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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商业并不矛盾，我是双子座。”
这是黄建新对自己在职业生涯为何会出现两个不同阶段的解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建新以执导处女作先锋艺术影片《黑炮事件》为人所知；到了20年后，因监制《投名状》、《木乃伊3》和《十月围城》等商业大片，他转身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大片监制。
1986年上映的《黑炮事件》在当时极富有批判意义
这样成功的转身，在其他与他同辈的第五代导演中是独有的。他的合作过的导演里，既有冯小刚、陈可辛、徐克等风格各异的成熟导演，也有叫兽易小星这样的“网生代”新导演。从《智取威虎山》到《万万没想到》，黄建新并不“挑食”。
黄建新还创造了让主旋律与商业化完美结合的影片，他在这两年接连监制《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这些充满正能量的题材除了让他兴奋，更是都凭借爆棚的口碑，分别获得了超过8亿和11亿的票房成绩。
要打造这两部“重工业”商业影片并不容易。作为监制，黄建新的任务，就是“提供给创作者最充足、安全、具有保证性的环境”，但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工业环境中，光是将最基本的拍摄任务按期完成就已经十分困难。在他这么多年的监制中，只有一部《万万没想到》是完全按照拍摄计划完成，其他的每一部，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差存在。
对一位监制来说，在拍摄上的按计划进行，是对影片成本可控的最大保证。用黄建新的话来说，“最大的超支危险，就在于工作人员和演员”，演员的片酬、整个剧组几百人每天的开销，都是极为庞大是数字。更何况主演的时间更难协调，超期很可能意味着整部影片都会留下遗憾。
黄建新监制的作品中，最近即将与观众见面的，是7月13日在内地上映的《悟空传》。这部电影的原版小说根据《西游记》里的角色改编而来，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处理，提炼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胆气，将整个西游世界中的其他角色统统装进了另一个世界当中。
《悟空传》将用全新的视角解读“西游世界”
在过去，视效大片一直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块短板，好在《悟空传》在前期筹备时就做到了后期前置，让整体拍摄和后期制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据黄建新介绍，实际拍摄“和原计划比只差了两三天”。该片从原本2016年上映延期至现在的档期，主要是因为影片整体的视效镜头，从大约1500个增加至约1800个，且质量要求更高。
黄建新明白，中国工业电影与世界一流水准之间的差距，就算现在在一部片子里做到精益求精也很难弥补，“好莱坞世界级大片就像马路上一辆坦克，我们这儿就是一拉板车，想打一架也打不了”。但重工业化，是内地电影产业寻得生存空间、未来获得更好发展的必经之路。也许在现在，工业化影片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只有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国产电影才有可能在未来将这个差距逐步缩小。
记者对话黄建新：
记者：最近几年感觉黄老师正能量满满，特别是《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不仅本身充满正能量，而且能很好地感染观众的情绪，7月即将上映的《悟空传》和《建军大业》也是充满正能量的主题。这是您的选片风格吗？
《智取威虎山》创造了主旋律的全新展现形式
黄建新：其实也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心理上的需求，对这些主题比较敏感。是不是刻意的我倒也不敢说，因为我在行业里头工作时间久了，有很多互相信任的作者遇到这些题材后会主动找到我，希望跟我合作。如果遇到这样的题材，我就会兴奋，也愿意去做。
道理很简单，可能我骨子里一直认为，强大的民族必须有英雄的梦想，从古希腊神话、从《山海经》开始，全世界的文化史都证明了一点，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的梦想，它就没有那个具体的凝聚的点。这类电影，我觉得在中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老说美国电影里净是英雄，而且人家直接就叫超级英雄了，这和美国的国力是匹配的。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上影响这么大，但是精神文化的影响还没有匹配上。
记者：不过我们民族也更加重视集体，那我们的英雄和强调独立个性的美国的超级英雄会有什么不同吗？
黄建新：我觉得没有，因为从文化符号的角度来说，一定是落实到个人。中国的英雄史也很长，比如《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就是，《水浒传》里108个英雄也是。美国的超级英雄也不仅仅是个人，他们代表了一种美国的价值观。
故事和情感都以一个具体的生命来呈现，这在全球是一致的，做电影一定会归结到一个人。《智取威虎山》是杨子荣，《湄公河行动》是高刚和方新武。电影必须具体到个体，这样才会有细节、有情感、有性格，不到个体是根本没办法传达的。只有到了个体，才能展现局限与无限之间的冲突，来展现角色心里的复杂和丰富性。
记者：对，这种冲突在前段时间上映的《摔跤吧！爸爸》里十分强烈。
黄建新：《摔跤吧！爸爸》我去看了也很感动。这个电影特别优秀的地方就是拍的感性，一句大话都没有。就比如，大女儿参加国际比赛摔跤失败，很颓废，这时二女儿发现，就给妈妈说，妈妈告诉爸爸。按照我们的习惯，爸爸憋了半天打过去电话，肯定说一堆大话，但在这部片子里，女儿说了三个字后他们就沉默了，但是所有观众都被感动。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的丰富性。这些都是触痛我们所有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摔跤吧！爸爸》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部电影。
记者：那您怎么看这部影片里的“正能量”？目前该片在内地的票房已经超过12亿，远超在其他地方的票房。
黄建新：为什么这部影片在中国能产生超过12亿的票房？我觉得中国观众对这种灵魂深处的温情久违了，我们像海绵一样在吸取。这几十年中国飞速的发展，对传统的情感格局形成巨大的破坏。过去大家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到现在大家要为理想和金钱奋斗，形成了一个极为强烈的竞争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情感的变化也随着价值观而变。
其实这个电影里全是无私的。父亲看上去要求很苛刻，但他是无私。孩子们也是无私的，还有那个母亲也是。那种无私的最深层的爱，在一个点上被激发时大家都会哭，这是我们久违的感情，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急速发展过程中丢失最多的。这个电影在中国取得了全球80%的票房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天天都讲在大城市里尔虞我诈的办公室政治，都在竞争，缺少这些情感。其他的宗教正常的国家天天都说这个，他们没有那么渴望。
记者：你也最爱看这一类型的影片吗？
黄建新：其实我喜欢的影片类型很多。去年在上海电影节看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就很喜欢。我很爱看艺术电影，它可能打动你灵魂的深处，可能对人生有开天眼的作用，一辈子的经验或者想法在一部电影里突然豁然开朗，顿悟。有的人如果喜欢读哲学，可能在哲学里获得；如果爱看电影，在很好的艺术电影里也可以得到。但我从小还爱看《猫和老鼠》，到四十岁，每天闲了还插一张碟去看。
记者：在《悟空传》原著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悟空，这一精神在电影中怎么表现比较恰当？
黄建新：这种反叛精神在电影中也非常强烈。其实我认为孙悟空身上的反叛，是要挣脱习惯对他的束缚，让思想自由成长。这是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人的永恒话题，是人类在成长期的共同的意识，它在影片中依然会那么强烈的表现出来。在这个故事里，对天蓬元帅和阿月的爱情描写十分动人，也描写了杨戬没有杀死悟空，而是讲出‘今天起我是神，你是魔，我会永远的追你’这样的话，恪守了他的神道。这两方面同时满足了观众对温情和忠诚度的需求，这也是原著小说能够卖出一千多万本的原因。
记者：《悟空传》的导演郭子健虽然也有10多年的导演经验，不过并没有独立执导过这样大体量的重视效型的作品，与他合作，同你之前与徐克导演、林超贤导演合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黄建新：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监制涉猎项目很早，跟创作者的合作过程主要是在前期，从准备剧本开始，一直到最后剪定、发行、宣传都会参与，不像一般只参与其中一段的制片人。我觉得最好的合作模式，就是提供给创作者最充足、安全、具有保证性的环境，让他们不为杂事操心，一心放在创作上。
毕竟监制挑选导演，对他的能力是有预判的。制作中最糟糕的局面，就是由于投资者、组织生产者，或者制片方的某些想法，反而成为导演发挥优势的障碍。监制最大的任务，是拦住投资方和导演的直接艺术交流。投资方可能专业也可能不专业，如果他们直接跟导演沟通，导演会受到无形的压力。
记者：这个压力如果加对艺术创作者身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黄建新：电影组里有两种人最敏感，就是导演和演员。这个专业只有对世界敏感的人才能做得好，他们能感知到别人感知不到的东西。当人的感知能力敏感之后，性格也自然会比较敏感，比较多疑。要让他们的想象力和感知力充分发挥，就不能让其他因素干涉过多。要是他们讲乱了，我再拨乱反正过来，浪费的不仅是非常大量的钱，更难以弥补的是演员的时间。
我跟投资方一般都说，你告诉我创作部分的意见，我想好了从专业的角度跟导演沟通，你们一定不能直接去说要谁来演这样的要求。非专业的合作伙伴会消耗掉至少30%的精力，好在我的合作者都不是一次性投资的公司，都是华谊、博纳、阿里、腾讯影业这样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和我谈完架构后，发现问题只会跟我提示，这也是对我的专业性的信任吧。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黄建新从监制的角度带来了不少对电影行业的思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你其实也是一名导演，而且拍摄的都是先锋艺术影片，而现在从事的都是商业大片的监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黄建新：艺术与商业并不矛盾，我是双子座。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一个特殊时期，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在行业里大家可能比较信任的人去推动工业的发展。
记者：其实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里，您这样的监制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职位吧？
黄建新：对。现代的监制岗位在中国是近些年才建立的。原来导演不理解，现在都主动要求要监制，其实这已经代表了我国电影工业的进步。
记者：是因为现在的商业大片涉及的地方太多，就算我国是导演中心制，导演也管不过来了？
黄建新：对，越大的电影制作复杂程度越高，越不是一个个体能够掌控的，只有靠建立组织结构才能掌控。现在大片的一个摄制组可能达到1700多人，几十家公司在同时做，他一个人不可能掌控这个过程，只有靠一个结构里的不同管理层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导演的核心只有一个点，创作。其实在成熟的工业电影里，导演反而没那么累，一切按照拍摄计划走就行。当年拍《木乃伊3》，导演下班就玩去了，其他的事是其他各个组的第一副导演、第二副导演在管，只有我们国内的导演好像比较累，要一直去盯。
2008年上映的《木乃伊3》是一部中美合拍片
记者：那现在你做的电影项目中，有尝试使用比较系统的工业化的方式去运作吗？
黄建新：其实很多影片都是。比如《建军大业》，从去年6月批了拍摄项目，一直到最后关机，中间的拍摄计划几乎一天都没变过。中间几十个当红演员，我们都是把拍摄计划里的日期在协议里都完全签定，需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而且在计划中，也根据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制作了复杂的应急变化方案，到最后上千号人都完全按计划执行，提前了5天拍摄完成。
《建军大业》
记者：这是按计划完成的最好的一部吗？
黄建新：最好的是《万万没想到》，一天不差完全按计划走。其实《智取威虎山》的拍摄也基本没有超期，不过中间因为种种原因，临时进行了非常多的调整。《悟空传》的拍摄计划也完成的不错，只差几天。从原本2016年的档期改到2017年7月13日，主要是因为视效制作方面，从最早的1500个镜头调整到1800个左右，在质量上也需要做的更好。最后是投资方加了一点钱、几位主演补拍了几天，在可控的范围内，让整体效果比之前的版本提升不少。
《万万没想到》也是导演叫兽易小星的电影处女作
记者：在工业体系里，“按计划完成”意味着什么？
黄建新：意味着，只有计划不变，才能证明计划是对的。也意味着投资和生产关系的数值是可以计算的，才证明成本可控。如果临时变动太大，那成本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凭借我的这些经验，投资方才会踏实，不担心超支、拍不完、拍烂等问题，也就不会插手创作。
记者：工业化电影是中国电影应对好莱坞大片竞争的急需的类型吗？
黄建新： 急需。就好比美国大片进来国内都是坦克，我们是板车，永远想以小博大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他们个头大点，我们个儿小，拉近了彼此的差距，他们还没出手时我们先去偷袭，才有可能去赢。但现在每年几百部上映的影片，体量不够大，连受到的关注度都很少。如果还是维持以前的样子，等对方开100辆坦克过来时，才是根本没办法应对。
我们也有能力把工业化电影做好。这种需要大投资的影片，如果还没有在全球回收成本的能力，只有内销能够收回成本才敢去做，除了美国，未来也只有中国能完成内销。现在我们要做，一定要有信心去做，一定要去做。不能还没做你就说败了，这不行。
记者：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可能因为互联网及其他观影形式，电影院在未来可能会逐步收缩，甚至消失，你怎么看？
黄建新：电影院是一种“场子”，就跟去体育场看现场比赛一样，这跟电视、手机、IPAD看是不同的。在一对一千的电影院，情绪会感染，几百人一起，看喜剧遇到笑点会一起笑的很夸张，看恐怖片可能还没被片子吓到就被旁边的人吓着了。这是去电影院看电影一直不会被其他形式干掉的原因，在审美上它们是不同的。
而且电影是运用最时髦的现代技术的东西，现在有的电影院基础设施实在说不过去，声音、银幕和椅子都不行，工业化的电影容易把这种差距放大，让观众用消费去投票，其实也就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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