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不喜欢原著小说,太套路了。”
坐在会议室长桌对面的陈可辛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坚定。考虑到这是在谈论由他监制,刚刚上映的电影《喜欢你》,这种鲜明的态度反倒让人有些意外。
他口中的“原著”是一本名为《终于等到你》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挑剔多金的霸道总裁与迷糊邋遢的女厨师之间的爱情故事。它的作者蓝白色在网络文学平台晋江上颇有人气,在网文改编影视大潮来临时,她的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
陈可辛也是这批“买家”之一,他说自己必须赶上和适应这一波IP改编的热潮,如果他们不出手,那就会被别人买走。而买下这个“不喜欢”的故事的理由也很简单:有一批粉丝,是自己擅长的爱情和现实题材。而满足这两个条件还没有被抢走的故事寥寥无几。
与他上一部监制的作品《七月与安生》一样,陈可辛和他的团队对《终于等到你》进行了大幅的改造。实际上,决定启动这个项目,也正是因为两位内地编剧创作的第一版剧本在原著故事之上给他制造的惊喜。
剧本打磨贯穿了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陈可辛和两位女编剧一直在片场驻场工作,随着拍摄的进行不断调整剧本。改造比想象得还要彻底,最终电影《喜欢你》只保留了原著霸道总裁的设定和’吃’这个元素,其他桥段“差不多都拿掉了”。
作为导演,在《亲爱的》之后陈可辛已经有两年没有推出自己的作品了。无论是《七月与安生》与是《终于等到你》都没有让他喜欢到自己来拍,而电影《李娜》的剧本开发也比想象中更困难一些。
中等成本的《七月与安生》在市场并不景气的2016年获得了近2亿票房,把周冬雨和马思纯同时送上了金马影后的位置,这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这个穿着考究,、有理的“三姑丈”。
《中国合伙人》之后,你很少在那些不断被刷新的票房记录中看到陈可辛的身影。实际上,他所有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仍然是四年前的《中国合伙人》。但另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也是从这一部电影开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帮助投资人赚到了钱,同时获得了观众在口碑上的认可。
在进入内地超过10个年头之后,这个香港人似乎找到了另一种面对市场和观众的方式。他更冷静地看待豆瓣上网友对电影的评价,也不再理会那些说他“价值观庸俗”的评论和报道。相反,他开始留出时间去参加苹果发布会,在mini的活动上谈论自己对于时尚和流行的理解,了解周冬雨这样的90后有怎样的审美和世界观。
他一贯的“谨慎”、“小心”让他在市场最疯狂的时期错过了不少商业机会,少赚了不少钱。但也让他在风云突变,巨浪滔天时站在幸存者的队伍中。
不过市场的变化仍然让包括陈可辛在内的电影创作者心存敬畏。他承认这个市场永远有他弄不明白的东西,比如《喜欢你》的点映上座率为什么远高于团队预期,比如同样是老片重映,为什么《大话西游》的票房能够有2亿,而他的《甜蜜蜜》却只有1000多万。
他的应对方式,就是去弄懂心里的这些问号。要在第一时间,跑在别人的前面。
“(电影的)盘子一定要算,你不算投资方就会帮你算”
陈可辛的电影生涯要比同为导演的父亲陈铜民成功太多,不过这个“不得志”老爸却教给了儿子最重要的一课:“电影这东西是商品,要收回成本,不可以只成为艺术。”
多年以后,这种“商人思维”成为了外界给陈可辛打上的最显著的一个标签。他也并不排斥被称为“商人”的说法,他觉得拍商业电影本身就是得做生意,通过计算去减少艺术作品本身给商业带来的不确定性。
“(电影的)盘子一定要算的,其实所有导演都算的,就是有些人不讲而已。”陈可辛告诉《三声》,“因为你不算投资方也算。与其他们算完强加给你,不如你自己来。”
电影盘子“计算”中最得要的是明星的使用。从《投名状》的李连杰、《武侠》的汤唯到《亲爱的》中黄渤与赵薇,每一部片子他都在小心地挑选着那些有人气同时适合角色的演员,来为电影的商业表现保障和加码,“我哪部电影不用大明星?如果可以我连走过路过的都想用大明星。”陈可辛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对于什么样的角色用什么样的明星,多年的经验使他愈发相信自己的直觉。说服想要的那个明星加盟自己的电影并不容易,《亲爱的》在被黄渤拒绝之后,他亲自跑去看当时黄渤主演的话剧《活着》,约他喝咖啡;为了说服金城武来演《喜欢你》,他答应对方自己每天都会在片场,给电影的品质把关。
对电影的“计算”还包括如何搭配明星使他们能产生足够的化学反应。你会发现陈可辛导演和监制的电影中很少出现大明星配绝对新人的主演组合。《喜欢你》中金城武早早就被确定为男一之后,女主角的人选找了大半年。周冬雨虽然与原著设计有巨大差异,但陈可辛被她在《七月与安生》中表现出的气场所吸引,坚持应该用她来搭戏。
“我每部戏都想找新人,但即使你知道这个人十年后会成为大明星,气场也不是一天能够建立出来的,他所有的优点都放在那儿、但和大明星放在一起,你还是会出戏。”陈可辛告诉《三声》。
在确定了明星之后,通常就可以跟据影片类型、上映档期大概计算出一个电影能够达到的“盘子”,然后再根据这个预测去进行成本的控制。
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些费用不能被“拿掉”。比如在拍摄《十月围城》时,陈可辛坚持要进行1:1的实景搭建,而不是把电影架设在大量绿幕之上。但有一些地方却需要做出妥协。比如这一次在拍摄《喜欢你》的过程中,租用酒店每天的租金就高达二十几万,所以只能采取每次开机就拍足24小时的方式。为此他还特地与金城武商量,放宽合约中每天只能拍12个小时的限定。
十几年前就进入内地市场,并逐步站稳脚,陈可辛靠的正是他的计算和经营。
陈可辛一直以“经营”的心态看待内地电影市场。最开始拍摄《如果·爱》时,陈可辛并没有过多地介入到除导演和监制以外的项目流程中,而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内地的规则。而到《投名状》取得优异票房成绩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谈判条件与话语权,继而开始增加对项目的控制力。
对于布局与经营的作用,陈可辛看得很清楚,“你自己经营整个电影之后其实就能了解那个市场的状况,你了解之后就不会有人告诉你要干嘛,而是你自己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一向的做法,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有了对市场的整体把控,在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花起钱来就会更加有底气。《喜欢你》的拍摄过程中,导演许宏宇对爱情片有许多浪漫想法——拍摄有点“跳戏”的歌舞片段,以及传递超现实感的魔幻梦境,尽管陈可辛认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必要”的,甚至担心会有点跳戏,但仍然在计算成本后允许导演按自己的想法发挥。
“当你做一个那么大的商业片,其实也不差那一点钱。我觉得一定要给他尝试一点他觉得嗨的东西,可能好的东西就出现了。”陈可辛说。但在最后的成片中,那个关于河豚的噩梦还是被删除了,因为陈可辛背后的团队甚至比他本人更精于计算,“他们是比我更实的,就更反对这些花俏炫技的东西”。
这一次《喜欢你》的制作成本要大大高于《七月与安生》,五一小长假的原因,但这也就意味着要与更多更强大的对手竞争。陈可辛认为这是一个好选择,“没有竞争对手的档期,可能也不是好档期”。
“每个人永远都回到自己的安全感中去找一些东西出来”
陈可辛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自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向来谨慎,现在还能回忆起小学时候因为组织活动被人在背后讲坏话的往事,并且耿耿于怀,“我从小就体会过,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我永远都是退一步,不会很天真地冲出去。”
1996年因《甜蜜蜜》“少年得志”,他很快经历了香港电影产业的疲软,于是转移到好莱坞拍片,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有空间去做这个事情的香港电影人”,后来融了点钱,又去做泛亚洲电影,试图在其他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但这些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很难。做了两三年,除了恐怖片没有什么别的可做。”
2002年前后,内地电影市场因为院线制改革进一步放开,这里的情况对他来说未知又陌生。一贯谨慎的陈可辛并不想冒太大风险,但此时他似乎别无选择。
从2005年的《如果·爱》开始,陈可辛在内地不断进行各种题材的尝试。那时候内地市场正在经历“大片时代”,在通过两部电影建立一些信心后,他也开始拍那些投资体量更大、自己并不熟悉的大题材。
结果并不理想。2011年《武侠》在口碑与票房上的双重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多年之后他开始明白,这个时期内电影表现好与不好,完全是看市场大势。他找不到一个熟悉的人给他写剧本,本身也不熟悉武侠世界,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押注,然后期待幸运的降临。
其实直到《武侠》遭遇滑铁卢之前,陈可辛在内地市场商业上是成功的,他的小心谨慎让他始终未偏离航向太多,但这个过程中他一直缺乏安全感。歌舞片、战争片都不是他喜欢并擅长的题材,在内地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也是悬在他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年年底,他站在没有暖气的北京朗园工作室里“感觉凄凉”,手里拿着《中国合伙人》却找不到一个编剧做剧情分场。
一定程度上说,陈可辛是幸运的。在遭遇一场大败,内地市场这艘大船逐渐离他远去的时候,突然间又掉转了船头,重新朝他驶来。
《武侠》的失利是内地大片时代尾声中的一个休止符,市场在接下来开始拥抱了《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一系列中等体量的情感类电影。与此同时,《阿凡达》的横空出世一下子启动了整个电影市场的增长引擎,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市场空间也被打开了。
即便是现在回想起《中国合伙人》,陈可辛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我做了电影这么多年,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场,而且踩得这么准的。”陈可辛告诉《三声》。
回到熟悉的赛道,他通过《中国合伙人》与《亲爱的》两部作品重新找回了久违的安全感。并且开始相信自己擅长的那套东西在这个市场也能行得通。用陈可辛自己的话来说,他“进入了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
安全感的来源除了做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团队的成熟给了他更多地支持和信心。
在《亲爱的》之前,陈可辛一直苦于在内地找不到合适的编剧。2011年底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合伙人》的分场剧本还是回香港找林爱华写的。
后来他遇到了编剧张冀。后者在《亲爱的》的剧本写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与陈可辛的据理力争中,定下了黄渤与郝蕾这一对已存在阶层差异的离异夫妻的人物关系,这相比一个完整的普通寻子家庭,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并且使得戏剧冲突更为强烈与合理。
张冀对于内地现实情况的把握让陈可辛印象深刻,这也正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要学习的东西。他也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张冀的团队核心地位,在与张冀合作之后,内地团队的成长进入了正轨,目前陈可辛在内地已经拥有5-6人的核心编剧。两位从营销行业转行的年轻女编剧也通过《七月与安生》和《喜欢你》迅速成长起来,陈可辛在采访中不止一次表达了对这些编剧的喜爱。
在内地创作团队之外,陈可辛一直保留了一个香港的核心制作团队,包括跟随他多年的搭档许月珍,即便这意味着这些人都要跟着他香港北京两头跑。团队在创作过程中特别强调“集体创作”,而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是帮他执行。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内地导演,陈可辛不得不“从身边的人找起”,把《喜欢你》交给了与自己合作多年的剪辑师许宏宇。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团队也没有少“折磨”这个和陈可辛一样留着显眼长发的年轻人。
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七月与安生》和《喜欢你》两部作品都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再创作,但最终两部电影都呈现出了令陈可辛满意的质感和新意。而在豆瓣上这两部电影目前的评分都超过了7分。
陈可辛也见了一些内地的年轻导演,不过能够达到合作层面的却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集体创作制”相当于给年轻导演带了一个紧箍,“前后左右很多人围着你,每一步你都很艰难”。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太好,年轻导演在外面有更多“自由”的机会——更自由地拍摄,更自由地花钱,因此许多年轻人都选择了后面一条路。
连续几部电影的成功或许让陈可辛“安全感”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他仍然给自己设定了清晰的边界,不冒不必要的风险。
原定于去年年底开机的《酱园弄杀夫案》已定好演员,却在开机两个月前被陈可辛叫停了。他不得不跟演员们一个个道歉,所有人都很失望。
他给出的叫停理由是“未雨绸缪,不想亏本”。“或许我亏个一部两部投资人也不会太在乎,但我想的是我要往前走,我要怎么走下去。这部戏帮不上什么忙。”陈可辛告诉《三声》。
刻骨的安全感的缺乏,让陈可辛始终是那个小心谨慎、不愿冒太大风险的人。你也可以认为,持续获取一种规模不大但稳定的成功,使自己在牌桌上能够一直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可能是陈可辛在现阶段的策略。
《七月与安生》的院线票房是1.67亿,相比投入只是小有盈余。明确了自己不属于大体量电影的操盘者之后,陈可辛明白高回报也很难在他身上出现。
对于他来说,在电影市场风险越来越大的现实之下,“不输”比“赢”要来得重要。
“电影其实就是一个赌博,你一定是赌自己的东西,双倍押进去”
陈可辛的小心并不能让他摆脱电影的“赌性”。而随着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增长和变化,游戏的风险正在不断被放大。
其中的一些风险来自电影市场本身的特征。比如创作上的滞后性,由于一部电影开发周期通常都需要2年,而在两年时间里观众的口味与市场的风向就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当初流行的东西在电影上映时或许已经过时了。
受前几年前兴起的IP热潮影响,大银幕的IP作品上映高峰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观众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许多低质雷同仅仅想依靠原有IP知名度的产品已经被影院观众抛弃。
《七月与安生》和《喜欢你》都是紧随IP热潮开发的产物,陈可辛承认创作速度“永远跑不过时间”,因此他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用电影的品质去对抗市场的不确定性。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料市场的爆发点和换档时间。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随后两年的《失恋33天》和《泰囧》,再到去年的《美人鱼》票房奇迹之后整个市场的突然降温。陈可辛幸运地踩中过一次市场爆发点,但他并不指望能遇上第二次。大部分时候,他还是在摸索、计算,同时观察别人。
2004年以《如果·爱》进入内地市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和许多大导演一样,陈可辛都在这个不熟悉的市场上进行着类似的“赌博游戏”。
在2011年《武侠》之前,由于市场整体对大片的高需求,陈可辛下的赌注多数收到了不错的回报。从《如果·爱》到《投名状》,再到《十月围城》,陈可辛看起来步步顺利,但如果现在回顾那个时期,你会发现他的博弈策略并不好——类型过于分散,也不属于自己擅长的范畴,成功中带着更多的侥幸——一定程度上是靠着市场红利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武侠》的失利几乎是一种必然,在观众对大片的审美疲劳集中爆发的时候,并不擅长大制作的陈可辛用这样一部作品撞在了枪口上。票房与口碑的双失直到现在还让他觉得“很伤”。
所以《中国合伙人》的出现对于陈可辛来说真正的意义在于,帮助他重新聚焦自己熟悉并擅长的领域,弱化了他的“赌博”色彩。
这一点在后来看来极为重要——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集体转冷,陈可辛监制的《七月与安生》却通过口碑效应在上映一周后实现票房逆势上扬。即便是在一个不好的市场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布局和计算,增加自己“赌”赢对手和市场的概率。
陈可辛身上那种“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心态在这几年体现得得更为彻底。“其实我很多东西都很小心,但是小心之余我做大决定的时候,我很乐观。当我自己说服了自己的时候,我很容易会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成功。”陈可辛告诉《三声》。
多年的制作经验训练了陈可辛一些“做大决定”的直觉。在他提出用周冬雨做《喜欢你》的女主角时,遭到了团队所有人的反对。原著中的女主角设定与周冬雨差别太大,而当时《七月与安生》还没有上映,周冬雨也不是金马影后。无论从艺术还是商业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于这个大胆的决定,陈可辛很有底气。周冬雨在《七月与安生》里的表演让他意识到,她和当年的周迅一样,都是在各自时代里不太一样的女演员。“现在许多内地演员表演都很套路,仿佛戴着面具,你看不到真实的他是谁。”陈可辛说,“而电影其实就是抓瞬间,只要你把真实的人交给我,不要作不要假,我就能给你抓住。”
陈可辛说这是在香港拍戏时就建立起的一个习惯和方法论。因为大部分香港演员都不是表演科班出身,没有什么表演的讨论,而是交给导演一个真实的人,事实就会变得简单,“这是许多香港导演的拍戏方式。”
所有人的反对反而坚定了陈可辛选择周冬雨的信心,金城武和周冬雨这样的一对组合放在一起形成的“反差”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我觉得如果一个东西是一个大问号,那就对了。这是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总的大方向。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有一个大问号你就有好奇,你才会有关注这件事情。” 陈可辛说。
女主角人选的改变意味着整个剧本人物设定、造型、制作节奏都被打乱,这部电影超过一半的剧本都是在拍摄现场边拍边写。但陈可辛认为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值得付出的赌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赌博,那赌博你当然是赌自己的东西了。我要是在《七月与安生》里发现一个宝,为什么不押上去?”
这种基于自己经验和判断的”赌博“是陈可辛工作中最有乐趣的部分,但也有一些东西却令他充满担忧。
陈可辛曾经评价自己的工作,“辛苦干两年,三天定生死”。他指出的其实是许多电影创作者们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中遭遇的同一个问题,市场和资本挤压电影和创意,使得竞争从内容转移到了别的层面。
熟悉游戏规则的陈可辛并不想把这种变化称作对内容创作者的绑架--尽管事实上就是这样,但面对现状,他仍然有些无奈。
影院排片的排它性决定了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放映空间,所有人都不得不选择把电影“做大”——用更多的演员,制造更多的视觉奇观,故事更符合大众品味,以此来打动院线经理。
制造视觉奇观、故事符合最大众的观影口味——这些恰恰是陈可辛不太擅长的事。“我的电影很多都不用进电影院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说服和吸引观众?”这是陈可辛最大的疑惑和挑战。陈可辛电影中的精英主义和中产阶级价值观,并不是最受欢迎的。
“虽然我是做商业电影,但是我永远做不了那十几个亿、二十几个亿,那本来就不是我的路子。”他明白自己不是能操盘大体量商业大片的导演,在现实的情况下就无法获得更好的排片资源倾斜。在一次梳理《七月与安生》数据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另一条或许能让自己的优势得到发挥的路。
《七月与安生》按其1.67亿的院线总票房、平均票价40元一张来计算,该片院线的观影人次不超过420万。但在优酷仅仅上线一周后,《七月与安生》的付费用户点击量就超过了6000万,截至目前,总点击量已达1.2亿。
这些数据验证了陈可辛的判断——网络将是延长此类非大体量影片生命力的重要载体,并且网络平台的非零和性使得院线渠道的排它性从此消失,每一部电影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长尾消费者。
近些年好莱坞大导演和演员纷纷转向美剧,让陈可辛对这一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接下来会全力做网剧。我觉得这件事我能干到七八十岁。”陈可辛说。
网剧符合陈可辛的现实需求——相比于直接面向观众的变数太大的院线市场,网剧的生意直接和平台方交易,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与此同时视频网站们也正在努力培育自己的付费业务,网剧是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也成了各家愿意大手笔投入的方向。
陈可辛要做网剧的消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传出,一些嗅觉敏感的资本很快找到了他,希望可以进行投资,不过都被陈可辛推了回去。
“前期肯定不是想着赚钱,而是要把所有的钱都砸到制作上,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西,发现“哇,原来网剧还可以做到这样。”陈可辛说。他认为过早地加入投资方进行资本运作,会给创作上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一些网剧的项目已经进入了初期开发阶段,包括一直没有拍摄的《李娜》。他认为从商业考量上看,可以参考美剧的开发模式,网剧长度最好是在每一季10-12集。不过也不用严格设限,“还是从讲故事的角度出发,8小时讲完就8小时,6小时讲完就6小时。如果是2小时讲完,那也很好,那就是网络电影了嘛。”
陈可辛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赌博”方向,他身后的整个编剧团队给了他做这件事很大的信心,而视频网站对于网剧的热情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消散,在这个时候入局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不光是陈可辛,陈国富、王家卫等人都对网剧市场摩拳擦掌,大家都明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也是未来分到大蛋糕的人。
起跑的速度可能比以往来得更关键。一向不喜欢第一个冲出去的陈可辛,又面临了一道新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