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电影只有好坏 没有类型”

“电影只有好坏，没有类型”

记者：你一直想要突破已有的程式，试图走出新的道路，这个过程有得有失，也褒贬不一。今年的新作《妖猫传》在类型上的归类同样比较复杂，涵盖了剧情、悬疑、奇幻和古装。你如何看待类型与电影的关系？

陈凯歌：在我的感受里面，电影只有好坏，没有类型。我始终觉得，一部电影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可能是某种电影以外的东西。清代书画家恽南田曾说过，今人都在笔墨里使劲，古人在笔墨外使劲（注：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可能我的这种做法有些逆潮流而行，所谓时代的洪流不管对与错，容不得你置疑。它的力量太大。可我还是觉得，拍电影应该要有个性。之前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过，就是我希望在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多出一些真正的猛士和狂生，去打破这样的疆界，跨越藩篱，看到更广阔的自由天地。

记者：类型的出现其实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认知规律基础上的，不同的电影类型在结构和模式上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剧情和悬疑，当它们被整合到一部电影中，是否使得电影的叙事产生错位，无法相互协调？

陈凯歌：其实对于电影类型，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行家，但我从不满足于类型对一部电影的限制。如果要拍一个纯粹的悬疑电影，我觉得就不一定需要我来拍，可能有比我拍得好很多的导演。即使是悬疑电影，你可以看出除了悬疑以外的一些东西，比如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这部电影应该是一个绝对的悬疑惊悚电影，但是我们最后对它的认知远远超过了悬疑惊悚。熟悉我的观众会知道，我不仅仅满足于情节和叙事，我通过情节钥匙为线索，最后是为了涉及到精神诉求，像一艘船驶入一片更加开阔的水域。

记者：这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奇幻题材了。2005年的《无极》和今年的《妖猫传》，两部作品差别很大，但它们作为陈凯歌作品，两者在内在是否有着比较隐秘的联系，或者说可以展露出你对于电影创作的某种共同追求？

陈凯歌：两部电影在很多方面不太具有可比性，但又可以说是有精神关联的。尽管很多人对宗教信仰进行现代的理性判断，但并不等于说它对于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思想就是没有价值的。而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宗教信仰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生成基本是缺位的。我个人认为，有两种东西可以取代宗教的作用，就是爱和美，但实际上这两者又是一个东西，凡爱必美，美的东西一定包含了爱。《无极》的主题内核其实是时间能不能控制、甚至消灭爱，同样，在《妖猫传》里，也有关于时间和情感的表达。

陈凯歌（右）与众演员在《妖猫传》拍摄现场

“我不愿意总在一个舒适区里待着”

记者：新世纪以来，你在电影的题材选择上特别多元，一直在寻找新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你受到了非常多的批评，也有人认为你“意识超前”，并在后来为《无极》进行辩护。你是否会因为广泛的批评而感到沮丧，或者因为这种认可而感到开心？

陈凯歌：有人改变了原来的想法，重新认识了我的作品的价值，但我并不会因此沾沾自喜。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曾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个人的努力在它的力量面前微不足道，我也不愿意总是在一个舒适区里待着。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在那样一个历史际遇中开始了电影生涯。这个过程中，其实得到过很多支持，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这种情况一直下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对电影从来都不会停下来说，“这是安全的，这么拍对”，一直这么拍下去。我特烦这种，因为我从小就不服管的一个人。电影的那颗心一直在向前飞行的时候，我要追随它的每一步。尽管满是风险，可是我就觉得那才是乐趣所在。

记者：相比于《霸王别姬》和更早之前的《黄土地》等作品，你近二十年的作品在表达方式和题材选择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想过沿着那种原有的路子继续走下去？

陈凯歌：有些题材是我很想继续拍下去的，但是拍不了，比如《霸王别姬》。大家都跟我说你幸亏那个时候拍了，你现在想拍的话，还真的拍不成。我觉得《霸王别姬》有一种宏观的眼光，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融为一炉，这始终是我有兴趣的一个题材范围，不是有风险，但就是实现不了。四十年的社会进步极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应该欣喜，但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本来应该由小说家、电影人和艺术家来完成对这个代价的记述，这对全社会的进步是有好处的，但实现起来很困难。

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现实语境里，事儿已经不是那么个事儿了。过去我们都是强调电影创作的使命，你现在再跟人们说使命，几乎等于遭人笑话。可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这个使命一直在，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

记者：你在此前曾提到过，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有劲了，特别是在这个变化很多的时代里，大家好像都处在一个没有什么精神、不太来劲儿的生存状态。从影三十多年，是否也会有无话可说或者想说但说不出来的时候？

陈凯歌：我不记得什么场合说的了。我自己觉得“劲儿”这个事情，就好像拳击一样，你能够把万物化于无形的并非没有力量，你的成长只是说明你可能掌握了更多的使用力量的可能性。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可能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很莽撞，那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你不能说你拍到第14部电影的时候，你仍然非常莽撞，那就表明你有点太过自负。这30年的创作过程，对我来说更恰当的形容是30年的学习过程，所以尽管我知道有高于技巧的存在，但并不等于技巧不重要。

“时代变了，但我们可以不变”

记者：你在最近的一次公开场合曾提到你对于电影与时代关系的理解，认为电影的“小说时代”已经被“视觉时代”所取代，以电影为艺术的时代已经消亡。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你的想法？

陈凯歌：电影的出身并不好，最初只是视觉上的东西。后来电影有了师傅，就是文学，借此吸收养分，从此有了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功能，这是电影的“小说时代”。从70年代中期开始，好莱坞走上了技术和工业的道路，短视的现实资本主义毁了它用100年时间才构建起来的优秀传统。电影的制作成本和发行成本越来越高，好莱坞的闯劲没有了，原来好莱坞代表美国敢于冒险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已经很少见了。互联网的出现和技术的飞跃使得美国电影具有了搅动全局的力量，从此，技术大行其道，大家懒于思索，想象力被那些stupid actions（愚蠢的动作场面）所耗尽。

记者：你的早期代表作品《黄土地》和《孩子王》等影片与当时的知青小说和寻根文学有着很深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的视觉语言都非常丰富，积极地参与到了叙事之中。这种视觉语言和当下“视觉时代”的影像有着怎样的根本差异？

陈凯歌：今天的视觉奇观追求的无非是一个感观刺激，它不是别的，目的就是能够让观众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忘却烦恼，它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来设计的。

记者：电影与时代的关系变了之后，一名导演是否也应该改变原有的姿态并学会处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陈凯歌：我是这么感觉，特简单，观众可以变，我们可以不变。换句话说，虽然观众的身份可能变成了网民和粉丝，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标准可能会有极大随意性，但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不能有随意性。所以我宁愿让大家说陈凯歌很笨，但我仍然坚持用原来的那种方式去完成我自己的电影。

记者：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是，在电影的“小说时代”发生转变的同时，电影曾经所依傍的小说本身也已经变了，很多80年代的作家纷纷转型，不得不去适应市场，你有这个体会吗？

陈凯歌：我觉得要抱怨的不是时代，所有的成就都是由个人自觉的意愿造成的，跟时代无关。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做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什么时代都能做得成，这是我的感觉。我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像看西班牙画家戈雅的作品一样，感觉不应该是两百多年前写的，而是今天写的。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横跨时代，超越古今，不为什么功利的目的而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是功利，只有不为功利，而是出于一种生命意志的需要，才能做出美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