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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开放的内地扩大了香港电影人的世界

马逢国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在香港电影界从业经年,为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负责人之一,曾经监制及出品多部香港电影,包括《最后的贵族》及《秋菊打官司》等脍炙人口的电影。

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马逢国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在香港电影界从业经年,为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负责人之一,曾经监制及出品多部香港电影,包括《最后的贵族》及《秋菊打官司》等脍炙人口的电影。现任第五届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组别议员、电影发展局主席,亦曾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您在哪里?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马逢国:我是参与到整个过程里面,包括参与回归仪式。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当时我们也召开临时立法会的会议,在回归之际通过很多很重要的法律。所以回归仪式和立法会,我当时参与的事情。

心情当然是非常兴奋,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那么多年盼望回归,终于一方面洗刷了历史的耻辱,另一方面也是开启了新的篇章。我们都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去迎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记者:您长期在香港文化界、尤其是电影行业工作。在您看来,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影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出了什么样的成果?

马逢国:这个分不同的阶段。回归当时,正好电影也是一个转型的阶段。一方面电影技术、特别是发行放映的技术有了很大突破,从录像带,发展到了DVD、VCD的形式;但同时由于法制跟不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所以是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市场需要很多片子,制作量处于上升的轨道,但上升到差不多的时候,因为盗版侵权很厉害,所以到了高峰又再回落。具体来讲,从回归到1999年是一个上升轨道,但是到1999年高峰以后就开始下滑,延续到2007年才缓和下来。之后慢慢沉寂一段时间,到了最近这几年,又慢慢回升了。

这个回升和大环境的改变有关系。首先就是内地市场的兴起。从2006年开始,那时内地市场、整个国家的总票房也才十个亿左右的人民币,到今天已经快接近600亿了。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香港电影一直都参与其中。内地市场的崛起,吸收、吸引了一大批香港的制作菁英去大陆发展,这个也使得香港的电影产量相对降低了;但是内地电影业发展的很快,过了大概五年左右,内地电影人、制作人慢慢成熟,对香港电影人的牵引力也就下降了。

精英仍然留在内地,但是一般的技术人员,内地已经培养出来了,所以形成了两方面的分化:有能力、有技术的继续发展地很好,一般的人机会就相对少了,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电影人来说,由于香港本土制作产量下降,机会就变少了。所以香港一度出现所谓人才掏空的现象。这个是很明显的。

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包括电影界和特区政府的努力,培养了一批新人,这两年又恢复了一个上升轨道,新导演涌现了一大批,同时制作量也逐步回升。香港本土电影制作产量上升,虽然总体投资额增长不是很大、都是小制作,但起码电影人还是有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同内地的合作,电影合拍片去争取内地市场,数量仍然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内地的影人发展地很好。从2007年到现在,内地的十大卖座电影平均超过一半都是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说明香港电影人对内地市场、尤其是对内地的电影发展,仍然是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记者:回归二十年来,香港和内地影视业的合作愈加深化。您能否评价一下这样深化的情况?

马逢国:这个分几个方面说吧。首先第一个是题材。合拍片的题材在开始的时候,当时内地对电影创作仍然有一定的题材限制,香港一些创作人不适应,所以那时参与的合拍片很多都是历史题材、动作题材,这样触碰到红线的机会不多。这几年慢慢出现了更多当代、现实的题材,这是好现象,说明香港电影工作者慢慢适应了内地市场,也能掌握一定的题材框框,大家都能在制度底下很好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另外一批人则选择留在香港,拍一些香港题材为主的、粤语为主的电影,成为另一种类型,即所谓港产片,也慢慢发展成为相对有很强本土特色的电影。

记者:所谓合拍片时代来临之后,有人担心本地影业会一蹶不振。合拍片时代的来临对于香港本地影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逢国:总的来说,我认为非常正面。以前内地市场没有开放的时候,香港的创作人、电影工作者的目标只能锁定本土几百万人的市场和海外华人市场,个别动作题材的电影还有国际市场。而当内地市场开放,通过合拍,对很多电影人来说,一下子他们那个世界扩大了很多,创作空间大了很多,市场大了很多。现在动不动就一个亿、两个亿的预算,以前对香港电影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都有机会了。以前只能构思、但是拍不了的大片子,现在都能拍。

当然挑战也很多,内地观众口味和香港不一样,对香港制作人来说,要适应新的观众群、那么庞大的观众数量,他们要做很多自身的调节。但是我觉得,总体实践下来,是越来越好了,香港电影人越来越能掌握情况,信心也很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

记者:近年来香港本地新晋影人逐渐崛起,而四大天王时代的资深影人亦未过气,您怎么评价这样的发展状况?

马逢国:对于观众来说是不断希望有新的面孔出现,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只要有好的题材,拍出高素质的电影,就能捧出一些新的演员。但是对于一些老牌演员来说,他们有很好的观众基础,电影题材同时也很好的话,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的。这里可能也有商业决定,因为电影的投资越来越大了,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也不太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启用新人,所以他甚至会在启用新人的同时,再用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去做票房的保证,这就是市场的引力。当然,一个演员保持常青,有很高的个人要求,对演员本身素养、品质的要求,能做到的相对来说也是少数,大部分也会逐步被新面孔所取代,这是必然的。

记者:您对未来香港影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

马逢国: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原来我担心年青一代能不能接上班,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转接的时期。拿2016年的数字来看,香港一共有28位新导演,都是年轻导演,都能开拍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五六十部电影里面超过一半是新导演。这绝不是小数目。我觉得这一批年轻人充满很大的创意,有很强的创作欲望,也很善于掌握电影的技术,未来充满着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我感觉,未来香港电影还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小型制作,但是题材和内容会更百花齐放,因为它们受到投资者的局限相对少,三、五十万就可以拍一部电影,只要内容好、故事讲清楚、讲完整,就可以拍得不错。当实践几次之后,有了曝光度,大一点的投资人也会找上门来。所以要一步一步走,而新一波高潮是可以期待的。

当然,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三年还是五年就要看情况了,因为电影发展会有很多新的情况出现,包括发行、放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对电影创作人员来说也要了解掌握这方面新的趋势和发展。这样他们就会成长的更快。所以我对香港电影还是充满了期待。

记者:您怎么看待电影的叫座与叫好间的关系?

马逢国:这是一个老的问题,我讲这个题目讲了几十年了。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他拍一个电影,首先不管他对市场如何理解,他必然是希望拍一个好片子、好电影的。

什么是好电影呢?叫座是好电影;叫座又叫好也是好电影。我不想把艺术和商业对立,因为对于好片子而言应该是统一的。问题是,要想一个片子又叫好又叫座,要求相对高,这就要考虑如何做到平衡。

有的时候,一些创作人因为投资、环境、市场的原因,需要作出取舍。一些创作者追求又叫好、又叫座,这是理想,但会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拍出来的片子又不叫好、又不叫座。而当创作人没把握同时做到叫好、叫座的时候,到底是先做好哪一样?很多时候,投资者希望保证叫座,创作者希望保证叫好。这两个的优先次序看你怎么摆。当然,你做出选择之后,不一定事情会照预期发生,电影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或许原先以为这个片子不一定卖座,结果市场效果很好。所以这要考验作为投资者或者创作人是怎么取舍。当然,能力强的高手是能同时驾驭好两造,那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影制作了。

对我来说,电影由于要去面对市场,在电影院面对观众,最后要受到市场的检阅和考验,它必然是一个商品。我拍一个电影,不期望它卖座,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达到,就要看对市场的掌握能力了。所以是统一的关系,看如何平衡好。

记者:在二十年中,您所亲身经历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么?

马逢国:回归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影响很大。对我个人来说,恰恰就在那个当口,决定暂时不搞电影了,而去从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是在1997年部署把我自己创办的电影公司卖掉,因为我当选了临时立法会的议员。为了准备从政之路,我放下电影,这对我往后20年是有很大影响的。往后20年,我是为特区政府服务,当议员、当很多公职。我的感觉是,终于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去把香港建设好、发展好。

记者:我可不可以理解成,香港回归给您个人也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

马逢国:给我一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参与社会的机会。以前我是透过工作、电影,去对整个社会发挥一些影响力。后来我感觉到,既然有一个机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社会里面,那就更多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但同时,我也保持通过政治平台、发挥对文化艺术电影的影响力。我离开了前线岗位,转移到另外稍微不同的岗位,比如我当艺术发展局主席,后来又当电影发展局主席,同时又是文化界立法会议员。

记者:您认为二十年至今,如果为香港的综合发展画一个波状图的话,香港经历过哪些波峰、波谷,而如今它又在一个什么位置?

马逢国:总体来说都有一些起伏。回归时,政治上当时很多人没有信心,对一国两制没信心,对很多重要事情大家都很谨慎。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慢慢感觉,对中央政府、对落实一国两制逐渐建立起信心。同时,对内地快速发展有一种不适应感,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还在延续。我们如何配合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母体?如何在这样快速发展中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可以发挥的角色?我觉得,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处理好。我觉得,现在香港处于一个起伏的阶段。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从以前的殖民地过渡到现在当家作主,那么如何当家作主呢?在政治上固然有很大的企图、希望做很多事情,但事实上我们能不能掌握好,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和人才,这些在实践里面都有一点磕磕碰碰。同时由于香港是很外向的经济,完全开放,也受到国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上高峰的时候,我们也会高峰,低潮时我们也会受影响。

记者:您认为目前香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从您专业角度或领域来看,应如何解决?

马逢国:我们的社会的人口构成以华人为主,有一批人是香港本土的,还有一批是从内地移居香港的,同时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聚居,这是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状态。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凝聚在一起,大家保持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要克服的。特别是在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的、政治发展的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凝聚到社会上的共识。离开政治,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记者:那电影业遇到最大问题是什么?

马逢国:电影业的问题稍微有点不同。香港要如何既维持我们本地电影特色,同时拥抱内地庞大的人口、观众来进行创作。这两个长远来看是会慢慢融合的。如何发挥香港电影人的创意,即不受约束的创意无限,也同时掌握一些外国、西方的文化口味,然后把这些都挪移到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广大市场,拍出有香港特色的、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又能为所有观众、包括国际观众都能接受的电影,将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事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应该是很有作为的,不应该就锁在一个地方,不该纯粹为不到一千万人的观众、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服务,而应该立足这个地方,背靠我们的母体庞大的市场,面向国际。

记者:现在有很多内地片子来香港拍片、与国际交流,那么香港的电影环境、包括交易的环境,能为内地的电影产业做些什么?

马逢国:你问的很好。刚才一直在讲单向的、香港如何进入内地市场,其实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市场,无论是电影的投融资,还是电影的制作、创作,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多内地的同行,使用香港这个地方、香港的创作人,甚至利用香港创作人去制作一些香港为题材的电影,然后再作为特色电影回溯到内地去。长远来说,两地是有很多的融合。

我认为,内地的投资者来到香港,投资的意欲和胆识要比香港原来的投资者要强,只不过他们以前不熟悉这个环境,现在慢慢已经熟悉了。现在有一些香港公司其实都是内地投资者主导的,也为香港电影融资注入新的力量。而且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中外合作平台,比如最近就有美国华纳跑到香港来成立一个公司,希望以香港作为基地,拍摄一些优质的电影。所以,香港如果经营得好的话,是能够成为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电影投融资和生产的地方。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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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