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导演姜文带着电影《邪不压正》剧组成员彭于晏、周韵等亮相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论坛。
作为今年上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姜文这次各种利用主席的身份优势,给自己7月13日上映的新片《邪不压正》做宣传,不仅电影节各种宣传手册上印满了电影海报,连主席论坛也变成了《邪不压正》的发布会。
不过,姜主席的粉丝(可能还有彭于晏)真的超多呀,论坛开始一小时前,门口就排起了观众等候入场的长队。
下面,记者就奉上这次论坛上姜文等人的精彩发言哈。
为什么要拍《一步之遥》
姜文:都是史航推荐的。《侠隐》的小说也是他推荐给我看的,拍《让子弹飞》,是他推荐的小说《盗官记》,《一步之遥》的小说,也是他推荐的。史航表面上打扮成一个不穿裤子的主持人,但非常有心,推荐给我,我用了。而且不但推荐了一个,还推荐了仨。他要不推荐,我没得拍了。
给姜老写剧本是力气活
《邪不压正》编剧孙悦:给姜老(这是姜文身边人对他的称呼)写剧本是一个力气活。就像做雕塑一样,先把大的轮廓磨出来,再一点点磨细节。姜老特别狡猾,我认识他的时候只是去剧组探班,有人给他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他就说你喝吧。他就用这一碗鸡蛋汤, 把我留在了《一步之遥》剧组。离开时我胖了20斤。其实把一个故事、一个人从瘪了写鼓了,没那么容易,要朝对的方向修正。
《邪不压正》编剧李非:我是直接变瘦了。从140多斤瘦到49公斤,脸上还长了很多包,内分泌失调。
《邪不压正》的第一编剧就是导演本人。我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但其实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编剧。他把故事大骨架想好了,开始找编剧。
当时他给我打一电话,说你来写写剧本吧,我说那要不周一见,结果他说就明天吧,然后我们就在星期天见了。见了面他把我领到一个小屋子,说“你写吧”,就走了。我说写什么,我看过《侠隐》小说,就问那我能看看剧本吗,他说,不行。后来写了七八场戏后,才看到剧本,但那时我已经入戏了。一共写了400多天。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姜文选中你,我说你问他,因为我至今都不知道。
我对现场改剧本非常愤怒
史航:每次我去探班时,问剧本,李非就把词给我,表情很羞涩,悄悄说,就这些,先拿着用着。那个表情就好像从兜里掏毛票一样。《邪不压正》的编剧都是从头跟到尾,陪着长大,帮着安胎,最后看着孩子取名字。每天的变化都是老天给的契机,让你把剧本做完善。
孙悦:外面都在传说姜文拍戏没剧本,其实我们在开机前就有好几稿非常成熟的剧本在,但为什么拍戏时还有编剧跟着,还要在现场改,就是因为直到演员把台词说出来那一刻,我们依然觉得有空间来修改、有空间更好一点。
我们拍《一步之遥》时,有一场过场戏,20秒不到,剧本就56个字,最后硬是把56个字凝成32个字。剧本在缩水,但最后更有节奏感、更丰富、更脆。
对各个工种来说,我们每天都在修改剧本。但实际上我们想达成的目的是,最后戏的效果最好。
《邪不压正》摄影指导谢征宇:我对现场改剧本非常愤怒。作为摄影师,我从一开始姜老把小说版权买到手里,一直到上映,我全程跟。没有一个摄影师是这样的工作方式。
跟编剧团队合作时,我先打灯,然后开始做一件事:等剧本。每次他们都告诉我,正在把56个字缩成32个字。导演来了,一定会对灯光提意见,因为剧本还没出来。我就知道,他对调度、灯光什么的有意见,一定是剧本没出来!
后来我想了一招,每次准备3套打灯方案,第一套,导演说,你这灯光不行。我就给他第二套,他说,差不多了。但我知道他肯定还会来的,到时候我又给他第三套方案。我知道三个方案肯定能应付得了改剧本的时间。
姜文:有时候的确是这样。我会跟你们说,灯没打好,或者剧本你再写写。
谢征宇:其实我特别理解这种剧本创作方式:不到最后一刻,一定要把电影的本源做好,因为剧本是一剧之本嘛,好的电影最根本就是剧本。虽然兄弟们有时候会有点意见,但我会把他们摆平。
姜文:我心里不能接受两年前写好的剧本搁着,你们去拍吧。就算是莎士比亚活着回来,也得回来陪我们把戏演完。我们没必要贯彻执行莎士比亚几百年前写的剧本。
《邪不压正》一开始是我的老师姐何冀平(著名编剧)写了完整的剧本,但没到可以拍的程度。一方面我们开始看景、做服装什么的,但剧本也得继续往前走。我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就是这么干的。
彭于晏为何出演《邪不压正》
彭于晏:2013年时候接受采访时就说想跟姜文合作,没想到5年后真的实现了。
第一次跟导演见面,那顿饭没有聊任何跟《侠隐》有关的东西,都是聊生活、聊电影。听到他说一句,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他为什么要拍电影,是因为拍电影可以逃脱这个世界,电影的世界更美。
认识导演都快两年了,拍《邪不压正》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到现在我都没办法接其他戏,不知道为什么。导演会让演员了解他的想法,让演员面对不敢面对的东西。他非常相信你好的一面,可以把你最好的表现在他的电影里呈现。
姜文:我知道彭于晏为什么会来演《邪不压正》。因为有人提过一句:“彭于晏说过你好话,想跟你演戏。”我大概就记住了。因为这个事才来。
我不是任人唯亲。谁觉得我好,我就来找他演戏。机会要留给朋友。能觉得我好的人一般不会很差。彭于晏这么好,能想跟我合作,我干嘛不找他。
黄秋生也是当初说“我想跟姜文合作”,才拍《太阳照常升起》。
彭于晏能管控自己
姜文:彭于晏很多让我吃惊的地方。他能管控自己,这是我没有的。我跟一个健身教练聊过,他说减肥、增肥没那么难。难在哪儿?脑子要能操纵身体,身体告诉你的饿和不饿是假的,只是感觉。我做不到,彭于晏就能做到。
有场戏,他说:“导演,这场戏是不是要像李小龙一样?”我说对,就是那样。腹肌人人都有,但皮下脂肪要瘦到6%。彭于晏说:“给我点时间,我能做到。”他真的做到了。
很多人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跟着不正确的感觉走。有的影评人、媒体,听了一句话说“姜文电影看不懂”,就跟着走了。这就是非理性。非理性会给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民族带来很大的灾难。
彭于晏既可以用情感去表达,又有理智的行为。我非常敬畏。看他的戏,他假装用身体眼,其实是自在用头脑演。
李天然(彭于晏《邪不压正》饰演的角色)是一个不自觉的英雄成长为自觉的英雄。我的其他电影里很多人物也是,比如《让子弹飞》的张麻子。人能自觉很难,人一旦自觉,世界就会好得多。
要对得起演员
姜文:现在有的电影人同时接很多戏来拍,我们剧组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演员没有戏的时候,也会去看别人演戏。这太少见了。以前拍《让子弹飞》时,葛优也这么干过,廖凡这么干过。
很多人串戏,把自己弄得很忙,脸也熟了,钱也赚了。但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创造一个世界,把我感受到的世界创作出来。演员把一年的时间放在这儿,我要对得起他。
以下是现场观众提问和回答:
《邪不压正》里涉及抗日,您是不是在拍主旋律?
姜文:1937年中国面临的是国破家亡、全民抗战。抵抗侵略者是最应该表现的作品,但中国没有外国人做得好。我们现在知道纳粹是坏人、犹太人被迫害,是因为外国的投资人、艺术家都在做这个事,让中国人、甚至时一个小镇青年知道纳粹做了什么事。而很多人不知道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拍抗日)这是一个对世界负责的事。
《邪不压正》是您的民国三部曲第三部,您为什么重视民国这段时间?
姜文:其实我有好多东西要拍,都已经准备好了。民国也并不特殊,我们的今天也会变成昨天。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听说您的剧组里有一个规矩是“电影第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矩?
姜文:电影第七,是因为生活第一。比如有人爱睡觉,那就让他睡够,只有他睡够了,才能照顾电影。我从来不说什么电影是生命,因为生活永远要第一,吃好喝好睡好这些做完后,电影就会做好。
姜文平时和拍戏时有什么区别?
周韵:没什么区别。拍戏的时候,他更容易胖,喝酒喝的。拍着拍着特别胖。
谢征宇:这是我对导演最大的意见!拍完电影后才减肥。拍完后,别人都说导演你怎么这么瘦。拍电影时,他就说小谢,你怎么把我拍成这样。
姜文:我反正不是演彭于晏的角色。我演的是一个玩砸的人,长点肉是应该的。不然那是演自己呢还是角色呢?
国外很多抵抗纳粹的电影都比较严肃,但您的作品加入了很多喜剧元素。这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吗?
姜文:西方这方面做得好,其实他们不止在拍严肃的,也有《美丽人生》《虎口脱险》这种喜剧。《鬼子来了》里面有很少见到的幽默,悲剧的时候还能让人笑。这是一种荒诞。
荒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人从猿猴变成智人,再到现在,是充满荒诞的。不论战争还是非战争时,永远有荒诞。注意到这点,有可能找到或者接近人到底是什么、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很庆幸,我能触摸到一些荒诞的东西,这不是可笑,而是接近本质的东西。
说白了,我不断在找这些。如果不找这个,我一年能拍四部片,但是找这个非常难。
彭于晏在拍戏的时候紧张么?
彭于晏:不会紧张。拍戏时都很安静地准备,等剧本灯光部门就位。拍《邪不压正》时我参与了编剧导演讨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每个演员都能听到他们是这么想的,或者这句话还有这个意思。这是很棒的养分,因为有这些,丰富了我对角色的认知。
姜文:表演是暴露,不是装模作样。演员把自己的内心和时间搭在这儿,让他们的生命和角色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若干年后看自己演的作品,会发现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以前谢晋拍戏有这样的时候,外国剧组有这样的时候。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作为上影节评委会主席,您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姜文:有原创性,导演有态度。如果是别人的态度,做得更好一些也可以。
对新导演有什么建议,比如题材方面的?
姜文:不关心题材,就关心内容。题不题材我没想过。这个社会弥漫很多伪命题,其实不存在什么题材、找多鲜的肉。
导演没有话语权就别拍,拍了也浪费。当时我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很多人说你别拍这个,这个没意思。当时不流行这个,当时流行伤痕文学。我就觉得,怎么你们都受伤了?这就很奇怪,很可疑。我就把我看到的、想到的拍下来。谁说我们不对,那是他的错,我们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