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在破案外壳下隐藏的是作者于人性探索

约翰尼·德普饰演富商雷切特

 即便《东方快车谋杀案》拥有着极其耀眼的演员名单——它从不吝啬承认“大片”的市场定位，但精致的舞台式设计和群像式的人物描绘，预示着这部电影将会给观众带来一种和当下院线环境中不甚相同的观影体验。

从赫尔克里·波洛走进那列东方快车，布置在站台滑轨上的镜头跟随他走过一节一节的车厢，和身材曼妙的金发少妇客套周旋、和好像藏着秘密的古董商人打上照面之后，一种戏剧化影像便就此显现了出来。而对那个年代的精准复刻和高饱和度的色彩，像一只从银幕中伸出的手，将观众带入了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之中。

这部新作在剧情和走向上，较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的那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来说并没有做大的变动，都是对原著小说文本中情节在光影上的复刻。

由于原作中大量的一一询问情节和多处重复的人物聚合场景，加之银幕展示中(尤其是开场)喜剧表现手法与社会问题正剧的糅合，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种“一定是有座绮丽的梦幻宫，或者一处优美的原风光，已然展现在剧院场景中了”类似的触感。

这是在电影被创造之初，梅里爱对自己童年时期的追忆。而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这部即将上映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这得益于导演的身份，莎翁戏剧大师肯尼思·布拉纳，对于极富戏剧化的场景设计信手拈来一直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导演肯尼思·布拉纳

马丁·斯科塞斯曾说，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我认为今天有关电影的一切，都是源自乔治·梅里爱。

经典故事和封闭的运镜空间仿佛把我们带至舞台，舞台剧与电影的融合必然考验创作者的功力。戏剧通过舞台调度和台词情感抒发，令戏剧本身冲破舞台的局限，赋予人物性格以重要的意义。《藩篱》依据舞台戏剧改编，改编成品依然保持了密集台词和强烈情绪渲染手法，而恰恰是它舞台感的魅力与电影交融，展现出来矛盾式的美丽，令人难以从故事里走出来。

而尤其是从莎翁戏剧舞台走出来的肯尼思·布拉纳，令这部有着略带夸张的人物形象和肢体动作，加强的对白停顿和抑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依稀可见古典戏剧气息。

朱迪·丹奇和奥利维亚·科尔曼

因此，即使“话剧感浓烈”有时成为观众争相诟病的原因，却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与舞台密不可分，脱胎于莎翁戏剧舞台的创作风格模式甚至令观者在思绪之间体味到电影为何成为艺术。

当然，回归纯粹的影像质地也额外表现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选择65毫米胶片拍摄，由银盐化合反应带来的颗粒感和电脑特技所造就的精确感在银幕之中区别开来。电影具有对人物表现张力和色彩、光线、火车烟雾、雪的捕捉能力，这种能力在“大片”越发依赖方便技术的今天逐渐被遗忘，而在新世纪的翻拍中被重新捡拾了起来。

黛西·雷德利饰演家庭教师玛丽·德本汉

由于原著的创作立场，《东方快车谋杀案》并不着眼于“破案”的过程。在“破案”的外壳下，隐藏的是作者之于人性的探索与琢磨。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人”作为世界的主体和中心，来挖掘“人”的动机，从动机中再去窥探人性，这是导演在这部新作中的着力之处。

毕竟这是一部翻拍之作，在这部新作之前还有74年的前作，而在前作之前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文本，对于结局，我想很多看了前作和小说的观众是不关心的，所以这部新作的重点还是要落在导演对这个故事中人物的重新解读上：

这也是导演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重磅卡司的原因，和原作相比，这部新作在群像的描写上可能会更胜一筹。

这个故事开始于波洛侦探走过每一位落座在餐车车厢的乘客，与他们礼貌招呼，结束于破案后走出车厢，与每一位乘客对视。这即形成了闭合的叙事回环，在这样的表现中，更延续了电影之于原作的探讨。

借用梅尔维尔的《红圈》来说，佛祖达摩用红粉笔画了个圈，然后说道：当人们就算不相识，在某一天偶然相遇，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他们的道路如何不同，在那一天，都会不可避免地聚在那一个红色的圆圈里。

1974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遍布世界，《东方快车谋杀案》应当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而侦探类型电影之所以能够在电影艺术的河流中受到各个时期、阶层的欣赏，究其根本在于此类电影在剧情与视觉之上寻找到了舒适区。

编剧的全部构思几乎被集中在如何在固定模式中通过剧情与细节创新，从而使“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观众随着叙事视角的的发展进程心中进行自我解释与矛盾，最后获得揭开真相的快感。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结局揭晓作案方式（大概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读者已经知道结局），当波洛侦探一步一步从雪地里走向面对他坐成一列的众人，个体上升至群像，从某种程度上，隐约表现出一种揭露人性普遍劣根的潜意识。

肯尼思·布拉纳饰演赫尔克里·波洛

经典的悬疑结构区别于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甚至区别于我从小看到大的、更熟悉的《名侦探柯南》系列），《东方列车谋杀案》试图把情绪的一时失控替换为理性思考之后的精细规划，并愿意决绝地承担某种责任。

如果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与浩瀚文学世界中其他的大家有所不同，那么一定在于她所创作的一批具有“独立精神”的罪犯——他们拥有相当高的思考能力、作案技巧和几乎难以被发觉的表演能力。

随着真相的抽丝剥茧，波洛侦探终于了解了前因后果，这个因果即成为了一向维持“公正”的波洛侦探开始试图转变的原因。

他在电影中向着众人剖白，从这个事件之后，我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辨别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波洛侦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侦探”，他的破案手法并不基于对证据的分析。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侦探对于人物身份揣测、细节把握和表情联想的把握能力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波洛更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

而罪犯因为某种“超越”的理由而选择犯罪，他们的“自我”和“本我”在这个选择之上高度融合。

实际上，这一种必然的走向象征着创作者对深层犯罪动机的符号化处理。这种“超越”，在脱离了谋财或情伤之后，即指来源于人性深处的罪恶。波洛也说，希望你们做完这件事，以后能够学会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