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电影制片人的电影江湖：梦想、理性与坚持

各大国际电影节，似乎成了青年制片人追寻电影梦的必经之路。

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的第七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制片人任江洲坐在雨天影业北京的办公室，一脸颓态。他没有前往戛纳，而是刚刚从马来西亚买了一部动画片。

这家位于公寓楼阁楼中的小公司，做出了获得201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评人最佳新锐导演，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剧本提名、伯爵优秀剧本奖的《心迷宫》。

这是新生制片公司的常态，租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大点的公司租一整套，小公司只有一间。他们在看不见的城市一角，追寻着与电影有关的梦。

雨天影业曾用名海平面影业，《心迷宫》是第一个项目，制作成本170万、在内地创下1000万的票房，这对于艺术片实属不易。任江洲是《心迷宫》的制片人，也是发起人。

虽有《心迷宫》的光环，任江洲却感到做电影越来越难。目前公司与一批新导演建立合作，同时有六七个项目成形，还成立了儿童片部门。面临着电影和公司运作的双重压力，他显然有些吃不消，正在寻找着出路。

国内电影产业同样在寻找出路。产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的当下，时代造人，入行几年的青年制片人们找到了发光的土壤。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标签，在适应原有的市场形态时，也在无形中缔造着新的游戏规则。

一批青年电影制片人正在缓缓崛起。

艺术片“试炼”

“公司要换一个思路了。以后只聚焦一个类型的片子，把非线性叙事做到极致。”任江洲似乎为公司找到了一个方向。如他一样，多数青年制片人都有自己的制片方向。

极端语境下，电影工作可分为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相比于导演的创作角色，制片人更像一个电影的管理者，完整的制片工作涉及剧本、融资、拍摄、宣发等全过程。专业的制片人对于保证电影生产的规范化有重要作用，但在国内电影过去几十年里，制片人并非被重视的职业。

多数人在现阶段选择了艺术片，并选择独立制片，有的出于兴趣，有的则出于锻炼。

单佐龙是其中一个。去年成立荡麦影业后，他就与导演毕赣一起来到上海，二人租住在一套两居室内，节省成本，也方便沟通。“在他的才华面前，我要做的是帮他处理电影繁琐的事情。”作为毕赣的制片人、合伙人，内容上他是毕赣的倾听者，也思考这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闷头创作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剧本的一年里，毕赣是孤独的。到了深夜，他常常兴奋地与单佐龙分享灵感。这个过程里，单佐龙也常常睡不好觉，导演创作的同时，作为制片人的他要思考得更多。

二人2014年结缘于《路边野餐》，在另一位制片人李召玉的介绍下，时任出品方之一天画画天CEO的他加入剧组，承担海外发行和金马电影节的部分工作。

当时的他刚到北京一个多月，此前他拍过纪录片、在杭州做过影展，《路边野餐》第一次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偏向于制片人。

这次合作后，两个美学诉求极度相似的电影人确定了长期合作关系，单佐龙也在制片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子剑是《路边野餐》的另一个制片人，在商业与艺术间找到了平衡的他发展不错，公司黑鳍文化刚刚搬进一个新地址不久，似乎意味着又有了一些新的开始。

“我现阶段对（商业）大项目不太感兴趣。做艺术电影是出于喜欢。”这位80后制片人对艺术电影的追求，从他持续发力的状态便一目了然。

除了《路边野餐》，尔冬升监制、王学博导演的《清水里的刀子》获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第16届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耿军导演的《轻松+愉快》在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剧情长片单元”中获得提名评委会奖；翟义祥的新作《马赛克少女》在剧本阶段获得金马创投百万首奖……

“尽可能的保证结果，在过程中让错误更低，效率更高，并能持续保持收益的增长。”让文艺片挣钱，这是他想要的。

“我很好奇，仅此而已。” 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制片人杨城朋友圈的签名大抵是他真实的性格。入行至今，他一直对没有做过的事情保持好奇，追求自我更新，“像夏天想吃冰淇淋，这是一种本能的渴望。”

杨城对动画长片《好极了》内容颇为自信，这几乎符合他对一个好故事、好电影的所有判断。“它非常新；导演的风格鲜明且特别；看到故事的时候，对它有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想象。”

“艺术片是商业片一个很好的试炼场。”1984年出生的制片人林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的制片处女作《路过未来》刚刚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成为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的华语电影。

刚做完艺术片，但林晶并不把自己定义为艺术电影制片人，她下一步的方向是做好商业片。《布达佩斯大饭店》制片人Scott Rudin是她在制片领域的标杆，“他既做商业片又做文艺片，且做得好。其实国内最缺的是商业片制片人。好的商业片是很难驾驭的，也更考量视觉。”

原合一影业项目开发总监、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黄旭峰同样选择艺术片+商业片共同开发。“做商业电影时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美学追求叫做现实主义类型片。以当下生活的真实质感出发，在此基础上再去做类型化的创造。”

坎坷融资路

2012年底，还在新人电影节工作的任江洲带母亲看了《失恋33天》，未出电影院，母亲讲了一个发生在老家河南平顶山的真实故事，即《心迷宫》故事的原型。

初次听到这故事，他感到兴奋。他迅速与青年导演忻钰坤通电话，两人当下便确定合作。之后，忻钰坤开始了一年的剧本创作，任江洲便开始找钱，也因此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次电影融资。

有了大纲资料后，任江洲与多个电影公司联系，但几乎都被拒绝。由于农村题材+新人组合，任江洲每天都要被拒绝几次。

2013年5月，任江洲拿到了第一笔资金100万，来自做地产周边生意的朋友，但由于对方资金周转困难，开机前收回了50多万。剩余的40万在支付了剧组主创人员的工资后所剩无几。原本答应为他兜底、开矿的亲戚也不见踪影。

“开机前只剩二三万，差点开不了。”催账要来的10万元解决了眼前的难题。

但很快就出现了资金断裂，任江洲和忻钰坤给剧组放了假，自己私下继续找钱。无奈之下，他走了最后一条路：借。“赚到钱按投资分成，赚不到算借的。”

联系几个企业家朋友遭到拒绝后，“走投无路”的任江洲在几位工薪阶层朋友的倾囊相助下，渡过了难关。

原本计划40天的拍摄周期，27天就拍摄完成；由于成本限制，这个原本发生在1990年代的故事，也更改了背景。不过最终的结果令人欣喜，最终《心迷宫》实现了口碑和商业的双盈利。

任江洲对最艰难时给予帮助的朋友感激又愧疚，他清楚靠朋友的融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他终究不是个商人，为了尽快还钱，他甚至牺牲了在国内把电影卖到更高价的机会。如今，虽有《心迷宫》的加持，但他依然面临融资和商业的压力。这也是现阶段不少艺术片制片人面临的共同难题。

随着产业扩容，资本近几年在电影圈进进出出，由于缺乏沟通桥梁，电影与资本的关系一直处在磨合期，专业的制片人可以更好地处理二者关系。

与任江洲不同，王子剑认为融资并非最令人犯愁的。他与任江洲是好哥们，一行人还包括黄旭峰、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杨城、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策展人高一天。

在王子剑看来，想在市场内找到钱并不难，但能找到的钱分很多种，想要良性发展，就需要与优质资本合作，每个梯队资本的占股比例也要严格控制：“主投一般在40%，第二梯队20%-30%，自己留20%-30%做分期溢价。”

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人脉深广的黄旭峰同样对资本结构和选择有把控。他告诉记者，一般自己分两个阶段找钱，大纲阶段和剧本阶段。第一出品方会选择有行业资源、对影片后期和宣发工作有帮助的资方；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也是资源优先。但除了第一出品方，影片的各项工作对其他投资方都是阶段性的汇报告知。

“借道”海外

与前辈制片人相比，新一代制片人深谙国际电影节之道，似乎更懂海外发行的门道。小成本电影先到海外发行、拿奖，口碑发酵后，再回国内上映，这似乎成了一种通路。

《路过未来》在初期就有了去国际电影节报奖的想法，但林晶坦言，此次入围戛纳是在意料之外。

去年5月，安乐影业确定了该片的投资；6月，林晶确定了北京启泰远洋文化的投资合作。10月15日，电影开机，经过50天的拍摄；今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将初剪版本报给戛纳；3月中旬戛纳回复询问是否有其他的剪辑版本。直到公布入围、在戛纳首映，整个流程都非常紧张。

戛纳首映后，《路过未来》获得了国外主流行业媒体的关注，并很快与知名电影公司MK2（合作影片《私人采购员》、贾樟柯《山河故人》、《天注定》）确定合作，负责该片的海外业务。

6月1日记者截稿前一天，刚从戛纳回京的林晶还在倒时差，但难掩戛纳行的兴奋。一丝小确幸的背后，是入行不久的林晶扎实的基本功。此前她曾参与《万物生长》、《百鸟朝凤》、《乘风破浪》的电影工作，对电影内容生产的各环节工作、流程如数家珍。戛纳入围的经历也让她有了更高的起点。

同样在戛纳待满12天，单佐龙虽然没有项目入围，却是有备而来。筹备了两年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目前该片成本达数千万，汤唯、黄觉、张艾嘉出演，几乎达到艺术片最高水准，作为制片人，单佐龙希望把格局做得更大。

来戛纳前，他已和法国著名电影公司Wild Bunch（合作影片《阿黛尔的生活》、《一代宗师》等）确定合作，对方将负责影片的国际宣发业务。

两年前，《地球最后的夜晚》在金马奖拿到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资助体系现金奖，而CNC是做中法合拍片无法绕开的一环，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做一部中法合拍片的想法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连续两年前往戛纳，带着“毕赣制片人”光环的他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担任新片的法国联合制片人，这对于影片在欧洲艺术电影市场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

单佐龙性格安静，甚至有些许自闭，并不擅长觥筹交错，因此在去戛纳前就安排好了大部分见面，做了详细的日程表。在他的戛纳行程表中，有大约30项事宜。

杨城作为“吴天明基金”青年制片人扶持计划的一员来到戛纳，每天上课、看片、开会。生于1985年的他是圈内公认的“厉害”角色，年纪轻轻，却是电影节的“常客”。

2014年和2015年，其制片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我的青春期》接连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竞争最佳电影；今年，又有一部影片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样的经历，让他与多个电影节选片人熟络起来。

“这个领域太熟了，不用别人帮，我们甚至可以帮别人做。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赢得国内观众更有价值。”

王子剑也是具备海外发行能力的制片人之一。2015年，《路边野餐》获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名。这是黑鳍文化严格意义上首次国际电影节经历。

在自己老师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洛迦诺电影节的选片人。“要用一切方法找到选片人，其实就是硬着头皮去找。很多时候笨方法是最有效的。”他说。每年电影节开始前的固定时间段内，很多电影节的选片人都会来到中国。

正值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选片人来中国，王子剑为好友黄旭峰4年磨一剑的真实电影《大三儿》做了推荐。“我们是抱团取暖的。”黄旭峰说。

这部影片讲述了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叫大三儿的人想去拉萨和珠峰大本营的故事：一名身高一米、46岁的中年男人，如何在重复的日常生活里，有计划的寻求突破，并最终回到生活里的真实经历。经过1年多的准备、2年的拍摄，进入了最后剪辑和制作。这是工厂大门的首部影片，此外，他还储备了7个电影项目。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当天，正是《大三正传》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选片人看片的日子，虽是第一次尝试国际电影节，但黄旭峰并不太担心。除了平和的心态，更多的是对影片内容的自信。

当然，在国际电影节的道路上，方法固然重要，但好的内容永远是打动选片人的第一块也是唯一一块敲门砖。

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规定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拟参加境外电影节的，需向主管部门备案。本质上，审核难度并没有加大，只是去国际电影节，必须先过了这关。

如何平衡电影本身的突破性和当下的电影政策环境？

这个问题考验着很多人，也考验着杨城。不过，他说他的困惑已经不是外在的挑战，而是对自己思考力、创造力的不满足，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学者型的制片人，并努力以这种理念在建设公司。

他喜欢自我反省。“以前有一些虚荣心，第一次去大的电影节的时候，我特别兴奋；遇到问题也会特别焦虑，现在想想觉得可笑。”

“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事情，想着去解决就行了，焦虑难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告诉记者，自创办哪吒兄弟影业以来，他改变了很多。创业经历和对哲学学习感悟，让他如今对很多事都能平和看待。

“任何事都有ABCD的可能性，做最好的想象，也做最坏的打算，这样任何结果的发生都可以平静接受。”

商业化探索

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困难，他们对于电影工业和商业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电影《桃姐》中有过嘲讽类的场景，刘德华饰演的制片人在电影超支后，用各种说辞和手段，说服博纳董事长于冬客串的投资人增加投资。这一场景在真实的电影拍摄中其实很常见。

但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受访人都表示，做好预算、控制成本是制片人基本功，与曾经的超支常态相比，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我们的电影绝对不可能出现超支的情况。”林晶告诉记者，她了解最大的成本是人力，对如何做预算有自己的方法论，也明白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股权结构和融资思路完全不同。

王子剑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艺术片制片体系。包括完整的预算、回收计划等。在黑鳍的会议室里，整墙的黑板上写满了一部电影所需要的各个环节，并作好了分类。他对各环节的人力成本稔熟于心，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做出精确的预算。

影片卖得好才可能保证不赔钱，包括海外发行、国内票房、网络版权等多个渠道，王子剑在几个项目之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回收体系。往往在前期筹备时，就要分阶段为项目做好回收方案。

同时，他形成了股权溢价模型，这是当下产业环境里，制片人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保证制片公司可以持续运营的手段之一。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部影片中自己会留有部分股权，在主投方确定后、拿出10%左右做第一次溢价；片子第一个版本出来后，做第二次；电影节、发行之前，进行第三次溢价，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将手里的股份留用。

同是创作型制片人，任江洲不掩饰对王子剑商业能力的佩服，自己虽擅长创作，但电影终究是个名利场，他也要为找到一个合适的财务负责人。

任江洲性格内敛，谈及困难会接连叹气，像泄了气的气球。结束《心迷宫》创作后，他回老家做了一个农场，在电影集中拿奖的2014年，他除了飞去领奖，其余时间都在老家种地。

“有了这个收入，起码够我生活。我不能连吃饭都吃不起，却还要坚持梦想。”

采访结束已是正常公司下班的时间，任江洲与几个制片人继续开会，谈及新项目，他多次兴奋起来，似乎刚才说的困难都不复存在了。

走出雨天影业局促的办公室，下了大半天的雨停了。雨水洗过的城市格外干净，如任江洲的电影梦一样清晰。

“做电影的千万不要说自己伟大，也不要总宣称自己苦哈哈，这只是一个工作。现在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但如果哪天我更喜欢别的事业，或许就离开电影行业只做一个观众了。”杨城悠悠地说着；而有些疲于社交的单佐龙也为自己找了后路，“说不定以后去做个木匠。”

话虽如此，纵有千般无奈，他们依然在当下坚守着。随着这批青年制片人对电影江湖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新规则形成之前，他们或许会催生出更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