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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档最大的热点无疑就是《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了。4月28日，电影《后来的我们》带着预售票房1.2亿的国产爱情片最好成绩在国内上映，却随即便被曝出大规模退票事件，被退票影院数4000余家，约占全国一半影院，涉及数额近1500万。
随后，作为涉事售票平台，也是《后来的我们》出品方（之一）兼发行方和宣传方的猫眼连发两份声明，却被质疑措辞前后矛盾。正常改签说、黄牛囤票说、地推刷票说、竞争对手下套说，各种解释层出不穷，迷雾重重，上演一出罗生门。
“先让乡绅捐，乡绅捐了百姓才会捐”
猫眼的解释是，54%是观众正常退票，46%是黄牛恶意刷票后退票（非常巧妙的一个比例）。然而，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首先，在线售票普及后，哪里还会有这么多黄牛囤票，又集中退票，况且，《后来的我们》是否火爆到值得黄牛囤票；其次，为什么有这么多消费者会退票，且同时退票；更重要的是，黄牛退票和普通观众退票为什么会出现神同步？
目前所有的说法里，猫眼一手操纵了这一事件是各大媒体和行业从业者所持较多的一种解释。因为从利益和实际操作来说，猫眼嫌疑最大。
首先，对任何“造假”的行为，“作案动机”最为重要，纵观退票事件的利益相关方，猫眼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既是《后来的我们》出品方之一，又是宣传方和发行方，通过炒高预售票房来刺激影院增加排片和观众购票，显然能让猫眼在出品和宣传、发行三方面都受益。
其次，从实际操作来说，涉及4000多家影院、超千万票房的退票，且绝大多数发生在猫眼平台。作为国内唯二的线上票务平台和数据方，假设猫眼想要操作这件事情，那么会相对简单。而如果其他人和机构要制造如此大规模的购票和集中退票，要困难的多。
据网友爆料，猫眼此前吃过类似事件的甜头，去年国庆档，猫眼就曾凭借初期推高《羞羞的铁拳》预售票房，大获成功。但当时是否存在暗箱操作，不得而知。
猫眼是《羞羞的铁拳》出品方之一，同时兼任发行和宣传，与它此次在《后来的我们》中扮演的身份如出一辙。当时猫眼COO康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影发行中的最漂亮的一个动作就是预售票房，“（《羞羞的铁拳》）开启预售的10个小时内排片就破了2万场，当天实现9.30首日预售票房近500万”。
上映15天就为一部电影预排了2万场，首日预售票房近500万，这在创造了预售模式的猫眼运营的项目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无论当时是否有暗箱操作，至少这件事情让猫眼意识到，预售的火爆不仅仅是提前回笼票房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提升影院和市场的信心，刺激影院自行增加排片和观众自发抢购影票，从而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提振票房效果。
知乎网友影智姜文《让子弹飞》中的一句台词解释这种行为：先让乡绅捐，乡绅捐了百姓才会捐，得钱之后，乡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票房造假：从主体到手段 变化日新月异
票房数据造假在行业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作案”主体各不相同，方式各异。2015年之前，票房造假更多是影片手写票、偷票房等方式为主，规模小，利益线条简单，影院为了获得超利益，因此偷漏瞒报票房。而随着资本、互联网平台的介入，票房造假手段日新月异，主体也在变化，从影院到票方，到发行方。虽然表面看起来，造假目的与之前一样，都是为了提升票房，但深究其背后，实际有更深刻的资本和市场层面方面的原因。
2015年，国产票房冠军《捉妖记》“幽灵场”事件算是行业内第一次曝出大规模、有组织的票房造假，方式是片方砸钱做包场。
《叶问3》的造假方式跟《捉妖记》如出一辙，通过串通影院设计幽灵场、高价场（票房超过100）、虚假排场（如单场放映时间10分钟）等方式买票房。
这两起票房造假方式、目的和逻辑都很像。通过与影院串通制造虚假排片，利用全产业链优势和分账方式漏洞回收成本，推高票房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收益。
因为对《捉妖记》和《叶问3》的片方来说，一旦影院是自家旗下或共同利益集团，那么每买100块钱的票房，实际付出的成本只有5块的电影专项基金，3.3块的流转税，及2-3的数字设备费，加起来不到10块钱，剩下的90块钱都可以回收，所以只要出10%的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票房数字，何乐而不为。
即使不是自家影院，因为虚假排片不需要真实放映，没有观众，制片方只需要给影院一些好处即可，并需要按照之前分账比例，给影院一半的票房。
这种票房造假的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电影上映前期的票房、上座率，从而影响后续排场和观众购票选择。此外，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票房高低直接影响公司报表和股价，带来的可能是资本市场更高的收益。
这一次，如果猫眼暗箱操作坐实，那么数据造假的主体从片方变为售票平台，但是背后的逻辑是一致。无非是通过低成本、甚至0成本的虚假票房推高市场后续排片和观众预期。
垄断导致寻租，售票平台如何重建信任
权力导致腐败，垄断必然寻租。无论是之前的《捉妖记》和《叶问3》票房造假，还是如今的《后来的我们》退票门，能够产生这样的事情，跟市场的垄断脱不了干系。动机和操作缺一不可，谁都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动机，但不是谁都有寻租的资格。
对《捉妖记》和《叶问3》来说，包括此前万达给《我不是潘金莲》低排片的事件，都是因为出品方与宣传方、发行方的深度绑定。
比如《捉妖记》出品方、发行方、参与造假的影院方，背后的投资方都是安乐电影公司。而万达院线给予自家电影高票片，《我不是潘金莲》略低的排片也完全是市场行为。几乎所有的院线都有这样的倾向，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
不管是制片方、发行方还是院线都有向产业链上下游覆盖的需求，目前各大院线包括万达在内，几乎都完成了制片、发行、院线全产业链覆盖，只不过博纳、华谊兄弟规模和市场地位略小。
对任何行业都是如此，垄断必然有寻租可能。钱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就会变多，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玩？
有人呼吁说应该出台中国的派拉蒙法案，但实际上，美国的派拉蒙法案也早就名存实亡。当年得以通过，是因为电影行业如日中天，影响力最大，垄断带来了超高的利润。面对越来越势力大的电影集团，政府开始和他们争夺电影行业的控制权。而随着电视和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影院成为低毛利行业，垄断不再能带来高额的利润，派拉蒙法案也就名存实亡了。由此可见，垂直整合并不是原罪，派拉蒙法案阻止的不过是垄断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垂直整合本身是合法的。
对于国内电影行业来说，诞生之初就与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深度纠缠，利益线条更加多元，权力关系更为复杂。
目前，售票平台垄断效应开始显现，院线影院对售票平台的依赖越来越高。此次退票事件，不过是售票平台与影院方矛盾的集中爆发。猫眼和淘票票两家不仅售票平台也是数据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是肯定有问题的，如何重建信任是一个大问题。
这件事情细思恐极，预售票房数字跟影院排片和观众购票一定是有一个数量关系的。像猫眼这样的大数据平台，如果能够有一个数据研究部门专门研究预售与后期票房的关系（猫眼的确有一个专门做数据研究、舆情监测和用户调研的机构叫猫眼研究院），算清楚预售投入多少可以获得最佳收益，我相信不难。那么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操作但不退票，只是损失一点特价票的成本，不仅可以做高预售票房，也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影院也不会反抗，似乎也并不违规，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能不能做，会不会被接受呢？观众又算不算是被欺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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