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何成了时代的配角？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故事，在近日画上了句号。

成立于1952年的八一厂将与总政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等单位一同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艺术中心，由原先的副军级单位降为正师级，人员选择退休、自主择业、转业等。机关保留少量军人，其他全是军内文职人员（不享受军人待遇）组成，并釆取全天八小时工作日（坐班制）。自此，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制片厂将和其闪闪的红星厂标一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改制之前，最后一部使用八一厂厂标的电影，正是不久前拿下14亿票房的冯小刚导演作品《芳华》。在这部讲述军队文工团故事的影片中，曾对文工团的解散有过深入的刻画，没想到这居然“预言”了八一厂的命运，令人唏嘘感慨。

无独有偶，不仅仅是八一厂，曾经与之齐名的“八大”国有电影制片厂（现在多数已经改制成集团公司）中的另外七家，而今也同样面对着未知的未来。在中国电影市场欣欣向荣、票房大热的今天，这些变化对于它们来说，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次机遇。

“八大厂”的辉煌：《地道战》、《英雄儿女》、《霸王别姬》、《红高粱》……

说起电影企业，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会首先想到华谊、光线、博纳等民营企业，但在老一辈观众眼中，被誉为“八大厂”的八大国有电影企业——中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上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潇影（潇湘电影集团）、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八一电影制片厂）、峨影（峨嵋电影集团）、西影（西部电影集团，前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珠影（珠江电影集团），才是中国电影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八大厂”

此次面临改制的八一厂在曾经的中国电影市场里，绝对称得上是业内泰斗，不仅拥有完整的制片产业链，还是国内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从1952年建厂后的第一部电影《河川进攻》起，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间共参与出品、发行了2400余部电影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完全称得上是中国人对电影最早的记忆：《地道战》、《地雷战》家喻户晓，而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最早的国产谍战片教科书。即使到了今天，改制前的八一厂仍凭借《芳华》、《建军大业》等作品而为观众熟知。

《地道战》等“八一厂”电影家喻户晓 

八大企业中，另两家在今天仍有着较高认知度的要数中影和上影。前者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影片进口权的公司，也是中国产量最大的电影公司，由原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组成，继承了多家企业的历史成就。其前身之一的北影厂，是中国电影故事片生产基地之一，1949年由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改组而成，出品过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瞧这一家子》、《小花》等影片。国内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也是当初在时任北影厂厂长韩三平的牵线下，才得以完成的。

上影成立于1949年，1953年与由8家早就有赫赫战绩的私营电影企业组成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合并。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制片厂，上影出品的作品在题材上要丰富得多，既有《南征北战》、《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等主旋律影片，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更有《城南旧事》、《秋天里的春天》、《芙蓉镇》等等有时代烙印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收获了不少好评，在海外也饱受赞誉，上影出品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包括丹麦欧登塞童话电影节“金质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在内的各大国际奖项。

 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其他制片厂中，长春电影制片厂建厂50多年共生产故事片600多部，拍过《白毛女》《英雄儿女》《上甘岭》和《红色娘子军》等红色经典巨作，也译制了《列宁在一九一二》、《夏伯阳》和《瑞典女皇》等外来片；潇湘电影厂的前身是湖南电影制片厂，创建于1958年6月，拍摄过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刘少奇的44天》、《秋收起义》在内的120部故事片，并与徐克合作了《新龙门客栈》；珠影以大量富有岭南特色的影片在中国影坛独树一帜，1979年以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珠影开始吸收香港经验，先后摄制了《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孙中山》等影片；峨眉电影制片厂建于1958年，曾经出品过《焦裕禄》《鸦片战争》等现代经典影片。

 潇湘电影厂与徐克合作了《新龙门客栈》

而在众多制片厂中，西影厂对于今天中国电影的影响或许是最大的。1983年，时年44岁的吴天明接任西影厂厂长，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后世所称赞的，就是对年轻创作者的大胆启用。在他的提拔下，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第五代导演有了大量创新、开拓的机会，从而才有了《红高粱》、《活着》、《霸王别姬》等传世之作，至今获得过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四部大陆影片有三部出自西影，获得过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奖项的四部电影中有三部是西影的电影，吴天明本人也被称是“第五代导演的教父”。

三部出自西影的获得金熊奖的大陆影片

遗憾的是，随着此后吴天明远赴美国讲学，“第五代聚义”的热潮散去，西影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迅速衰落。加之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电影创作理念上的变化，张艺谋等人和吴天明也开始有了一些分歧，张艺谋就曾说过吴天明“看不上”他近10年拍的片子，因为“太商业”了。而这也似乎成为了以西影厂为代表的八大厂的命运写照：在商业化的浪潮面前，国营影厂似乎与时代越走越远了。

错失良机，没有搭上资本快车的老影厂遗憾掉队

90年代之前，中国电影大部分的观众和市场还是由上述老牌的八大公司所占据，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电影市场规模很小，观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也不同于今日，拍电影并不是一个商业化的制作过程。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电影的生产资源大多还是由国家垄断，牌照是国家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不能随意介入。尽管90年代末政策有些许放宽，有民营资本开始进入电影产业，但影响力还十分有限。

这种封闭模式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极少有能满足大众日益变化的观影需求的国产作品出现。在2003年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前，中国电影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1992年全国总票房曾达到过32亿，但从1993年开始便呈现滑落趋势，1995年后多次跌破10亿，2002年全年总票房仅为9.5亿，不足10年前的三分之一，其中国产片只占了5亿。

 2002年仅张艺谋的《英雄》便占去2.5亿票房

如此低的票房收入甚至还抵不上电影行业的内部开支，2002年电影行业大约有50万从业人员，如果按照票房来计算，等于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的产出。但是这个时期国有电影企业的消耗是巨大的，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比例。

2003年产业化改革成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分水岭，大量民营资本有机会进入到电影产业当中，在商业化浪潮的带动下，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迎来一个黄金期。2003年改革初始的全国票房仅10.1亿元，但是此后产业化改革释放的能量推动票房以每年30%以上的增幅增长，2010年即超过100亿元，2016年超过400亿元，2017年超过了500亿元，而增幅仍然不减。

在这一时期，包括华谊、光线在内的诸多民营影视企业纷纷抓住历史机遇，此后数年间业绩一直出于高速增长状态，直至2009年后多家影企先后上市，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中国影视产业的中坚力量。但相反，失去了垄断地位的国有影企，却因制度、观念等原因未能把握住这个黄金时期，同其他民企一样乘坐上资本的高速列车，遗憾掉队。

数据显示，曾经是新中国多个“第一”（包括第一部故事片，第一步译制片，第一部动画片）头衔拥有者的长春电影厂2014-2016年间净利润均为负数，处于亏损状态。此外，公司主营业务所带来的收入也要远低于营业外收入，这也是国有电影公司普遍的现象：拍电影并不赚钱，收入往往是依靠其他渠道，比如器材租赁，场地外租等等在既有资源再利用上的收入。

长春电影厂的“第一”头衔

中影与上影虽然也于2016年先后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在上市后分别迎来12和8个涨停，但其在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已远没有当年的优势。中影和上影近些年的业绩整体呈现下滑趋势，其中中影2014-2016年年营收同比增长率连续下跌，2016年仅为7.4%，上影2016年的营收同比增幅也降至五年来最低的16%。市值方面，两家公司也接连被民企中的领头羊光线反超，目前光线市值高达373亿，比中影和上影分别高出60亿与300亿左右。

无论是对于经营状况堪忧的长影等企业，还是中影、上影已经顺利上市的公司，这些老牌电影厂似乎并没有抓住电影市场过去十多年间的发展黄金时间，也被新兴的民企们夺取了往日的辉煌。

积重难返，国有影企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

为什么曾经无比辉煌的“八大厂”，会错失改革良机，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就衰落至此？

究其原因，人才缺失与体制落后是最重要的桎梏。

和其他行业国企改革一样，影企的改革离不开人，这不仅包括制作上的人，也包括公司化运营以及能够现代化的管理电影项目的专业人才。由于能赚钱的业务越来越缩水，成本负担却与日俱增，曾经撑起企业门面的制作人才纷纷下海，留下的很多体制内老员工已经习惯靠体制吃饭，对体制变革有一定抵触情绪，从而给新鲜血液的输入带来一定阻碍。就连中影都曾在公告中坦言自己对于优秀的电影创作人才吸引力存在不足，上影也对外承认目前公司的最大限制在于“缺乏商业电影市场比较有号召力的导演”。

其他地方影企情况更为糟糕，以峨嵋电影厂为例，2016年的媒体调查发现，峨影员工平均年龄在50多岁左右，人数却达到了1000多人，离退休占50%，人员的年龄结构非常不合理，连两个配置完整的剧组都筹建不起来。而这1000多人，包括在职与离退休的，每年的工资发放便高达两千多万元，这样的成本结构就算是在收益情况良好的民营企业也不多见。成本高了，但可惜收入却不多，峨影2015年-2016年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数，连年亏损。

曾制作《顽主》（葛优、张国立、梁天主演）等影片的峨眉电影厂

缺乏必要的关键人才，于是国企多数面临着制作能力上的严重落后，无法像民营企业一样孵化，策划，拍摄具有商业效应和口碑IP的商业作品。如前文所言，当年“八大”的创新能力堪称国内一流，奉献了无数迄今仍为人称赞的作品和大IP，但是现在那样的精品已经无以为继，自身再想要重新打造新的IP又是难上加难。

这二者间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国有影企的竞争力越来越差，改革也变得越发艰难。尤其是不同于中影、上影之外的珠影、峨眉、长影在内的其它地方性影企，由于缺少资源上的优势，改革之路就更显艰难。峨影董事长何世平在谈及中影上市时就曾表示，中影上市对峨影仅存在“参考意义”，中影的垄断资源优势是其他国有电影集团根本无法比拟的。

不过好在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转型之路并未被完全堵死，目前各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帮助各大影企推动转型和改革。例如陕西省政府于2016年增资2亿元给西影助其设立有10亿元的基金规模的西部电影投资基金，并协助其建立“电影圈子·西影电影产业集聚区”，以吸引、培养更多优秀的电影人才，从而为改革提供基础。

 正在建设中的西影电影产业集聚区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国企拥有先天的院线和影院资源。抛开中影，上影这些有超过百家影院的巨头不谈，峨影也有太平洋电影院线、峨眉电影院线、新天地数字院线的参股，合计影院超过100家，这些资源都可以成为这些老牌国企打翻身仗的基础。

而对于国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不破不立的决心，可否壮士断腕一般甩掉历史的包袱。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教授张阿利对此曾表示：“国有电影企业改革首先要卸下国企的社会重担，把社会保障责任还给社会，变为单纯的经营机构。另外，政府主管部门应当释放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力。”

在这一方面，于公司高层大换血后上任西影总经理的赵文涛早在2016年就表示，公司将通过集团改革来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重新梳理旗下业务板块，其中包括清理集团旗下的“僵尸企业”等，并正在筹谋公司上市事宜。何世平也认为，公司转型的重点在于利用股份制来减轻峨影的历史负担，为融资提高便利。 “如果不走混合所有制改革，变成股份制集团，地方国有电影集团只有走向衰落。”

和美国“六大”面对互联网企业的冲击而需要兼并整合，与时俱进一样，作为中国传统国企的八大，或许也必须在接下来的转型道路上走出自己的“创新”基因。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道路还需要自己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