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胶片收藏兴起 拍品主体买家、来源等多问题待解

120多年来，胶片作为记录人类活动及其生存环境的重要载体，见证了电影的发展史。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8毫米、16毫米，到标准的35毫米乃至超宽的70毫米，人们透过一本本转动中的胶片，追寻着前人走过的踪迹，回眸着风云变幻的世界。

然而，2016年10月，随着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胶片洗印基地——上海电影技术厂宣告最后一条商业化胶片生产线关闭，胶片电影终于无奈地走入历史，成为了古董与文物。

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目前能够完好留存下来的1949年以前的有关中国题材的电影胶片数量并不多，尤其是由个人或小型且存续短暂之机构拍摄的独特而稀有的电影胶片更是凤毛麟角。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由中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各类影片以及由外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中国题材影片，大约有2/3已经遗失。往往仅在文献或目录上存有记载，却从未见到实物影片面世。

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兴起，收藏渠道的拓展和拍卖平台的出现，一些罕见的早期电影片浮出。如何及时获得那些珍稀影像的信息和线索，通过有偿采集，继而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并加以整理、修复、研发与推广运用，已经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电影资料馆、影像档案机构和地方史志部门的历史使命。换句通俗的话说，老电影胶片，是一个新兴的、有需求、有市场的收藏品种。

　三大途径搜寻老电影拷贝

笔者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显示，随着大文化产业的兴起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优质的视频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历史影像显得更为稀缺，无论是国资机构，还是私人藏家，对于老旧电影胶片的兴趣、收藏、运用与研究已经全面铺开，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别于老照片的影像收藏和投资新热点。

目前搜寻老电影拷贝，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电影史上已经遗失的老电影胶片之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海外渠道、民间收藏品市场和拍卖会。

由于众多的历史缘故，中国人早期拍摄的艺术电影或外国人拍摄的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在国内大多已经失传，甚至连零星拷贝或残片都不曾留存。相反，在国外的电影、档案、图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私人藏家，却完好地保留着一部分这类影片的母版或拷贝。

欣喜的是，由于国家或地方资金的投入，国内相关机构的努力，陆续有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国电影资源的回归。譬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挪威国家图书馆找到了1927年中国电影《盘丝洞》的拷贝；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采集人员在俄罗斯的电影档案机构发现了含有1922年中共领导人的电影胶片；英国王子威廉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份保存在英国国家机构的1901年《上海南京路》的电影拷贝复制品；上海电影博物馆从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找到了1947年拍摄于上海的电影《假凤虚凰》的拷贝；重庆市政府在美国私人藏家那里找到了拍摄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纪录电影《苦干》……这些影像资源的回归，在相当程度上为梳理和改写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实物佐证。

相对于遗留在海外的中国早期电影胶片，国内民间也是一个庞大的尚未好好挖掘的资源库。2012年是中华书局100周年诞辰。巧合的是，上海音像资料馆的研究人员在文物商人的家里发现并成功采集到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的原始电影胶片，其主要内容包括1930年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携家人和书局同仁考察日本的出版业、印刷业和教育事业之全过程，1932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现场，以及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早期风貌，而影片的拍摄者居然是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辞海》主编舒新城。此后几年，上海音像资料馆又先后从民间渠道发现并成功采集到一批珍贵的电影母版或拷贝，诸如：1934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西北陕甘宁青四省区；抗战前的上海市民生活（静安寺庙会、法租界街景、闵行度假花园与游艇俱乐部等）；广州当地士绅创办的著名慈善机构——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用一整本胶片拍摄的一家医院）；1920年代的西伯利亚的土著生活（一部堪称民族人类学早期样本的纪录影片）……

当然，民间藏家保存最多的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电影和电影纪录片拷贝。近年来，笔者在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四川等地走访中已发现存有大量拷贝的私人电影收藏家，少则上千本，多则上万本。这些藏家，有的已经建立起了民间电影博物馆，虽然各家规模不一，保存拷贝的硬件环境差别也很大，但足以证明民间的需求和存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相比于日渐成型、成熟的老照片拍卖，电影胶片（拷贝）进入拍卖机构，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事。2013年5月13日，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办的“北京中汉春季拍卖会·抗战专场”上，出现了一本标示为《满洲热河战争》的电影拷贝，起拍价2万人民币，最终以36800元人民币成交，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的第一本进入国内拍卖市场的电影拷贝。同年8月，在上海建国宾馆举办的“泓盛2013年江南桂月拍卖会”上，再次出现了两本电影拷贝：《NEWS THRILLS OF 1942》和《CHINA-FIRST TO FIGHT》，分别以3000元人民币和1000元人民币起拍，最终前者流拍，后者以4000人民币成交。

2014年11月23日，嘉德“尘封八十年的中国记忆——海岚·里昂的东方传奇”拍卖会上，一组名为“三十年代拍摄张学良纪录电影胶片”的拍品（其中35毫米胶片1本，8.5毫米胶片2本），以高达50万人民币的价格起拍，可见电影胶片收藏的市场潜力。

北京华辰拍卖公司是国内较早介入影像拍卖的机构，其老照片的拍卖业绩已成为国内影像界的晴雨表。自2015年春拍起，华辰将电影拷贝引入影像拍卖专场，由于拷贝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拍品品质较好，估价相对合理，其2015、2016两年间共有40余组电影拷贝上拍，取得了约70% 的成交率。

在华辰影像推出的电影拷贝中，比较珍贵的有：20世纪初费兹帕特里克公司出品的《皇城北京》、20世纪20年代柯达公司拍摄的《中国与中国人》、1934年詹姆斯·菲茨帕特里克拍摄的《西藏——与世隔绝之地》、20世纪40年代美国援华联合会出品的抗战宣传片《这里是中国》、1945年麦格劳·希尔公司出品的《中国抗战》、20世纪40年代美国空军拍摄的有关中缅印战场的《十四航空联队的故事》和20世纪50年代卡斯特尔公司出品的《朝鲜危机》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起国内约有近10家拍卖机构引入了电影母版或拷贝的拍卖，如华辰、嘉德、保利、北京中汉、中国书店（海王村）、泰和嘉成，上海泓盛等，拍品总数约120组，成交率约在45%至50%。与老照片的行情相比，电影胶片拍卖的数量、质量乃至总体业绩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前景可期 问题待解

老电影胶片（拷贝）的拍卖，对于正在上升的中国影像收藏和拍卖业来说是一项新业务，有需求、也有市场，前景可以期望。但在实务操作上，还有一些制约市场发展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是明确清楚电影胶片的主体买家是谁。电影胶片，不同于老照片，其收藏的主体不会是藏家个人，大多数买家应该是机构，是国内的电影收藏机构、档案机构、地方史志机构、影视制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如何以流程便捷、符合政策法规的方式，让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是拓展电影胶片拍卖客户的方向。当然，目前政策法规的限制，也给予了文化机构投资电影胶片的契机。

二是要解决电影胶片拍卖过程中“打闷包”的技术瓶颈。电影胶片由于其特殊性，买家一般在拍卖前或拍卖中，无法预览影片的全部内容，仅仅靠几幅截图来决定买还是不买，出什么价买，这对于绝大多数的机构买家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买家客户自然会成倍增加。

三是要扩大拍品来源增加胶片题材种类。纵观近年来出现在拍卖会上的电影胶片，大多为抗战时期日军拍摄的或者西方电影机构发行的新闻拷贝，题材比较单一且重复，除了嘉德的海岚·里昂的胶片和华辰的几组西藏题材拷贝外，没有出现更对其独特稀有的内容。其实，市场上还是有一些独家、独特的电影胶片，不过那些胶片在地下私自交易了，未能成为公众资源。如果能将那些私下的卖家吸引到拍卖会上来，把早期电影艺术片和1949年以后的新闻短片或电影纪录片纳入拍卖市场，是扩大拍品来源，增加胶片题材种类、吸引更多潜在藏家的有效途径。

四是要集中资源塑造品牌效应。资源分散，这里两三本，那里四五本，形不成气氛，是近年来各家尝试过胶片拍卖的拍卖会通病。如何有效地聚集电影胶片资源，打造胶片拍卖的品牌效应，应该是以影像为主的拍卖机构，如北京华辰、泰和嘉成可以考虑的策略。

五是合理估价营造公平交易平台。坦诚地讲，目前国内拍卖会上的电影胶片，无论是拍前估价，还是实际成交价，与老照片相比，都是十分低廉的，甚至连冲洗新胶片的成本都不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少量拍卖品的估价还是脱离市场需求和心理价位的，譬如嘉德那组海岚·里昂拍摄的张学良家族的胶片流拍，不是内容的问题，应该是估价高过于市场的承受能力的缘故。综合考虑标的物的内容、规格、时间长度、保存品质、稀缺性以及研究与应用价值，是评估一本电影胶片之起拍价格的重要因素，必要时应该邀请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

总之，老电影胶片的收藏，社会有需求，市场有出口，进一步的市场竞争将取决于藏家和委托人所掌握的资源和提供的服务，还有以买家的实力以及对藏品开发的能力和潜力。

（作者单位：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