对赌等非常态的发行现象频现,营销策略上也常常不择手段。因此,如何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观众的特殊性,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电影风险和评估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电影市场不规范的风险 由于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介的介入,也由于大量行业外资本和企业的进入,加上电影市场管理环节的薄弱,中国电影市场上仍然有偷漏瞒报、假冒伪劣、虚假消息、舆论控制、版权偷盗、不公平竞争、店大欺客、链条垄断、利益输送等各种不正常的市场现象。
尹鸿最后表示,中国电影要通过调整存量来调整电影结构,培养电影观众,增加电影的丰富性,扩大观众的消费热情。他说:“中国电影如果今年能够继续保持5%到10%的增长,就是巨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