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至暗时刻》跟随英美合拍片的影像叙事策略

以地铁中的画面重新阐释当年的历史斡旋与权谋

“以感受到当年历史的真实的人为背景，而不用那些坐在伦敦的办公室拿着地图去讨论的这些长官作为故事的角色。”克里斯托弗·诺兰关于《敦刻尔克》　的选角策略言犹在耳，马上，拜欧美新宠导演乔·赖特所赐，中国观众在　《至暗时刻》　里就看到了“这些长官”，在著名的地堡作战室里对着地图讨论。相应的，战场上的炮火横飞也变成辩论场上的话语横飞，而主角就是那个在　《敦刻尔克》　尾声一举盖过汉斯·季默浸没式音乐的温斯顿·丘吉尔。不同之处在于，人物从画外音的存在改为了活生生出镜，杰出演员加里·奥德曼又一次贡献出比易容术更高超的传记人物表演。然而类似的，丘吉尔的决策时刻、智慧和决绝勇气的来源，则被策略地置入民众聚合的语境。

跟随英美合拍片的影像叙事策略，我们来看看这位被对手称为“陷阱中的野兽”的主战派首相，如何穿行在老欧洲的副中心，在伦敦象征之一的“地下铁”里，遇到了怎样“以志为城”的好莱坞历史编码方式。

作为多项世界第一，伦敦地铁具有总里程数和车站总数的双高。在历史上是修建最早的“最古老”地下铁道，在当前则是运送乘客超10亿人次的最繁忙地铁之一，更是电影偏爱的故事场景。007系列　《天幕危机》　把最危险的反派人物复仇虚构为“地铁高速撞进威斯敏斯特车站的地下通道”。二战期间伦敦地铁被用作地下掩体，成为多功能的防空洞，避难所，战时工厂和医院，甚至是战事指挥中心，丘吉尔曾于其中继续工作，尽管那是在1940年之后。《至暗时刻》　将丘吉尔置身地铁的时间坐标着重放在1939年，影像策略要完成的转折固然是僵局情节的化解，但在思维立场方面，则是用民心民意的画面，重新阐释了历史上丘吉尔斡旋于多个群体势力间的权谋。更隐蔽却又实际潜藏在深处的叙事策略功效是，在现如今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共同感受前提下，巧妙无痕地展现了一出话语传播的垂直逆转。

由此，影片是英国故事经由好莱坞编码，制作是乔·赖特与环球影业合作，强强携手后成功完成了一个全球放映的高品质电影项目。而在接下来的传播格局里，影片通过普遍感人的共鸣再次获得了如何阐解二战胜利的话语主导权，隐形而切实地指向全球视阈中的价值观领导力问题。

隐蔽的叙事策略赋予影片互联网时代的垂直力量

《至暗时刻》　匠心独运的地方在于创新发挥了“书写”镜头的交互性，赋予“名姓记录”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新功能。

地铁车厢里丘吉尔谈笑风生，叙事上是一段放缓的节奏，在好莱坞编码中也是权高位重的人物认真问低阶民众姓名的感性套路。此中的叙事目的是为了确立下一步决策行为来自民间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然而接下来的叙事空间上升以后，从隐喻了国之根本的地下铁道登阶来到权力集中的威斯敏斯特，丘吉尔在众多握有实权的议员面前展开了书写名字的火柴盒。当演员加里·奥德曼又以那种含混的语音一个个念出上段影像中由伦敦市民拘谨地报出的名姓，此时换做丘吉尔风格的强硬播报就获得了再次放大的交互加强意义。它们从以往的单向度民众签名跃升成为具有互联网意义的垂直力量表现，越过层叠的机构建制，绕开繁冗的利益分化及争论，直接体现以简单有效的数量累积，成为脸书或推特上人气点赞指数。丘吉尔形象的成功外化与输出由此获得了新技术影响下的全球通感，并且更为显著地展示出影片通过艺术策略来建构全球影响力的话语谋略。

用好莱坞历史手法对丘吉尔形象进行二次塑造

地铁中另有一个细微而令人瞩目的设置，一位黑人小伙儿说“纳粹别想占去皮卡迪利大街”，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整个”车厢都哄笑出声。影片藉此想要实现的正是历史传记影片的“二次人设”，将丘吉尔塑造为博大的，且能跨越多元差别的形象。仅就影片内部来说，在丘吉尔“二次人设”中引入黑人小伙儿的存在，可以呼应到作为本片结尾与高潮的议员演讲。这篇诺奖级演讲同样被诺兰全文朗读在　《敦刻尔克》　结尾，文内和黑人小伙儿直接相关的话其实不多，除了“海外的帝国属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卫下，会继续战斗。”同样聚焦1939年5月的战前时刻，黑人面孔在诺兰　《敦刻尔克》　中如果不被完全无视的话，也只在溃败法军中一闪而过，但在　《至暗时刻》　不仅有了姓名，而且获得一句发声权利，起到了集聚民意并达到多元化价值的符号引领作用。这个编码手法的基础更多来自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历史问题，2012年梦工厂制作的历史传记影片　《林肯》　在开端时刻就完成了类似的黑人士兵之于合众国总统之间的话语铺垫。

同样受到好莱坞历史手法的影响还表现在关于丘吉尔演讲的话语展开方式上。和坚持民间立场一样，《至暗时刻》　在丘吉尔“二次人设”上努力削弱他世袭贵族的基因痕迹，并将他的言语进行复调化再现。这个复调再现不是诺兰所采用的由上而下传统方式，从报纸媒体扩散影响到大众；而是刘易斯扮演林肯时采用的著名演说反向运行，自下而上，由民众的口自发说出伟人的话。电影　《林肯》　是士兵们给总统背诵葛底斯堡演讲词，《至暗时刻》　则是戏份不多却陪伴丘吉尔贯穿影片始终的女打字员莱顿小姐。注意到了吗？　丘吉尔在片中的两次公开演讲。第一次在电台，红灯三次闪烁后丘吉尔迟缓开腔，同样坐在直播间里的女打字员抢先一拍，同口型说出同样的话，尽管是无声的；第二次在议会，丘吉尔站在发言席开口前，镜头追随他的主观视线，仰拍了旁听席上莱顿小姐的特写，彼此致意。

如此精微的感情表演，恰到好处的节奏控制，完美的打光构图以及灵活的正反打镜头调度，是《至暗时刻》作为英美合拍片的艺术策略达成，也是互联网时代里借助永恒正义的民间立场对历史人物加以普遍英雄式的二次塑造。

影片还在获得全球放映的利好同时，推广了重新解析历史以及时代领导力的话语谋略。由此，在这部以二战为时代背景的影片中，重点已从关于战争责任的“清算”，转到关于决定战争胜利的全球领导力的重新阐释。此时需要想起入选英国科学院的历史学家艾·约·珀·泰勒，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提出关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政治家们成败的判断。这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