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得罪的“得奖名单” 无法让美国电影呈现出“多样性”

《水形物语》让人联想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它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三块广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未必全然是“失望”。

看完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真遗憾最佳影片不能颁给这场颁奖礼，它实在是一部编、导、演各个环节滴水不漏的“作品”。

电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项评选，能左右的奖项分布限于电影本体

《水形物语》没有悬念地在评奖季的后半程反超《三块广告牌》，赢了最重要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三块广告牌》诚然有话题热度，有可看性，是现象级的文艺片，但它的优秀在于剧作和表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这两个表演类奖项的归属，恰如其分。一个电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项评选，最终能有力左右奖项分布的还是电影本体层面的得失。

《水形物语》的整体完成度并不稳定，部分段落好得匪夷所思，大部分时候又像是宅男导演放纵个人趣味的“漫画分镜头拉洋片”。但它有生逢其时的主题———用“怪物”隐喻美国的边缘人群和少数族裔；有似是而非的类型片外壳；导演在中等制作相对宽容的创作空间里，用个人审美的偏好有限度地改良了类型片的配方；以及，它在立场和情感的层面都有似是而非的暧昧，用天真包装了无情，冷酷之心的深处流淌浪漫的潜流，如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水形物语》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三块广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未必全然是“失望的”。

《三块广告牌》的憋屈在于编剧奖项的失落，输给《逃出绝命镇》，可以叹一句“非战之罪”。今年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改编剧本的信息量挺大。最佳原创剧本《逃出绝命镇》是部黑色喜剧，故事中白人老人利用女儿的美色当诱饵，取了黑人小伙的性命给自己“续命”，这个脑洞开得很聪明，各种剧情元素的能指、所指可以索引一箩筐。最佳改编剧本《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老手艺人詹姆斯。艾沃利的新作，不妨看作低配置版　《莫里斯》，立意和境界的落差不小，胜在意大利的外景美，且男主角青春正好，意大利导演把青春期飘忽的情爱拍出了视觉效果———桃子和阳光下金色的少年身体重叠了。

乍看起来，这两个奖项分别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立言，但这是个伪命题。在当下的好莱坞和欧洲影坛，“少数族群”“特殊关系”等题材早已不构成禁区，而是导演们争相跳入的命题作文之红海。尤其面对少数族群的议题，如今，美国非洲裔的地位全然不同于1960年代，族群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悄然转移。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当年美国“黑/白”对峙最尖锐时，全好莱坞欲盖弥彰地在忏悔“我们亏欠印第安人的”；如今，矛盾转向，美国非洲裔题材成了好莱坞电影界的显学。

谁都不得罪的“得奖名单”，无法让美国电影呈现出“多样性”

这恰恰是今年奥斯卡评选从提名到颁奖的周期中，最见“演技”的一面。颁奖前夕，英国影评人在专栏里调侃，今年最佳男主角是“糟糕的白人”，相应的，最佳女主角是“自强不息的女人们”。仿佛很有道理：《水形物语》里的男配角集“糟糕的美国白人”之大成，傲慢、自大、狭隘、有暴力和虐待狂倾向，而女主角和女配角用母性大爱和姐妹之爱给人类留了一点儿救赎的余地；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创作中，总是“男人的交锋”，而斯皮尔伯格在　《华盛顿邮报》　中浓墨重彩突出了女性出版人的地位和作用；《至暗时刻》　的丘吉尔很多时候是个糟糕的老头，多亏有夫人和秘书，她们在历史的拐点上改变了男人，也潜在地介入了大时代的格局……

在好莱坞的大环境里，女性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因为美国现实中的女性境遇正越来越糟。技术派的文艺青年们欢呼摄影界的无冕之王罗杰。迪金斯终得迟来的“最佳摄影”认可，但有多少人注意到，在奥斯卡90届的历史中，只有一位女摄影师瑞切尔。莫里森被提名最佳摄影师。“科恩嫂”麦克多蒙德实至名归地拿到最佳女演员，可《三个广告牌》的女主角实质是个性别模糊的角色，“她”和作为对立面的“种族主义白人男性”是一体两面，他们构成了奇异的互文关系。哪怕是被推到“女性代言”位置的《伯德小姐》，仍然陷在“文艺女青年总要遇到个把渣男”的套路里，初恋和成长叙事中“痛”的根源被回避了。这是女性叙事的“痛点”。

在2012年，奥斯卡评委的女性比例是23%，经历2015年“白色奥斯卡”的抗议，电影艺术和技术学院在两年之内改进了评委的“多样性”比例，女性评委增加到39%。但这是极度有限的让步：好莱坞八成女导演在过去的十年里仅有机会完成一部电影。

奥斯卡这部“秀”，给了局外人一场有关电影“多样性”的梦。但它也只是一场秀，看起来谁都不得罪的奥斯卡“得奖名单”，内在是好莱坞一局乏力的平衡游戏，终究，怎么能指望一场“秀”带来摧枯拉朽的美国电影工业变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