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度突破 “主旋律”要有市场存在感

黄志忠在《建军大业》中扮演朱德

《战狼2》中吴京与外国演员的对手戏

《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为中国“主旋律电影”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物，甚至提供了一个“标准配方”：商业片导演执导、当红明星加老戏骨的演员搭配、戏剧式结构的简单与繁复、火爆刺激场面的重金打造、中国形象塑造以及国家自信心与自豪感的表达。但是，这个“配方”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未必合适，单线发展的戏剧式结构无法囊括宏大历史事件的多线并进与交织，演员戏份的平均分配会导致主角不突出，多方阵营的政治较量只能通过言语来表现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动作呈现

《建军大业》在谋篇布局上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做到了文戏与武戏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同时在情节线索的处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删繁就简”，又在动情处着力渲染，成就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与深沉的人情味。然而，正因为出色扮演朱德的黄志忠近乎“突兀”地矗立在《建军大业》中，我们隐约意识到，《建国大业》所开创的那种“满天星”的明星阵营可以终结了——就观影效果而言，《建军大业》中部分明星的出场除了让观众瞬间出戏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剧情上的意义

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应该恪守故事片的创作要求，遵循电影编剧的基本规律，同时在演员挑选时依照起码的艺术原则，这样才能以“亲切随和”的面容出现，以“感人至深”的情绪力量打动观众，以“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感召观众，让观众在一种艺术的情境中体验观影的愉悦

多向度突破，“主旋律”要有市场存在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娱乐业界功利化、世俗化趋势的加快和时尚多元娱乐方式的出现，对电影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银幕上，原来占据传播优势的革命历史经典叙事和光辉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当代英烈和道德楷模形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与普通观众的视线有渐行渐远之势。对此，中国在“主旋律电影”创制领域作出了积极的调整与呼应：塑造主人公时注重角度的平实和人性的丰富，努力呈现伟人或英雄人物身上作为普通人的人性、人情，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张思德》（2004）、《任长霞》（2005）、《铁人》（2009）等；在类型化方面进行主动尝试，努力将“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圆融于一体，如　《红色恋人》（1998）、《邓小平1928》（2004）、《百团大战》（2015）等；开始注重影像的视听震撼，对影片进行市场营销和商业包装，甚至以商业片或“话题电影”的形态出现，如　《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风声》（2009）、《建国大业》（2009）等；“主旋律电影”的说教意味有所减弱，不再高调地宣扬宏大命题，而是注重常态的艺术表现和正常的生活故事逻辑，主题与观众更具情感上的共鸣和价值认同，如　《高考·1977》（2009）、《唐山大地震》（2010）等；摆脱对特型演员的依赖，大量邀请当红明星参演；对史实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处理，突出传奇性、戏剧冲突性，凸显“革命年代”的大情小爱，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旋律电影”也偶或受到市场垂青，受到观众关注。但整体而言，它们在传播效应和商业效果上，暂时还是无法和主流商业大片相抗衡。

2009年问世的《建国大业》，似乎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找到了通往市场的“坦途”，那就是用大量明星演员集中轰炸观众的视觉神经，并成功地制造“话题效应”，引起观众的好奇心。但是，《建国大业》的创作及运作模式毕竟难以成为市场常规。如果用正常的市场行情来评判的话，《建国大业》　的3000万元投资至多能请一两个大牌明星。因此，在“众星拱月”的背后，其实是导演韩三平的个人人脉以及国家文化助推平台的吸引力在为该片推波助澜，让这些明星将（免费）参演《建国大业》作为一种自我投资，甚至寻找市场存在感的方式。

相对来说，《战狼》（2015）更容易成为一种可以借鉴、模仿、复制的运作模式，即通过一个经典情节剧的框架，突出情节的紧张、激烈和高强度对抗性，镶嵌以火爆刺激的战斗场面，塑造个性鲜明的当代军人形象，言说一个能引起观众民族自豪感的主题（“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之后，《湄公河行动》（2016）借助真实的案例，通过警匪片的类型操作，在惊险刺激的情节中凸显缉毒警察的内心痛苦、人性挣扎，并成功地激发观众的震惊、痛心、自豪。受此影响，这类高扬中国尊严的影片纷纷涌现，如《中国推销员》（2017）、《战狼2》（2017），还有即将上映的《红海行动》等。

　非通用“配方”，“满天星”模式有得失

可以说，《湄公河行动》等片为中国“主旋律电影”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物，甚至提供了一个“标准配方”：商业片导演执导、当红明星加老戏骨的演员搭配、戏剧式结构的简单与繁复、火爆刺激场面的重金打造、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的中国形象塑造以及国家自信心与自豪感的表达。但是，这个“配方”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未必合适。因为，一些创作者出于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雄心，同时也出于对历史伟人及其后代的尊重，在一些宏大历史题材中总是让重要人物悉数出场，并尽可能地保证一定的戏份。这样一来，类型片的创作模式就捉襟见肘了，因为单线发展的戏剧式结构无法囊括宏大历史事件的多线并进与交织，演员戏份的平均分配会导致主角不突出，多方阵营的政治较量只能通过言语来表现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动作呈现，等等。

近日上映的《建军大业》就体现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探索、突破与尴尬。

《建军大业》主线明确，大致依照“为什么要建军——建军的过程——建军之后的道路选择”的顺序谋篇布局，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并在每个段落安排了相应的视听呈现、主要人物的内心挣扎、政治交锋的激烈与阴险、革命军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可以说做到了文戏与武戏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同时在情节线索的处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删繁就简”，又在动情处着力渲染，从而使影片具有明确的情节核心，又不乏具有生活气息和历史质感的细节，也成就了《建军大业》历史的厚重感与深沉的人情味。

影片在前半段由周恩来串连，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出色的“外交”才华和儒雅庄重、坚定无畏的个人魅力，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那波谲云诡的时代，如何处变不惊、巧妙斡旋、以情动人、以大义感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凝聚人心、指挥队伍、成就伟业。影片能够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文戏拍得如此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理应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一个标杆。

在南昌起义之后，影片用了大量篇幅表现朱德指挥的三河坝阻击战，这个段落几乎可以独立成篇，它有着一个完整剧情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体现了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怕牺牲、奋勇拼搏的精神，更塑造出朱德沉稳、刚毅的军人气质。毫不夸张地说，《建军大业》的所有演员中，黄志忠饰演的朱德真正像一个革命家、军事家，最能体现军人那种不动如山、胸有丘壑的气度（王挺饰演的斯烈也极具军人威严凛然的气概，可惜戏份过少）。正因为黄志忠近乎“突兀”地矗立在《建军大业》中，我们隐约意识到，《建国大业》所开创的那种“满天星”的明星阵营可以终结了——就观影效果而言，《建军大业》中部分明星的出场除了让观众瞬间出戏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剧情上的意义。例如，鹿晗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船家，出场大约五秒钟，他那清秀俊俏的面容，纤细瘦弱的身板完全不像一位穿行于风雨中的体力劳动者，还破坏了观影所必需的那种“假定性情境”。还有陈赫饰演的斯励，一脸喜感，偶尔露出“曾小贤式的笑容”，与其军人的角色设定极为违和。

再如，叶挺虽然在1927年不足31岁，但叶挺的经历所铸就的那种铁血本色，以及在战争中经历考验并成长积淀的那种坚毅、稳重与遒劲，肯定不是我们所习见的31岁青年的状态。因此，欧豪所饰演的叶挺，看起来英姿勃勃，实则在气质上难以胜任。在南昌起义时，欧豪饰演的叶挺指挥部下炮轰敌营时，不戴军帽，挥舞着手枪，手舞足蹈地转圈、怒吼，轻佻地下着发射的命令，完全不像一个在北伐“铁军”中锤炼过的高级指挥官。

　　学会“讲故事”，有认同感才能感召观众

《建军大业》　中的许多一晃而过的人物显得有些多余，因为观众不可能记得住这么多人物。不是说这些人物在这段历史上不重要，而是因为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影片必须“减头绪”才能让重心突出。与其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感”而让一些人物惊鸿一瞥地现身，却又无法承担相应的剧情意义，还不如尽可能地突出主线，突出主要人物。

《建军大业》在剧情安排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来，编剧的方向应该是共产党人在成就“建军”这项“大业”的过程中，如何克服外在可见的困难以及党内的错误思想，最终不仅实现目标，同时完成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在这种编剧思路的指导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国民党武汉政府、东北张作霖政权都只是“建军大业”的时代背景，他们只有直接阻碍了“建军大业”时才有必要出场，否则就会影响主线的凝练与饱满，甚至会使核心情节因旁枝末叶过多而被削弱甚至淹没。这不是说这三股势力对于当时的中国不重要，也不是说这三股势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大业”完全没有关联，而是说这三股势力在历史上的存在与出场方式跟在影片中的存在与出场方式完全是两个概念。《建军大业》是故事片而不是历史文献纪录片，理解不了这一点，过分追求历史的真实感以及对历史的全景式还原，就会陷入焦点不清，重心被分散的境地。

例如，影片中的张作霖、张学良与“建军大业”联系牵强，也没有成为“建军大业”的阻力与直接障碍，父子俩在影片中的存在意义不明。此外，蒋介石一方面心狠手辣地“清共”，一方面温柔体贴地为宋美龄在南京栽种梧桐树，这是为了刻画蒋介石的“立体性”吗？还有汪精卫的那点小心思、小算盘，在片中的蒋介石和共产党人两方看来都显得有点小家子气，对“建军大业”影响有限。

今天，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已经在冲突性情节的设计、煽情场面的营造、人物的刻画、视听冲击力的追求甚至历史氛围的再现上，使民族感情和国家意志的传达得到影像叙事的支撑。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还应该恪守故事片的创作要求，遵循电影编剧的基本规律，同时在演员挑选时依照起码的艺术原则。这样，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才能以“亲切随和”的面容出现，以“感人至深”的情绪力量打动观众，以“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感召观众，让观众在一种艺术的情境中体验观影的愉悦。

（作者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