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捅破行业乱象 电影宣发行业不透明

《命运速递》

6月1日，导演李非在个人微博上发表一则声明，表示上映不过8天的《命运速递》将在当天正式下档。在其声明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宣发方迪美天祥影业。

在声明中，李非指出了迪美天祥的多项问题，比如当初的承诺“预告贴到《复仇者联盟3》前面”，“数十个城市的路演”以及“争取10%的排片”都没有达到，以及400万的宣发费用几乎毫无作为，连首映和安排媒体采访都是在另一家宣传公司合瑞的帮助下完成。

李非的声明

李非导演还在声明中提及，为了让影片谋得“一线生机”，在上映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出品方剧角映画拿出十几万，李非与本片主演、制片人赵炳锐每人再拿出20万，补进宣发费用当中。不过为时已晚，《命运速递》上映首日仅获得3.1%的排片比例，第二天便跌至1.6%，首周末过去后，排片便再也没有高于1%。

导演与宣发之间的问题在近期频繁爆发。早在5月2日，《英雄本色2018》的导演丁晟同样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要求该片宣发方青春光线告知2700多万的宣发费用和1000万票补的花费明细。

虽然青春光线很快就在之后的声明中表示，自己“没有权利和义务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包括宣发明细在内的任何信息和资料”，但根据5月23日《英雄本色2018》出品方北京文化的声明，能够看到，5月21日，青春光线向北京文化提供了该片的宣发结算表。

5月23日北京文化的声明

不过，这一结算表并没有让该片的出品方满意。北京文化将这一声明抄送至该片的11个联合出品方，并在声明中向光线列出10个问题和要求。其中主要涉及几个方面，其一是各类活动、节目通告、线下宣传及渠道的费用明细，其二是邀请媒体车马费、赠送礼品的明细费用，其三是高于市场价的物料的制作费用明细，最后是票补费用的出票量、补贴费用、交易订单和分影城的数据。

在声明的最后，北京文化要求青春光线在五个工作日内给出反馈，并“说明相关情况并提供相应的协议、付款凭证等资料，以对本片的整体成本及收益进行准确核算”。青春光线在5月30日并没有对该声明进行公开回应，认为其要求“背离合同约定，亦可能侵害我司合作伙伴的商业秘密”，将不会提供明细费用的资料。

青春光线在5月30日的回应

宣发是宣传和发行的统称，宣传负责让观众知道影片，发行负责让影片在影院获得排片。从宣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举办活动、邀请媒体还是制作物料，都是为了让影片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知度。

在当下，不少第三方电影宣传公司，会选择使用“固定服务费，渠道费透明”的方式跟片方进行合作。在商讨好的属于宣传公司的服务费之外，不管是活动费用还是具体的礼品费、物料制作费，宣传公司都将给片方提供建议及不同合作方的明细账单，具体跟哪一家进行合作，由片方进行选择并与合作方直接签订合同。

临近首映才出现的《命运速递》的众星推荐版海报

宣传的效果，在影片上映前，能够通过不同渠道感受出来的。比如各大媒体的报道数量，社交网络上预告片、海报的传播和对该片的讨论，以及影院展板广告和公交、地铁站台广告。

《命运速递》中，就能明显看到宣传效果并没有达到此前的预期，多家获邀参与首映和专访导演的媒体，是在即将首映前两天左右才被合瑞临时告知，而针对导演、主演的采访文章，也是在影片上映当天和之后才相对集中曝光。

相比宣传带来的直观感受，发行方面并没有如此透明。在其他媒体采访发行业内人士时，明确引用过不支持将发行费用透明的说法，“越有实力的发行公司在操作中越能拿到更低的成本，这本身就是发行公司的价值所在。大型发行公司因为品牌效应，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略贵也照样有人接受。”

上映前，《英雄本色2018》就开始了全国各地16场路演

《命运速递》选择的发行方迪美天祥，其总裁是前中影高管阚晓泽。中影也是《命运速递》的发行方之一，该片出现在4月青岛举办的院线新片推介会的中影板块中。

过去，几家大型发行方掌握着一部电影最终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不过，这一局势在内地电影市场高速发展中遭遇了诸多挑战。

2014年，《心花路放》开始使用保底发行，让不少年轻电影公司有能力直接接触到最优质的内容。随着2015年票补的愈演愈烈，淘票票、猫眼微影这样的在线票务平台，凭借低于影院现场售卖的票价，也在逐步改变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占领市场。如今，在线票务平台几乎承包了超过80%的电影票的销售，2018年春节档这一比例一度达到90%。

这也意味着，在线票务平台能够通过多种手段对发行市场产生影响，比如今年五一档饱受争议的《后来的我们》的高预售和高退票。在理论上，一部影片能够通过高额的票补，将预售成绩做大，再通过预售反过来要求院线提高排片量，在影片上映前便获得更多的黄金场次。

《英雄本色2018》的1000万票补，目前具体花在了哪里并不清楚，虽然这一数额相比春节档几部大片动辄上亿的票补费用来说确实不高，但鉴于该片只获得6000多万的票房，投入产出比极低。

无奈的是，由于电影的宣发都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没有任何的经验或者数据，能够证明一定数额的票补能够撬动多大的票房市场。同时，这些数据跟电影的品质、观众的口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办法将责任一刀切地进行划分。

丁晟和李非的遭遇，只是整个宣发行业中的冰山一角，此前某些影片的导演也会怀有这样的疑问，只是碍于种种原因没有站出来公开质疑，有不少不理想的合作，也被掩盖在影片的高票房之下。由于市场的发展过于迅猛，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在近几年才得到完善，我国的电影宣发行业还是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费用不透明的状况和用钱不到位的状况，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改善。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找到经验丰富的监制、制片人对整个项目各个环节进行把控，选择值得信任并且能够拥有默契的团队，是目前切实可行的避免纠纷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