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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监制黄建新眼中的中国电影创作、观众喜好和电影的工业化

电影院是一种“场子”,就跟去体育场看现场比赛一样,这跟电视、手机、IPAD看是不同的。在一对一千的电影院,情绪会感染,几百人一起,看喜剧遇到笑点会一起笑的很夸张

“艺术与商业并不矛盾,我是双子座。”

这是黄建新对自己在职业生涯为何会出现两个不同阶段的解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建新以执导处女作先锋艺术影片《黑炮事件》为人所知;到了20年后,因监制《投名状》、《木乃伊3》和《十月围城》等商业大片,他转身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大片监制。

1986年上映的《黑炮事件》在当时极富有批判意义

这样成功的转身,在其他与他同辈的第五代导演中是独有的。他的合作过的导演里,既有冯小刚、陈可辛、徐克等风格各异的成熟导演,也有叫兽易小星这样的“网生代”新导演。从《智取威虎山》到《万万没想到》,黄建新并不“挑食”。

黄建新还创造了让主旋律与商业化完美结合的影片,他在这两年接连监制《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这些充满正能量的题材除了让他兴奋,更是都凭借爆棚的口碑,分别获得了超过8亿和11亿的票房成绩。

要打造这两部“重工业”商业影片并不容易。作为监制,黄建新的任务,就是“提供给创作者最充足、安全、具有保证性的环境”,但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工业环境中,光是将最基本的拍摄任务按期完成就已经十分困难。在他这么多年的监制中,只有一部《万万没想到》是完全按照拍摄计划完成,其他的每一部,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差存在。

对一位监制来说,在拍摄上的按计划进行,是对影片成本可控的最大保证。用黄建新的话来说,“最大的超支危险,就在于工作人员和演员”,演员的片酬、整个剧组几百人每天的开销,都是极为庞大是数字。更何况主演的时间更难协调,超期很可能意味着整部影片都会留下遗憾。

黄建新监制的作品中,最近即将与观众见面的,是7月13日在内地上映的《悟空传》。这部电影的原版小说根据《西游记》里的角色改编而来,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处理,提炼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胆气,将整个西游世界中的其他角色统统装进了另一个世界当中。

《悟空传》将用全新的视角解读“西游世界”

在过去,视效大片一直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块短板,好在《悟空传》在前期筹备时就做到了后期前置,让整体拍摄和后期制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据黄建新介绍,实际拍摄“和原计划比只差了两三天”。该片从原本2016年上映延期至现在的档期,主要是因为影片整体的视效镜头,从大约1500个增加至约1800个,且质量要求更高。

黄建新明白,中国工业电影与世界一流水准之间的差距,就算现在在一部片子里做到精益求精也很难弥补,“好莱坞世界级大片就像马路上一辆坦克,我们这儿就是一拉板车,想打一架也打不了”。但重工业化,是内地电影产业寻得生存空间、未来获得更好发展的必经之路。也许在现在,工业化影片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只有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国产电影才有可能在未来将这个差距逐步缩小。

记者对话黄建新:

记者:最近几年感觉黄老师正能量满满,特别是《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不仅本身充满正能量,而且能很好地感染观众的情绪,7月即将上映的《悟空传》和《建军大业》也是充满正能量的主题。这是您的选片风格吗?

《智取威虎山》创造了主旋律的全新展现形式

黄建新:其实也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心理上的需求,对这些主题比较敏感。是不是刻意的我倒也不敢说,因为我在行业里头工作时间久了,有很多互相信任的作者遇到这些题材后会主动找到我,希望跟我合作。如果遇到这样的题材,我就会兴奋,也愿意去做。

道理很简单,可能我骨子里一直认为,强大的民族必须有英雄的梦想,从古希腊神话、从《山海经》开始,全世界的文化史都证明了一点,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英雄的梦想,它就没有那个具体的凝聚的点。这类电影,我觉得在中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老说美国电影里净是英雄,而且人家直接就叫超级英雄了,这和美国的国力是匹配的。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上影响这么大,但是精神文化的影响还没有匹配上。

记者:不过我们民族也更加重视集体,那我们的英雄和强调独立个性的美国的超级英雄会有什么不同吗?

黄建新:我觉得没有,因为从文化符号的角度来说,一定是落实到个人。中国的英雄史也很长,比如《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就是,《水浒传》里108个英雄也是。美国的超级英雄也不仅仅是个人,他们代表了一种美国的价值观。

故事和情感都以一个具体的生命来呈现,这在全球是一致的,做电影一定会归结到一个人。《智取威虎山》是杨子荣,《湄公河行动》是高刚和方新武。电影必须具体到个体,这样才会有细节、有情感、有性格,不到个体是根本没办法传达的。只有到了个体,才能展现局限与无限之间的冲突,来展现角色心里的复杂和丰富性。

记者:对,这种冲突在前段时间上映的《摔跤吧!爸爸》里十分强烈。

黄建新:《摔跤吧!爸爸》我去看了也很感动。这个电影特别优秀的地方就是拍的感性,一句大话都没有。就比如,大女儿参加国际比赛摔跤失败,很颓废,这时二女儿发现,就给妈妈说,妈妈告诉爸爸。按照我们的习惯,爸爸憋了半天打过去电话,肯定说一堆大话,但在这部片子里,女儿说了三个字后他们就沉默了,但是所有观众都被感动。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的丰富性。这些都是触痛我们所有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摔跤吧!爸爸》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部电影。

记者:那您怎么看这部影片里的“正能量”?目前该片在内地的票房已经超过12亿,远超在其他地方的票房。

黄建新:为什么这部影片在中国能产生超过12亿的票房?我觉得中国观众对这种灵魂深处的温情久违了,我们像海绵一样在吸取。这几十年中国飞速的发展,对传统的情感格局形成巨大的破坏。过去大家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到现在大家要为理想和金钱奋斗,形成了一个极为强烈的竞争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情感的变化也随着价值观而变。

其实这个电影里全是无私的。父亲看上去要求很苛刻,但他是无私。孩子们也是无私的,还有那个母亲也是。那种无私的最深层的爱,在一个点上被激发时大家都会哭,这是我们久违的感情,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急速发展过程中丢失最多的。这个电影在中国取得了全球80%的票房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天天都讲在大城市里尔虞我诈的办公室政治,都在竞争,缺少这些情感。其他的宗教正常的国家天天都说这个,他们没有那么渴望。 

记者:你也最爱看这一类型的影片吗?

黄建新:其实我喜欢的影片类型很多。去年在上海电影节看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就很喜欢。我很爱看艺术电影,它可能打动你灵魂的深处,可能对人生有开天眼的作用,一辈子的经验或者想法在一部电影里突然豁然开朗,顿悟。有的人如果喜欢读哲学,可能在哲学里获得;如果爱看电影,在很好的艺术电影里也可以得到。但我从小还爱看《猫和老鼠》,到四十岁,每天闲了还插一张碟去看。

记者:在《悟空传》原著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悟空,这一精神在电影中怎么表现比较恰当?

黄建新:这种反叛精神在电影中也非常强烈。其实我认为孙悟空身上的反叛,是要挣脱习惯对他的束缚,让思想自由成长。这是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人的永恒话题,是人类在成长期的共同的意识,它在影片中依然会那么强烈的表现出来。在这个故事里,对天蓬元帅和阿月的爱情描写十分动人,也描写了杨戬没有杀死悟空,而是讲出‘今天起我是神,你是魔,我会永远的追你’这样的话,恪守了他的神道。这两方面同时满足了观众对温情和忠诚度的需求,这也是原著小说能够卖出一千多万本的原因。

记者:《悟空传》的导演郭子健虽然也有10多年的导演经验,不过并没有独立执导过这样大体量的重视效型的作品,与他合作,同你之前与徐克导演、林超贤导演合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黄建新: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监制涉猎项目很早,跟创作者的合作过程主要是在前期,从准备剧本开始,一直到最后剪定、发行、宣传都会参与,不像一般只参与其中一段的制片人。我觉得最好的合作模式,就是提供给创作者最充足、安全、具有保证性的环境,让他们不为杂事操心,一心放在创作上。

毕竟监制挑选导演,对他的能力是有预判的。制作中最糟糕的局面,就是由于投资者、组织生产者,或者制片方的某些想法,反而成为导演发挥优势的障碍。监制最大的任务,是拦住投资方和导演的直接艺术交流。投资方可能专业也可能不专业,如果他们直接跟导演沟通,导演会受到无形的压力。

记者:这个压力如果加对艺术创作者身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黄建新:电影组里有两种人最敏感,就是导演和演员。这个专业只有对世界敏感的人才能做得好,他们能感知到别人感知不到的东西。当人的感知能力敏感之后,性格也自然会比较敏感,比较多疑。要让他们的想象力和感知力充分发挥,就不能让其他因素干涉过多。要是他们讲乱了,我再拨乱反正过来,浪费的不仅是非常大量的钱,更难以弥补的是演员的时间。

我跟投资方一般都说,你告诉我创作部分的意见,我想好了从专业的角度跟导演沟通,你们一定不能直接去说要谁来演这样的要求。非专业的合作伙伴会消耗掉至少30%的精力,好在我的合作者都不是一次性投资的公司,都是华谊、博纳、阿里、腾讯影业这样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和我谈完架构后,发现问题只会跟我提示,这也是对我的专业性的信任吧。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黄建新从监制的角度带来了不少对电影行业的思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你其实也是一名导演,而且拍摄的都是先锋艺术影片,而现在从事的都是商业大片的监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黄建新:艺术与商业并不矛盾,我是双子座。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一个特殊时期,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在行业里大家可能比较信任的人去推动工业的发展。

记者:其实在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里,您这样的监制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职位吧?

黄建新:对。现代的监制岗位在中国是近些年才建立的。原来导演不理解,现在都主动要求要监制,其实这已经代表了我国电影工业的进步。

记者:是因为现在的商业大片涉及的地方太多,就算我国是导演中心制,导演也管不过来了?

黄建新:对,越大的电影制作复杂程度越高,越不是一个个体能够掌控的,只有靠建立组织结构才能掌控。现在大片的一个摄制组可能达到1700多人,几十家公司在同时做,他一个人不可能掌控这个过程,只有靠一个结构里的不同管理层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导演的核心只有一个点,创作。其实在成熟的工业电影里,导演反而没那么累,一切按照拍摄计划走就行。当年拍《木乃伊3》,导演下班就玩去了,其他的事是其他各个组的第一副导演、第二副导演在管,只有我们国内的导演好像比较累,要一直去盯。

2008年上映的《木乃伊3》是一部中美合拍片

记者:那现在你做的电影项目中,有尝试使用比较系统的工业化的方式去运作吗?

黄建新:其实很多影片都是。比如《建军大业》,从去年6月批了拍摄项目,一直到最后关机,中间的拍摄计划几乎一天都没变过。中间几十个当红演员,我们都是把拍摄计划里的日期在协议里都完全签定,需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而且在计划中,也根据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制作了复杂的应急变化方案,到最后上千号人都完全按计划执行,提前了5天拍摄完成。

《建军大业》

记者:这是按计划完成的最好的一部吗?

黄建新:最好的是《万万没想到》,一天不差完全按计划走。其实《智取威虎山》的拍摄也基本没有超期,不过中间因为种种原因,临时进行了非常多的调整。《悟空传》的拍摄计划也完成的不错,只差几天。从原本2016年的档期改到2017年7月13日,主要是因为视效制作方面,从最早的1500个镜头调整到1800个左右,在质量上也需要做的更好。最后是投资方加了一点钱、几位主演补拍了几天,在可控的范围内,让整体效果比之前的版本提升不少。

《万万没想到》也是导演叫兽易小星的电影处女作

记者:在工业体系里,“按计划完成”意味着什么?

黄建新:意味着,只有计划不变,才能证明计划是对的。也意味着投资和生产关系的数值是可以计算的,才证明成本可控。如果临时变动太大,那成本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凭借我的这些经验,投资方才会踏实,不担心超支、拍不完、拍烂等问题,也就不会插手创作。

记者:工业化电影是中国电影应对好莱坞大片竞争的急需的类型吗?

黄建新: 急需。就好比美国大片进来国内都是坦克,我们是板车,永远想以小博大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他们个头大点,我们个儿小,拉近了彼此的差距,他们还没出手时我们先去偷袭,才有可能去赢。但现在每年几百部上映的影片,体量不够大,连受到的关注度都很少。如果还是维持以前的样子,等对方开100辆坦克过来时,才是根本没办法应对。

我们也有能力把工业化电影做好。这种需要大投资的影片,如果还没有在全球回收成本的能力,只有内销能够收回成本才敢去做,除了美国,未来也只有中国能完成内销。现在我们要做,一定要有信心去做,一定要去做。不能还没做你就说败了,这不行。

记者: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可能因为互联网及其他观影形式,电影院在未来可能会逐步收缩,甚至消失,你怎么看?

黄建新:电影院是一种“场子”,就跟去体育场看现场比赛一样,这跟电视、手机、IPAD看是不同的。在一对一千的电影院,情绪会感染,几百人一起,看喜剧遇到笑点会一起笑的很夸张,看恐怖片可能还没被片子吓到就被旁边的人吓着了。这是去电影院看电影一直不会被其他形式干掉的原因,在审美上它们是不同的。

而且电影是运用最时髦的现代技术的东西,现在有的电影院基础设施实在说不过去,声音、银幕和椅子都不行,工业化的电影容易把这种差距放大,让观众用消费去投票,其实也就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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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