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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圣导演（右）在《村戏》点映现场。
《村戏》今年曾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场所进行过一系列点映，虽然目前尚未公布院线公映的计划，但已被一部分看过的影迷列入 “今年最好的华语电影”榜单。
导演郑大圣是被上海电影圈子称为“中流砥柱”式的导演，也是上海电影的老前辈们看着长大的“根正苗红”的好后生。他与上海电影渊源颇深。外公是戏剧电影大师黄佐临，母亲是著名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
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郑大圣又前往芝加哥艺术学院继续深造。2008年郑大圣执导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获得了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戏曲片奖、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2011年到2012年拍摄电影《天津闲人》和《危城》入围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前些年，郑大圣把茅盾的《蚀》拍成五部小成本电影，经费捉襟见肘，放映数以“次”为单位。
《村戏》里有80%的黑白影像。本文剧照由剧组提供。
而这一部《村戏》，投资依然是在电影圈不够“塞牙缝”的百万级别，却是郑大圣坦言拍得最“大刀阔斧”的一次。全片80%的时长为黑白影像。考究的光影配比，肆意流畅的长镜头，将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勾勒得新鲜而耐人寻味。
黑白影像对比“大红大绿”阐述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村戏》借着村里要排一台新戏展开叙事，年轻人的情感，新旧观念的碰撞，家长里短的利益纠葛，都随着排戏的进展一一铺开。而到最后，观众看不到那台村里人排的“村戏”，却看了另一场人生百味的年代大戏。
身为导演的郑大圣，一开始就想好了，他不会拍这个戏。“这不是一个关于演出的故事，是一个排练的故事。这不是那台戏演没演的事，村民排戏的过程，本身是一出戏。行当齐全，热热闹闹，整个村庄是一出戏。”
郑大圣拍过不少年代戏，之前的作品《天津闲人》和《危城》是民国背景的题材。他曾坦言过自己更偏爱用历史题材表达，觉得借历史说事更自由，也更容易表述。
而这一次，他想讲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所以当观众们感慨如今看到一部讲述特殊历史年代的电影是多么难得时，他只说，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这段历史更容易描述出这种国民性。”
《村戏》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小说，《村戏》《花生》《九亩半》三篇故事被合成一段令人唏嘘的旧时光。郑大圣坦言，小说中的“生动朴素、白描、意犹未尽，很适合改编成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河北和山西之间那一条条山峦的褶皱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将执行，而过去十年的遗留问题，在又一次历史的车辙行过的痕迹之下，并没有被掩埋。
电影里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有恶的一面，但看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艰辛和局限，唯一一个小女孩，像一股清流给整部电影带来唯一的暖色。郑大圣说，“她不是那个年代的参与者，不是那个时间的当事人。”
作为导演，他选择将主线部分用黑白色彩表现，而回忆部分则通过后期技术，保留了“大红大绿”的色彩。那是一种饱和度极高，甚至会带来一些不适感的红和绿。
影片里还刻意保留了让人不适应的大红大绿。
对于这样的设计，郑大圣表示，“黑白影像天生有一种距离感，和肉眼的五彩世界不一样，是一种有意味的距离。而且黑白有天生的语言感和历史感。那种年代的背景，就像我们家庭相册里的相片的颜色。”
而“大红大绿”，是他对那个年代的视觉记忆。“调色师说这两种颜色让人很不舒服。对，这种颜色就是让人不舒服的。”郑大圣说。
影片中有不少年代符号的设置，非常有意思，为了还原村里的时代印记，剧组花了不少功夫做美术的考证，“什么年代是什么样的标语，那些标语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是层层覆盖的。最打底的一层是繁体字的，后来变成简体字的，不同年代的标语，做一层，铲掉做旧，再刷一层，再铲掉做旧，才能有那种层层堆垒的质地。”
甚至剧组还请了当地以前干过宣传干事的老乡，来做美术。“我们美术师傅笔法过于规整专业，画出来太漂亮了，老乡觉得不像以前村里的画。”
剧组包田种花生，乡野剧团是天赐的礼物
虽然完全没有明星，场景也集中在一个村子里。郑大圣却告诉记者，这部电影对他来说拍得“也不便宜”。
电影中重要的场景是一片花生地，剧组2015年冬天拍完大部分的戏，春天在当地雇了7位大爷种下9亩花生，包工包料，到夏天再次开赴河北。
事实上，为了让花生早一个月结仁，剧组还请了当地农科站的博士用新技术，让果实成熟提前一个季度。“我们制片主任就天天在那看花生苗长没长。”这段拍摄经历如今郑大圣说来还是饶有兴趣。
影片中的演员都是当地的农民，却贡献了堪称专业的表演。
郑大圣说，遇到这群演员很幸运，剧组在筹备期在河北全境走了9个县，看景找人。“一开始我们就明确不找专业演员。没有现成演员可以演40年前的农民，还得有唱戏基础。”
在找遍这种县以下级别的民间剧团后，剧组在井陉县找到一个民营的戏班子，“这真是天赐的礼物，戏班里有我们需要的所有角色，以及乐队。片中的音乐都是现场演奏。”最后剧团包下了所需要的所有角色，演了整个村庄的村民。
由于演员本色和角色的天然契合度非常高，同时彼此之间又是从小一起练功的同门师兄弟姐妹。配合起来也是相当的默契。郑大圣就地取材地给大家安排角色，片中饰演村支书的，本来就是剧团的编导，呈现在片中就有了村民们对支书天然的尊敬。
郑大圣喜欢他们的表演方式，“他们是莫里哀时代的演戏方式，大篷车巡演。一个村请一个戏班演五天。三个村庄组成片中的那个村子，那是他们的老家。每个村拍的时候，演员都回亲戚家。熟人、母语、自己家门口，非常自如。”
一开始郑大圣还担心他们不能适应镜头，后来发现这些担心完全多余，“他们一年要演500场，一场不少于3小时。来演电影都不叫‘活儿’，太轻松了，跟玩儿似得的就演了。”
许多人赞叹电影中长镜头的流畅运用，谁曾想到，是演员得天独厚的表演方法才成就了导演更顺畅的电影语言。
“我们一开始拍的时候，顾虑非职业演员，希望用中长焦距，偷拍，镜头离他们远一些，尽量不给他们造成压力，我们以为他们会紧张。拍了两天发现全无这个问题，他们对表演的适应性太强，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就觉得他们能做到我们惯常的对职业演员的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走位，他们常年在戏曲舞台上，对于一切调度，照顾到机器、照顾到灯光、照顾到对手，一切都不是问题。戏曲演员在台上，对脚下的尺寸。而且他们很善于演长镜头。长长一个镜头，他们配合得严丝合缝，戏曲演员自带节奏感，内心有锣鼓点儿。我看着那么好看，我就不喊停，就让他们演。基于他们的特性，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拍这个戏最合适的语言。”
郑大圣拍电影的工作方式有些“老派”，为了给演员们找到人物的年代感，主创们提前三周住到演员家里，每天穿着舞台服装，在鸡叫后起床，全村一起练习唱那个时候的歌，学习“毛选”，背“老三篇”，看样板戏，“一直到他们非常习惯这样的生活。”郑大圣认为，“他们虽然没有脱离乡村生活，但角色年龄是他们的父母辈，也得有一个做旧的过程。”
资金的问题，必须以美学方式去跨越
《村戏》在一些小范围的场合放映后，观众们大多会表达，题材带来的惊喜。毕竟在今天，反映那段历史的电影越来越少。谈及创作过程中，郑大圣表示，并没有遭遇很硬性的阻碍，或者强行的扭转。
也因为题材特殊，郑大圣说正好可以让创作者“有机会努力去找到更好更高级的表达手段，越过一些过于浅白的表述，更准确地抵达我的初衷”。
“这个片子我们想表述的意思，想讲的并不是针对某个时代，只不过说集体和个人的戏剧在那个时代非常突出。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是更适合更容易表达的议题，是放在那里历史背景下，但并不是刻意去描写那个历史背景。”
相比于过去的作品，《村戏》应该是郑大圣完成度最高的一部电影。虽然依然是一部小成本，但已经不会有过去电影中非常明显的因为资金不足造成的遗憾。
总是拍摄小成本，郑大圣如今也越发有了自己的心得，“小的成本，薄的资金，对技术的限制当然是很大。但是我的感受是，对一个导演的好处是没有负担，资本小到没法变形一个导演的想法和初衷，所以逼得导演会在创作和理念上要做更好的创造。资金问题，必须以美学方案去跨越。当然这次拍《村戏》比以前的情况好得多。对我而言这是一次不捉襟见肘的拍摄，在我的拍摄里算是最自由畅快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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