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主席专访：范冰冰是中国新一代的优秀演员

戛纳电影节主席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Lescure）

今年是戛纳电影节七十周年的生日，作为戛纳电影节的主席，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Lescure）掌握着这次周年大庆的指挥棒。戛纳70仍未老，之后它的目标是什么？如何保持世界第一电影节的水准？腾讯娱乐独家专访到了这位戛纳电影节主席，和他深度聊了聊关于戛纳电影节的一切和他自己的成长故事。

聊范冰冰、中国电影产业扩张和戛纳的品牌赞助商

范冰冰是中国新一代的优秀演员，戛纳完全没有被赞助商吞噬

腾讯娱乐：莱斯库尔先生您好，戛纳今年70岁了，电影节肯定精心准备了许多惊喜，还会有一个金棕榈中的金棕榈之类的奖项或者荣誉吗？

PL：我们确实为准备七十周年大庆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而这其中的核心就是一个庆典。我们与福茂做了很多很多次讨论，五十周年大庆那次的金棕榈中的金棕榈太成功了，我们觉得七十周年离上次还太近，因此不会有这样的颁奖。

七十周年，多么棒的数字，我只比它大一岁。我们希望它不要有竞争、奖项意识，而是真正地开心地庆祝。我们会邀请非常多的电影作者、演员、明星来到戛纳，即使他们今年没有电影入选，也可以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

本届戛纳评委范冰冰

腾讯娱乐：和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一样，今年的戛纳评委中，也有一名中国女演员，范冰冰。

PL：我们最近这几年，经常与中国的大型公司商讨合作的事宜。他们希望与戛纳建立起紧密和持久地合作关系。比如万达，虽然最终他们选择了去美国；他们也曾希望建立青岛电影节，并且在那建立一个非常大的片场，如果他们最终实现这个计划，我们会与他们合作。

每当我听到有人抱怨，说中国人在商场征伐上太有进攻性的时候，我都会说，这种进攻性是与电影产业的发展相一致，相符合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比中国更快的影院建设速度。我非常乐意看到，如此广阔、如此强大的中国会对电影感兴趣，我认为这是对电影的益事，因为这证明他们相信电影。

我们在曾经邀请过巩俐，她给戛纳，给中国电影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后来还有章子怡。但我们认为在新一代的演员中，也有非常优秀的人。

第70届戛纳电影节海报

腾讯娱乐：除了作者、艺术家之外，戛纳还是一个巨大的工业机器：资金、赞助商……电影节仍然是50%有国家出资，剩下的50%由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赞助？

PL：是的。我会监管所有这些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并尝试继续发展。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苛责戛纳，称它是一个被赞助商把控的电影节，这并不是准确的，戛纳完全没有被赞助商吞噬，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戛纳电影节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红地毯上没有赞助商商标的；我们与多伦多电影节一样，有着庞大的电影市场，但是电影宫内也没有被商标侵占；甚至连金棕榈奖杯，它是有萧邦制作的，但是奖杯上也没有萧邦的名字。在任何一个放映厅内，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广告。

腾讯娱乐：其实也正是如此，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感觉像是参加了一个电影的盛事，虽然一出电影宫就会发现，戛纳电影节远不止只有电影。

PL：这些氛围都是我们精心塑造出来的，而且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每年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无数家赞助商或者企业都会暗暗向我们建议：不妨这样，不妨那样，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标识……

聊法国总统大选、聊政治和戛纳的定位

戛纳电影节应该保持中立，但我们也随时准备好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腾讯娱乐：您如何看待法国大选的结果？戛纳电影节从来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

PL：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我自己的身份拆开为两个，作为公民和作为戛纳电影节主席。从公民角度来说，今年71岁的我，第一次投票是1969年。今年是我一生投票经历中唯一一次有四名候选人的，而同时我们可以说整个法国被分裂成了五个，因为还有很多不投票的人，他们也成为一个群体。确实太多“候选人“了。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避免了最坏的发生，因为那将是全然未知的情况，也是我全然没有欲望了解和设想的情况。这是法国第一次被分裂地如此厉害。而从戛纳电影节的角度来说，我一直都在和福茂说，电影节刚开始的时候法国刚刚有了新总统，国民议会选举马上就要开始，因此在这个时刻，世界的电影人聚集在戛纳，有那么一刻喘息的时候，待在一起沉浸在电影的世界，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事。

然而国民议会选举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悬疑、忧虑，可能对于非欧洲的人来说或者非法国人来说比较难感受到，但这确实是个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今年法国的影评人会有之前那样地自由而奔放的思想，但我们试图在这段期间内将大家带入到电影来。这就是我从公民到戛纳主席，因不同的身份而产生的不同想法。

法国总统大选

腾讯娱乐：我们谈公民，我们自然也会说个人、个体。您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左派的家庭，您也一直是个坚定的左派。而戛纳电影节在面对国内政治的时候，是否会有自己的中立政策？

PL：电影节由领导他们的人来主持，它们属于世界范围内的作者。也就是我和福茂作为主持电影节的人，他负责选片，而我作为主席，承担电影节的所有荣誉以及法律代表。我们会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比较敏感，随时注意他们会对戛纳带来的影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

电影正是表现世界变化的最好媒介；导演-作者们，即使他们讲述的是私人、个体的故事，他们讲述的仍然还是这个社会。

因此，电影节应该保持中立，或者不应该表现出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思想和思考。但是，任何与电影有关的事情，我们也随时准备好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电影节，比如唯一一次戛纳电影节被中止，那正是在1968年。如果勒庞成为了法国的总统，我很难相信法国会保持冷静，法国人民会没有任何动作，电影节随时在关注着这个。

腾讯娱乐：电影是反映这个社会变化的媒介和观察者，那么戛纳其实就是这个反射的中心，镜子的最中心。

PL：完全如此。我们与社会不是一个谁主动谁被动的关系，我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聊五月风暴、摇滚乐和革命

六八运动有点浮于表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

腾讯娱乐：我也希望了解您更多一些，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电影节，以及这个电影节的决定。您是皮埃尔·莱斯库尔（Pierre de Lescure）的孙子，他是法国午夜出版社（ditions de Minuit）的联合创建人；您的父亲是一名记者，长期担任左派共产党报纸《人道报》的主编。我们刚才谈到了1968年，以及那一年的电影节，那时候您已经是一名记者了，但我却觉得那一年发生的事你多少有些冷眼旁观。

六八运动

PL：这么说是对的，我一直都是左派，即使，像很多法国左派的人一样，在2002年我投了希拉克的票。196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拥有投票权，那时候是21岁才可以投票，我也投了蓬皮杜，他是一名右派的总统，但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没有让我失望。

我的父母是非常关注政治的，是行动主义者，在法国被占的时候参与了抵抗运动，在之后又参与了很多左派报纸的创建和发展。与父母不同的是，当我在1965年开始成为记者的时候，我对记者本身这个职业感兴趣，对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我加入的媒体往往都不是政治行动派。

我很快地就加入了电台工作，只想着如何做好本职工作，那就是如何更全更好地播报当下法国发生的事情。而且那时的世界和现在也不一样了，比如我工作过的许多家报纸其实都是由右派的资本家掌握的，但他们却可以完全放我们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报道；而我们尝试坚持的，也是诚实而已，既没有偏左也没有往右。

我与六八的关系非常吊诡，那时候刚23岁，在蒙特卡洛主持电台，三、四月的时候整个法国都开始有些风起云涌了，我们的很多当年在记者学校的同学或者是后来的同事，都把自己的工作基地转移到了巴黎。他们来到了与警察冲突的现场，播报自己的节目。而我和另一个同事则安心地明天待在蒙特卡洛，对着巴黎喊话：“到你们了，巴黎！”，哈哈哈……

腾讯娱乐：你们错过了这个风暴中心。

PL:我们感觉错过了自己记者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击（笑）。

腾讯娱乐：但您本身对六八，尤其是相对之后这一年所逐渐积累得到的不符实际的光环，是有所保留的，我与您的想法完全一致。

PL：无可否认那时候有很多罢工，无可否认那时候大学里很多的学生来到这些工厂尝试与工人对话，但其实都还是有点浮于表面的，这本就是两个比较无法沟通的世界，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多少可以互相讨论的东西。

五月风暴

腾讯娱乐：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新闻从业者，记者这个职业您也从事了非常多年，现在的您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职业？

PL：记者这个行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首先我生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讲述时事、政治的家庭，但同时也对所有其它的领域开放，他们非常经常去电影院、听非常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同时对任何新的出版物感兴趣。因此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我成为记者的欲望和素质。

腾讯娱乐：音乐其实更是您的热情，尤其是摇滚乐。

PL：有几十年了，没有哪个星期我不去听一场演唱会的。我喜爱摇滚乐，它代表了社会的变革，与社会的抗争，以及对自由的向往。最早在黑人社区出现的演唱会就是摇滚乐演唱会。

腾讯娱乐：您出生的这个左派家庭，其实与中国也有着遥远的关系，中国也经常是你们家庭聊天中出现的国家，我意思是要比普通的法国家庭多一些。

PL：甚至多很多。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家里有着对于斯大林，更多还是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后来则是对毛泽东的崇拜。之后有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有了一些保留。但是我的父母一直不断地告诫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但是不能忽视其中乌托邦也就是良好意愿的那一部分，任何革命都说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法国大革命的持续的时间也许短一些，但是也是充满了很多悲剧。

聊Canal+电视台、聊当下法国电影产业的机制

现在的法国电影是非常多样化的，说法国电影逐渐电视化不公平

腾讯娱乐：不能忘记断头台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讲一讲电影了，它是在什么时候进入了您的生活？

PL：同音乐一样，是自由家庭风气的产物。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母亲一起哭泣，就是杰拉·菲利浦去世的时候，他们喜欢作为戏剧演员的他，也喜欢作为电影演员的他。

从大概十二三岁开始我基本上就成天在拉丁区晃悠，看各种各样的电影。那时候一个系列的书籍对于电影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黑色系列”侦探小说或者黑色小说，其中非常多书中的写作方法基本上就是电影式的！

腾讯娱乐：后来当您成为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是否也有经常介绍上映的电影？

PL：我大多数主持的是当日纪事型节目，有政治、经济、社会事件、体育还有文化，因此一个新碟的出版、一部电影的上映，也是一个新闻事件。后来逐渐的，除了主持这样的节目之外，我也开始主持一些音乐节目。

腾讯娱乐：比如影响了法国一代人的《摇滚的孩子》。

PL:也正是在合作这些节目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之后的很多好朋友或者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直到后来一起创建了Canal+电视台。

腾讯娱乐：Canal+电视台，那是在1984年，它直接革新了法国电影，并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几十年间法国电影的面貌。某种程度上，讲到Canal+，人们心目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莱斯库尔，我很想直到在您的心目中，是如何看待电视与电影关系的，尤其是Canal+与法国电影的关系。

PL:在创建Canal+时，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既是电影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导演们、一方是Canal+。

当人们建议我们创建这个电视台的时候，我们主要想依据的范本其实是在美国刚存在了两年只放电影的HBO。在法国我们无法只放电影，因为这里的电影发行方会抗议，这样会导致人们不再去看电影；另一部分人则会说这样的想法在法国根本行不通。

在经过了一年的讨论后，在政府开放的思维指导之下，我们与电影界达成了法国式的协议，新的平衡。政府批准了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拥有了在电影上映一年后电影放映的特许权，也就是说在上映结束、DVD或者当时VHS发布之后，但是在其它电视台之前；但这样特许权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将20%的收入用来再投资电影：8%用来投资国际电影；3%用来投资欧洲电影；剩下的9%专用于法国电影。

腾讯娱乐：因为Canal+的成功，或者说巨大成功，它也成为了法国电影最主要的投资者。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一部电影在没有电视台的投资下能够成功开拍。

PL：是的。

腾讯娱乐：我经常与五十年代的影迷聊天，他们告诉我那时候的电影投资比起现在简单多了：制片人对计划有信息，开了绿灯，电影就直接开拍了。而不是现在，要经过一个一个的审核过程，这个基金那个电视台，这个评委会那个评审团。而我们也常说法国电影正在逐渐一步一步地电视化了。

PL：如果我们审视从1984年以来的法国电影，就会发现只是这么说是不公道的。当然那些极其大众的商业电影是投资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有非常多样的作者电影、小投资电影，多样化、而且是极其丰富的。

聊戛纳初体验，聊戛纳电影节的未来

希望戛纳再多彩一些，再多样一些，多一些新鲜血液

腾讯娱乐：您的第一次戛纳之旅是什么时候？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PL：第一印象就是小的时候在家里读《人道报》下属的《电影世界》，看上面的图片，没到戛纳的时候我都会很仔细地看相关的报道；或者再电视上看戛纳的报道。那时候《人道报》的印量是六十万份！法国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议员，《人道报》只是记者就有六百人！现在说起这些数字几乎都快没有人相信了。

作为亲身经历来说，我的第一次戛纳电影节是1979年，之前也经常有去，但每次都是相当于路过一下，看几部电影而已。又得再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广播比电视台更有影响力，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两个小时的关于戛纳的报道。

腾讯娱乐：那是《现代启示录》、《铁皮鼓》的一年，您可是挺幸运的呢！

PL：还有《天堂之日》、《曼哈顿》呢，真是美好的一年。

戛纳七十周年大合影

腾讯娱乐：从报道戛纳电影节的记者到2014年成为电影节的主席，而且刚刚重新续任接下来三年的主席，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刻来总结一下前三年的工作了。您有什么想法？

PL：我认为自己一直在尝试做的就是陪伴这个电影节，同福茂在一起，拓展电影的疆界和电影人的视角。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速度能够再快一些，再多彩一些，再多样一些，多一些新鲜血液，即使某些尝试、某些电影的入选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我的意思指的是你们这样的影评人并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仍是有益的尝试。

当我在电视台工作，主持的节目会聊到电影的时候，我经常会做出这样的推荐：如果您一年只进电影院3次，这部电影您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您每年去25次电影院，那么这反而是一个您不可错过的电影。

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电影是任何人都喜欢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一点。但当我们真正热爱电影的时候，总是会喜闻乐见这样的多样化。这一点和读书一样，我一直是一个莫迪亚诺的爱好者和忠实读者，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获诺得贝尔文学奖时候出的书就是最好的，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下一部他的书我仍然期待。

腾讯娱乐：您现在在暗指某些大师电影的“自动入选”问题？具体来说，戛纳电影节的主席，是做什么的？您怎么与福茂分配各自的工作？

PL：福茂有着最核心的工作，他决定选片的工作和电影节的计划和运行；主席则事关电影节的荣誉和责任，在形象上代表戛纳电影节，同时协调电影节与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变得更好；建议与其它电影节的关系或者与世界各国电影机构的关系，使得戛纳维持世界第一电影节的水准。

腾讯娱乐：于是您不会干预电影节的选片工作？如果有一个您的好朋友，他拍了一部电影？（笑）

PL：我会把福茂的电话号码给他！（哈哈）是真的。

腾讯娱乐：您不会看这些电影？

PL：会，而且有时候看的不少，因为我与福茂之间的关系很好，他对我们之间的分工非常理解，所以不会产生什么误会，他会请我看一些电影并询问我的意见。我们之间共同的爱好非常多，电影、足球、政治，还有音乐！

《我是布莱克》剧照

腾讯娱乐：在最近三年的戛纳电影中，有哪些是您非常喜欢的？我指的是依照个人的口味。

PL：我非常喜欢去年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它几乎是社会电影最完美的胜利，讲述人的故事，反映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