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深夜食堂》被翻拍后,掀起评论的滔天巨浪,也是有些意外。橘越淮而枳,跨越文化语境的改编,注定是逃不过“难接地气”“水土不服”的厄运吗? 其实未必。“翻版”固然面临一些先天不利的因素,譬如观众或读者对“原作”的感情,隔着时间、记忆和私人喜好的滤镜,对“翻版”的评价有时是会产生偏差。但时间毕竟是公平的,“翻版”和“原创”终将平等地接受观众的评判,创作者的技艺以及作品面对生命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编者的话
翻拍也好,改编也好,都是吃力不讨好的风险活。
就像在电视剧 《甄嬛传》 里,嬛嬛貌美才高,婉转蛾眉,可是成也败也都因长得太像故去的皇后,皇帝一句“菀菀类卿”,她就被打击到尘埃里。多少“翻版”败在“原版”的阴影下,无非是因为时间和记忆的滤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当年 《纸牌屋》第一季上线,一部老牌的英国迷你剧经好莱坞改造,重装上阵,被惊呼刷新美剧水准的标杆。可是老派的英剧迷们气不打一处来,他们说:史派西演的“下木”总统,动不动打破第四堵墙对着观众絮叨的模样,演技浮夸,哪里及得上根正苗红的莎剧演员理查德森大气沉稳———英剧背后,站着莎士比亚啊! 可是再过三五十年,美剧《纸牌屋》 在影剧史的坐标系里得到什么样的位置,难以预料了。一代人有一代人认同的“经典”,两版电视剧《红楼梦》 是个绝妙的例子。几年前,看着1983版 《红楼梦》 长大的观众把新版 《红楼梦》 骂得一无是处:黛玉胖,宝钗瘦,小宝玉獐头鼠目,老太太眼露凶光,满园子姑娘的“铜钱头”堪比聊斋……而如今到视频网站上点开新版 《红楼梦》,“中老年观众”大概会被弹幕的内容吓到,95后、00后的孩子们发自内心喜欢这个版本。
“翻拍”能不能扛住时间,打赢翻身仗,打铁还是要看自身硬,归根结底,这是考验创作者的技艺。
远的不说,就说黄磊栽惨了的《麻烦家族》。“独门别院的三代同堂”,作为导演的黄磊设定的这个戏剧情境,偏离了大部分观众的想象,但是,“不接地气”的指责太笼统,只是问题的表象。从山田洋次导演的 《家族之苦》 到 《麻烦家族》,真的只有生搬硬套? 不见得,影片的核心议题是有转移的。日本老导演用喜剧的方式谈“苦恼”,题眼在“苦”,为了老母亲的离婚案,一大家子分成两派,居中的小儿子为难地调停两边,“幸福”是小心翼翼协调下的短暂和解。到了中国版中,核心是“家族”,“家”成了一种信仰,任何矛盾在“家”的神圣属性前终被压制。遗憾的是,能做好爸爸、好老师和好厨子的黄磊,他的剧作和拍摄能力其实很局限,抖机灵的策略是不能释放戏剧能量的,表现在电影里,他只能照搬原版的情节设置和细节,却无能展开对生命现象的捕捉和生命哲学层面的反思。
事实上,《家族之苦》 本身有“翻拍”的背景。电影结束于老父亲病愈后在家看小津导演的 《东京物语》,这是山田洋次的致敬之笔,追溯上去,他之前的 《东京家族》 就是翻拍了《东京物语》。《东京家族》 是一部评论两极分化的片子,很多小津的影迷觉得山田洋次哪里都不如小津,用小津特有的美学风格去考评山田洋次,后者简直一无是处。这种论调是“爱的盲目和偏见”。老山田的能耐,恰恰在于“致敬而不照搬”。小津的 《东京物语》 是刻画日本战后的大家族分裂、血亲疏远,《东京家族》 和 《东京物语》 的差别,不在于小津悲观而山田温存。时代变迁,21世纪初的社会空气迥然不同于战后,山田刻画的是“衰老”成为日本社会的症候群,到了《家族之苦》系列,这很大程度是《东京家族》谐谑化的延续,笑着去谈沟通、生死、离散……这些终究悲哀的命题,笑话和笑声衬着悲凉的底色。山田对小津极是敬重,但他没有把小津的“原版”当成卸不掉的负担,从《东京家族》到《家族之苦》,再到拍出《家族之苦2》,他在表达自己的冲动和思考,把“平田家”打造成“寅次郎”之后的又一块金招牌,这样兢兢业业的手艺,观众看得见,时间也看得见。
再来看扑街程度更惨烈的电视剧《深夜食堂》,群众们纷纷认为,“中国版”深夜食堂应该是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烤串摊子,而像剧里把泡面卖到几十块一碗的小资店,黑店无疑。这调侃不无道理,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真的拍赤膊壮汉在烟雾腾腾的炉子前卖烤串,这会吓跑多少小清新小确幸的观众啊! 遍植广告的 《深夜食堂》 真正惹人烦的是什么? 是浮夸的人物设计和更浮夸的表演。看设定,看背景,看细节,看到最后,观众要看的是“人”。换言之,故事在移花接木的过程中,因为娱乐的需要、因为技术难度、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不能实现语境和情节的“无缝对接”,但具体人物的可信度和演员的靠谱表现,能够很大程度地弥补观众的期待值。
从西德尼·卢曼特导演的经典室内剧 《十二怒汉》 到中国电影 《十二公民》,就是表演的有限胜利。《十二公民》 的导演徐昂是话剧导演出身,隔行隔山,电影的拍摄手法比较单薄,更像是“借大银幕记录一部戏剧的演出”。要说强调剧本,这个本子又有个先天不足的缺憾:中美司法的不同。十二个天南海北的人因缘际会地坐到一张桌前,谈感情谈理性,谈道德谈法律,谈人性谈社会,然而,因为这只是一场英美法补考“模拟庭审”,从根本上瓦解了“戏”的冲击力。可是这个有缺憾的剧本演到最后,戏没有塌,全靠表演撑着,尤其是戏份最多、扮演出租车司机的韩童生,他演出了一个北京平民市侩但善良的生动面相,也把一个感情至上者走向理性的过程演得刺目刺心。更要紧的是,除了何冰和韩童生,没有一个角色成为这场群戏中的“短板”,他们每个人都是从现世烟火的芸芸众生中走来,指向不同的人群和生活价值,却又没有沦为概念化的脸谱。最终,这部电影成了中国银幕上“值得被谈论的少数派”,它在上映时没有制造现象级的谈资,也没有创造很可观的票房,它是靠着扎实的表演获得了一点时间中的定力。
“翻版”和“原版”之间的优胜劣汰,一时会有见仁见智的感情倾向,而长远地看,时间是公允的,糟糕的作品各有各的糟糕,能在时间中“幸免”的佳作却是殊途同归:它们尊重技艺,尊重生活,尊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