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导演文晏：用电影消费苦难，这是我反对的

临近年底，国内外的大场面、大制作纷纷抢滩登陆电影市场。热闹声中，“冷门”艺术电影《嘉年华》悄然上映，短短几天内口碑与票房持续升温，引人关注。

这是一部并不轻松的电影。由一桩儿童性侵案件引入，通过两个不同年龄、不同成长背景的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现代社会语境下女性青春成长的故事。有观众对这一题材下意识地表现出抗拒，但导演文晏说，案件只是一个载体，希望人们暂缓情绪的宣泄，去思考背后那些社会机制与社会观念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每个人身为旁观者的责任。”

（导演文晏）

北京朝阳CBD，文晏身着一袭黑色套装，静静坐在沙发上。见到记者来，她微微点头致意。釆访过程中，她常要清清嗓，不时轻咳几声。助理说，“导演太累了，早晨还去了医院。”

于文晏而言，今年是收获的一年。7月，《嘉年华》成为唯一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8月，同样的消息从伦敦电影节传来。几个月内，文晏带着《嘉年华》去了很多地方。11月24日，电影正式在国内公映，而后采访、对谈，邀约不断。

在此之前，很多人对文晏的印象还停留在《白日焰火》制片人的身份上。2014年，《白日焰火》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上映后，在国内获得了过亿票房的成绩，大放异彩。更少有人知道，文晏拍电影并非科班出身，美术设计才是她的专业。入行十余年，她始终坚持自我“充电”，通过创作剧本、担任制片人，慢慢熟悉电影的制作流程。

经过4年的筹备，文晏带着自编自导的《嘉年华》而来。首映当天，院线排片只有1.5%，随着口碑传开，这个数字慢慢上涨。

在文晏的脸上，很少能捕捉到起伏的情绪。就如同她讲述电影创作初衷、解读影片拍摄技法和尺度拿捏时的语调，平静而沉稳。但在她温和话语的背后，却能感受到一份不加掩饰的坚持——那份关注时代光鲜背后的人与事的坚持，那份保持距离、拒绝“卖惨”博眼泪的坚持。

夜幕缓缓降临，楼下的车流密密匝匝，16楼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夜晚。璀璨夺目，一如嘉年华。

（光鲜背后，还有需要被关注的人和事  图为影片剧照）

【人们忙于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光鲜背后的人和事】

“嘉年华”算不上是一个响亮而卖座的名字，乍一看让人猜不出内容，但文晏觉得，“这是最合适的”。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整日忙着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光鲜背后的人和事会有多少人关注？就好像电影的两个主角，本应是处在最美好年华的少女，实际生活中却是艰难替代了美好。片名与内容的反差所构成的反讽是文晏不愿拔掉的“刺”。她要用这根“刺”去触一触人们的神经。

艺术来源于生活。动笔写这个剧本的念头，来自文晏多年来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关注。她发现，这类案件一经新闻播出，关注度都很高，但经历一波三折后，往往是有头无尾，慢慢淡出公众视线。

“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忍不住去想象，这些孩子在这么小的年龄经受了这样的事，以后会如何成长，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于是，文晏决心用文字来落实这个故事，再用影像呈现出来，去弥补新闻报道所未曾展现的，事件发生之后的众生相。

剧本打磨了1年。收集素材的时候，文晏去拜访了一些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平时，这些人都是安静的聆听者、可靠的施助者，而在文晏面前，他们吐露了自己的挣扎。

一位律师告诉文晏，每当她去偏远地区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都远远超出了本身的职业范围。和一个家庭接触时，她要成为这个家里的妈妈，或是姐姐，去帮助他们处理各种生活上的问题。这些家庭不仅法律意识薄弱，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若是没人帮，生活可能就变成一团乱麻。因为再没别的人能去倾诉，他们就会一次次地拨通律师的电话。

“我之前没想到，这些律师要付出这么多。”文晏说。

更让文晏感到敬佩的是心理辅导工作者。有人向她坦言，做这类心理咨询，两三年之后一定要“跳出来”一下。不管是转去做医院管理工作还是别的什么岗位，必须暂时缓解一下自身的压力，不然，“每天要接收到的负能量实在是太多了”。可明知这份工作不易，这些人还是会选择一次次重新“跳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去给予帮助和关怀。

（“郝律师”说，这样的案子不赚钱，但总有人要去干。她的存在给影片增加了暖意与温情  图为电影剧照）

后来，文晏的这些观察和思考融入了片中“郝律师”这个角色的塑造，并让角色扮演者史可也去找这些一线工作者聊，感受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因而在这个颇为沉重的故事里，郝律师的循循善诱和贴心关照为人们带来了暖意。

通过这个角色，人们看到了一个好的专业工作者是什么样的，但文晏希望大家不要急于感动。“该去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是不是更应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来起到保护和制约的作用，去共同承担这些责任？如果没有，那就只能靠个体的努力了。”

【我绝不会故意去表现孩子有多惨来赚取眼泪】

这类题材的电影常常“份量太重”，让观影者难以自控、深陷情绪之中。此前的韩国电影《熔炉》和《素媛》便是如此，口碑极高的同时让一些观众大呼“承受不住”。这一次《嘉年华》来了，有人专门带着一盒纸巾去电影院，准备好大哭一场，却没哭成。

电影的极度克制让许多人不解。但文晏很坦然，她说，“用电影去消费苦难，这是我反对的。我绝不会故意去表现孩子有多惨来赚取眼泪。”在她看来，电影没必要去制造一些戏剧性的巧合与冲突，揉捏在一起让观众的情绪更满。她要的是回到现实主义，去呈现必然性。

很多人觉得，电影的克制，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两位小主演自然的表演。

拍摄这部戏时，扮演案件“旁观者”小米的文淇只有12岁半。造型指导汪涛知道文晏在找有个性的人，说“我记得有一个女孩挺倔的”，就把文淇带到组里。起初文晏担心，孩子年龄还小了些，不一定能把一个15岁漂泊在外打工的小米给演出来。但文淇反复演了几次，和成年演员也对了戏之后，导演的担忧消除了。

“小文”更难找。为了寻觅合适的人选来饰演这个受到侵犯的孩子的角色，文晏从前一年10月一直找到次年元旦，面试了上千个孩子，均无果。直到周美君出现，这个没参加过任何试镜的孩子让文晏心动了，“我觉得她特别可爱，眼神特别纯净。”不过，别的孩子在镜头前都是说演就演，只有她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让文晏起初“挺崩溃”。

第一天试镜结束，周美君跟着爸爸坐车回到了石家庄。第二天，她又接到了电话。“我跟美君爸爸说好，先让孩子每周来上2次训练课，看看行不行。另一边，我们也会继续找找其他小演员。”文晏说。但很快，文晏就不再寻觅别的“小文”，因为与那些有过一定表演经历的孩子比较，这个“小文”更打动她。

“因为她都是来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