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开放的内地扩大了香港电影人的世界

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马逢国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在香港电影界从业经年，为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负责人之一，曾经监制及出品多部香港电影，包括《最后的贵族》及《秋菊打官司》等脍炙人口的电影。现任第五届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组别议员、电影发展局主席，亦曾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您在哪里？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马逢国：我是参与到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参与回归仪式。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当时我们也召开临时立法会的会议，在回归之际通过很多很重要的法律。所以回归仪式和立法会，我当时参与的事情。

心情当然是非常兴奋，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那么多年盼望回归，终于一方面洗刷了历史的耻辱，另一方面也是开启了新的篇章。我们都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去迎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记者：您长期在香港文化界、尤其是电影行业工作。在您看来，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影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出了什么样的成果？

马逢国：这个分不同的阶段。回归当时，正好电影也是一个转型的阶段。一方面电影技术、特别是发行放映的技术有了很大突破，从录像带，发展到了DVD、VCD的形式；但同时由于法制跟不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所以是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市场需要很多片子，制作量处于上升的轨道，但上升到差不多的时候，因为盗版侵权很厉害，所以到了高峰又再回落。具体来讲，从回归到1999年是一个上升轨道，但是到1999年高峰以后就开始下滑，延续到2007年才缓和下来。之后慢慢沉寂一段时间，到了最近这几年，又慢慢回升了。

这个回升和大环境的改变有关系。首先就是内地市场的兴起。从2006年开始，那时内地市场、整个国家的总票房也才十个亿左右的人民币，到今天已经快接近600亿了。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香港电影一直都参与其中。内地市场的崛起，吸收、吸引了一大批香港的制作菁英去大陆发展，这个也使得香港的电影产量相对降低了；但是内地电影业发展的很快，过了大概五年左右，内地电影人、制作人慢慢成熟，对香港电影人的牵引力也就下降了。

精英仍然留在内地，但是一般的技术人员，内地已经培养出来了，所以形成了两方面的分化：有能力、有技术的继续发展地很好，一般的人机会就相对少了，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电影人来说，由于香港本土制作产量下降，机会就变少了。所以香港一度出现所谓人才掏空的现象。这个是很明显的。

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包括电影界和特区政府的努力，培养了一批新人，这两年又恢复了一个上升轨道，新导演涌现了一大批，同时制作量也逐步回升。香港本土电影制作产量上升，虽然总体投资额增长不是很大、都是小制作，但起码电影人还是有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同内地的合作，电影合拍片去争取内地市场，数量仍然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内地的影人发展地很好。从2007年到现在，内地的十大卖座电影平均超过一半都是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说明香港电影人对内地市场、尤其是对内地的电影发展，仍然是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记者：回归二十年来，香港和内地影视业的合作愈加深化。您能否评价一下这样深化的情况？

马逢国：这个分几个方面说吧。首先第一个是题材。合拍片的题材在开始的时候，当时内地对电影创作仍然有一定的题材限制，香港一些创作人不适应，所以那时参与的合拍片很多都是历史题材、动作题材，这样触碰到红线的机会不多。这几年慢慢出现了更多当代、现实的题材，这是好现象，说明香港电影工作者慢慢适应了内地市场，也能掌握一定的题材框框，大家都能在制度底下很好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另外一批人则选择留在香港，拍一些香港题材为主的、粤语为主的电影，成为另一种类型，即所谓港产片，也慢慢发展成为相对有很强本土特色的电影。

记者：所谓合拍片时代来临之后，有人担心本地影业会一蹶不振。合拍片时代的来临对于香港本地影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逢国：总的来说，我认为非常正面。以前内地市场没有开放的时候，香港的创作人、电影工作者的目标只能锁定本土几百万人的市场和海外华人市场，个别动作题材的电影还有国际市场。而当内地市场开放，通过合拍，对很多电影人来说，一下子他们那个世界扩大了很多，创作空间大了很多，市场大了很多。现在动不动就一个亿、两个亿的预算，以前对香港电影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都有机会了。以前只能构思、但是拍不了的大片子，现在都能拍。

当然挑战也很多，内地观众口味和香港不一样，对香港制作人来说，要适应新的观众群、那么庞大的观众数量，他们要做很多自身的调节。但是我觉得，总体实践下来，是越来越好了，香港电影人越来越能掌握情况，信心也很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记者：近年来香港本地新晋影人逐渐崛起，而四大天王时代的资深影人亦未过气，您怎么评价这样的发展状况？

马逢国：对于观众来说是不断希望有新的面孔出现，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只要有好的题材，拍出高素质的电影，就能捧出一些新的演员。但是对于一些老牌演员来说，他们有很好的观众基础，电影题材同时也很好的话，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的。这里可能也有商业决定，因为电影的投资越来越大了，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也不太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启用新人，所以他甚至会在启用新人的同时，再用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去做票房的保证，这就是市场的引力。当然，一个演员保持常青，有很高的个人要求，对演员本身素养、品质的要求，能做到的相对来说也是少数，大部分也会逐步被新面孔所取代，这是必然的。

记者：您对未来香港影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

马逢国：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原来我担心年青一代能不能接上班，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转接的时期。拿2016年的数字来看，香港一共有28位新导演，都是年轻导演，都能开拍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五六十部电影里面超过一半是新导演。这绝不是小数目。我觉得这一批年轻人充满很大的创意，有很强的创作欲望，也很善于掌握电影的技术，未来充满着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我感觉，未来香港电影还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小型制作，但是题材和内容会更百花齐放，因为它们受到投资者的局限相对少，三、五十万就可以拍一部电影，只要内容好、故事讲清楚、讲完整，就可以拍得不错。当实践几次之后，有了曝光度，大一点的投资人也会找上门来。所以要一步一步走，而新一波高潮是可以期待的。

当然，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三年还是五年就要看情况了，因为电影发展会有很多新的情况出现，包括发行、放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对电影创作人员来说也要了解掌握这方面新的趋势和发展。这样他们就会成长的更快。所以我对香港电影还是充满了期待。

记者：您怎么看待电影的叫座与叫好间的关系？

马逢国：这是一个老的问题，我讲这个题目讲了几十年了。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他拍一个电影，首先不管他对市场如何理解，他必然是希望拍一个好片子、好电影的。

什么是好电影呢？叫座是好电影；叫座又叫好也是好电影。我不想把艺术和商业对立，因为对于好片子而言应该是统一的。问题是，要想一个片子又叫好又叫座，要求相对高，这就要考虑如何做到平衡。

有的时候，一些创作人因为投资、环境、市场的原因，需要作出取舍。一些创作者追求又叫好、又叫座，这是理想，但会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拍出来的片子又不叫好、又不叫座。而当创作人没把握同时做到叫好、叫座的时候，到底是先做好哪一样？很多时候，投资者希望保证叫座，创作者希望保证叫好。这两个的优先次序看你怎么摆。当然，你做出选择之后，不一定事情会照预期发生，电影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或许原先以为这个片子不一定卖座，结果市场效果很好。所以这要考验作为投资者或者创作人是怎么取舍。当然，能力强的高手是能同时驾驭好两造，那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影制作了。

对我来说，电影由于要去面对市场，在电影院面对观众，最后要受到市场的检阅和考验，它必然是一个商品。我拍一个电影，不期望它卖座，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达到，就要看对市场的掌握能力了。所以是统一的关系，看如何平衡好。

记者：在二十年中，您所亲身经历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么？

马逢国：回归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影响很大。对我个人来说，恰恰就在那个当口，决定暂时不搞电影了，而去从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是在1997年部署把我自己创办的电影公司卖掉，因为我当选了临时立法会的议员。为了准备从政之路，我放下电影，这对我往后20年是有很大影响的。往后20年，我是为特区政府服务，当议员、当很多公职。我的感觉是，终于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去把香港建设好、发展好。

记者：我可不可以理解成，香港回归给您个人也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

马逢国：给我一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参与社会的机会。以前我是透过工作、电影，去对整个社会发挥一些影响力。后来我感觉到，既然有一个机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社会里面，那就更多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但同时，我也保持通过政治平台、发挥对文化艺术电影的影响力。我离开了前线岗位，转移到另外稍微不同的岗位，比如我当艺术发展局主席，后来又当电影发展局主席，同时又是文化界立法会议员。

记者：您认为二十年至今，如果为香港的综合发展画一个波状图的话，香港经历过哪些波峰、波谷，而如今它又在一个什么位置？

马逢国：总体来说都有一些起伏。回归时，政治上当时很多人没有信心，对一国两制没信心，对很多重要事情大家都很谨慎。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慢慢感觉，对中央政府、对落实一国两制逐渐建立起信心。同时，对内地快速发展有一种不适应感，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还在延续。我们如何配合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母体？如何在这样快速发展中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可以发挥的角色？我觉得，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处理好。我觉得，现在香港处于一个起伏的阶段。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从以前的殖民地过渡到现在当家作主，那么如何当家作主呢？在政治上固然有很大的企图、希望做很多事情，但事实上我们能不能掌握好，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人才，这些在实践里面都有一点磕磕碰碰。同时由于香港是很外向的经济，完全开放，也受到国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上高峰的时候，我们也会高峰，低潮时我们也会受影响。

记者：您认为目前香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从您专业角度或领域来看，应如何解决？

马逢国：我们的社会的人口构成以华人为主，有一批人是香港本土的，还有一批是从内地移居香港的，同时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聚居，这是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状态。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凝聚在一起，大家保持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要克服的。特别是在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的、政治发展的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凝聚到社会上的共识。离开政治，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记者：那电影业遇到最大问题是什么？

马逢国：电影业的问题稍微有点不同。香港要如何既维持我们本地电影特色，同时拥抱内地庞大的人口、观众来进行创作。这两个长远来看是会慢慢融合的。如何发挥香港电影人的创意，即不受约束的创意无限，也同时掌握一些外国、西方的文化口味，然后把这些都挪移到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广大市场，拍出有香港特色的、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又能为所有观众、包括国际观众都能接受的电影，将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事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应该是很有作为的，不应该就锁在一个地方，不该纯粹为不到一千万人的观众、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服务，而应该立足这个地方，背靠我们的母体庞大的市场，面向国际。

记者：现在有很多内地片子来香港拍片、与国际交流，那么香港的电影环境、包括交易的环境，能为内地的电影产业做些什么？

马逢国：你问的很好。刚才一直在讲单向的、香港如何进入内地市场，其实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市场，无论是电影的投融资，还是电影的制作、创作，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多内地的同行，使用香港这个地方、香港的创作人，甚至利用香港创作人去制作一些香港为题材的电影，然后再作为特色电影回溯到内地去。长远来说，两地是有很多的融合。

我认为，内地的投资者来到香港，投资的意欲和胆识要比香港原来的投资者要强，只不过他们以前不熟悉这个环境，现在慢慢已经熟悉了。现在有一些香港公司其实都是内地投资者主导的，也为香港电影融资注入新的力量。而且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中外合作平台，比如最近就有美国华纳跑到香港来成立一个公司，希望以香港作为基地，拍摄一些优质的电影。所以，香港如果经营得好的话，是能够成为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电影投融资和生产的地方。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