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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艺术当然存在矛盾，但宁浩也相信两者结合的力量。他说：“我觉得周星弛就是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的。”《我不是药神》也存在这种矛盾与结合，而且更为激烈。
《我不是药神》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有一个强大的内核。然而，它从冰冷的现实问题出发，在建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从现实主义的方向偏离。它过于关注故事，经不起过多的赞美和讨论。
创作《我不是药神》时，导演文牧野曾多次拿《辛德勒的名单》举例子。剧本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动：现实中的陆勇是白血病患者，而影片中程勇是个健康的人。这个改变的理由很充分：奥斯卡·辛德勒是纳粹，所以他拯救犹太人的故事才有力度。
在挑选群演时，导演的要求很严格，要产生“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的状态”，一种“求生的渴望”。
《药神》成功了。
在2018年的7月，《我不是药神》的上映产生了爆炸般的效果。票房数字飞速跳动，截止7月16日，累计票房超24.7亿。口碑更是惊人的好，豆瓣9.0分，观众压倒性的赞美，以及黑压压的媒体报道。伴随着的还有一些宏大的、似是而非的词语：类型片，现实主义，好莱坞，韩国电影……
文牧野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个年轻的85后导演，此前没单独拍过长片；他背后的宁浩和徐峥，是如今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还有“药神”原型陆勇，曾引发关于法律和生命伦理兼得的大讨论。
关于《药神》的讨论也从电影迅速扩散到社会话题，知识产权、平价药、生命权、医保制度……，最终又返回到《药神》电影本身，矛头直指所谓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健康人，程勇冒着坐牢风险去走私印度仿制药，他的动机是否真的成立？两大“反派”，设置为跨国公司瑞士药厂和被资本胁迫的警察，目的又是什么？电影秉持的社会现实主义，到底有没有反映真问题？
《药神》的内部或外部充满了激烈而复杂的摩擦力，包含着诸多互相否认、冲撞和撕扯的元素、特征和话语，并以一种模糊暧昧的方式展示或掩盖。而回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和创作，也许能找到《药神》票房大爆和它背后的秘密。
两代导演
源自于宁浩的：一切没什么意义
似乎一切源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票房只有1300万。但在那时，每条街上卖盗版碟的小摊上，《石头》的DVD一定摆在美国大片前面。全国的每一个大学生宿舍，在满是灰尘的电脑机箱的硬盘里，几乎都有一部《石头》的AVI或是RMVB文件。
黄渤那时还籍籍无名，他用青岛话喊出了这句台词。班尼路是《石头》的投资人刘德华代言的牌子，宁浩似乎是出于好心。然而，这个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开着旗舰店的民族服装品牌，就随着这一句台词倒塌了。
影片开场，有一句神奇的台词：“我叫谢小盟，叫我查尔斯好了。”
简直不可理喻，一句台词，整个人物都出来了。《石头》几乎是导演宁浩个人的胜利。在《无极》或《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年代，宁浩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宝贵的不一样的东西。
12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宁浩清晰地说：“拍电影没什么意义。”他从来没觉得电影是他必须的工作，个体并不重要。
“每个人的意义都是最终走向死亡，没什么意义。人类的意义就是也没多大意义。人类会发展下去吗？是个问号，铁定会吗？铁定不会。凭什么会啊？哪个物种没消失呢？你就觉得你那么幸运？”宁浩说。
说这话的时候，宁浩的身份是一位导演，艺术创作者。这是一个标准的、教科书式的后现代表达，像是一个文学青年脱口而出的话。宁浩说：“拍电影是消磨掉你这一生的一种方式。”
宁浩对这种哲学立场的描述也是标准的、甚至像学院里的陈词滥调：“后现代就是破碎的，一切都是破碎而没有意义的……连人类的价值都是可疑的。”
作为导演的宁浩，经常向媒体讲一个加缪式的故事。动物园里的猴子们，每天都在摇晃一棵树的树枝，然后回到笼子里，第二天继续摇晃树。
没什么意义，但还得摇晃。
在当下的中国电影环境中，这种创作观念相当高级。它显然来自宁浩的青年时代。那时，他在电影学院里看了很多电影，好莱坞，欧洲艺术电影。但到了事业的黄金期，宁浩说，他不怎么多看电影了。
“后来就越来越少地看了，就慢慢减少了。”宁浩告诉记者，他最近看了《乔布斯传》，“挺好看的”。
后现代只是宁浩身份的一个侧面，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商业片要赚钱。他不可避免地会与现实世界摩擦、冲撞和妥协。结果，宁浩的电影作品不免每况愈下，《石头》仍然是他最惊艳的作品，早年肆意嘲讽的灵气逐渐消散，一点点变得沉重和俗气，终于在喜剧片《心花路放》中彻底撒开了。
《疯狂的外星人》
到了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这是宁浩 “坏猴子72变”新导演计划的第二部面世作品。宁浩和坏猴子影业进入了一个事业高峰。不久前，宁浩的新片《疯狂的外星人》获得了28亿保底发行，预计贺岁档上映。
宁浩有两个身份，导演、商人。他很通透。作为商人，他对电影市场有清醒的判断力，作为导演，他也对电影、对人，有极强的审美能力。
宁浩电影事业成功源于两个似乎对立的逻辑，一是商业逻辑，尊重工业，放下身段拥抱市场；二是美学逻辑，电影要好看，尽量拍好一些。要注意，这是真正有才华的导演才会纠结的问题。两个逻辑最终达到了统一：商业主导创作。
宁浩说：“你都不挣钱，你都活不下去，可以说你这个艺术一点价值都没有。”
“好的东西一定是极致的，要么你就是在艺术上面特别到位，要么你就是在商业性上特别到位。”
商业、艺术当然存在矛盾，但宁浩也相信两者结合的力量。他说：“我觉得周星弛就是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的。”
宁浩对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很满意。影片也存在这种矛盾与结合，而且更为激烈。
剧本核心人物的改动：确立成为商业片
《我不是药神》开拍前，文牧野导演改写剧本，花了两年时间。
影片主人公的原型陆勇曾是“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他被逮捕后，受到他恩惠的数百位白血病患者联名上书，恳求将他豁免，免于刑事处罚。最终，检察院撤诉，陆勇被无罪释放。
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不仅有传奇性，也有高度的象征性，它几乎能告诉人们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不夸张地说，陆勇的经历足以让鲍勃·迪伦给他写一首长篇民谣。
2015年2月，编剧韩家女看到央视对“陆勇案”的报道，她还记得，那期节目的标题叫《救命的“假”药》。韩家女写完了《我不是药神》的初版剧本，宁浩很欣赏。
接着，剧本到了文牧野的手里。
文牧野是宁浩坏猴子影业“青年导演计划”的签约导演。签约时，文牧野只拍过几部漂亮的短片，算是三无导演：无经验，无人脉，无资源。当时，签约名单里最引人瞩目的名字是陆阳。拍了一部《绣春刀》的陆阳在业内备受关注，《绣春刀2》也是当时“七十二变”计划里最受媒体和业内关注的电影。
文牧野导演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他却是个“学渣”，高考大学只考了200多分。毕业后，他当了北漂，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的决心很强，一考就考了四年，终于考上北电的导演系，成了田壮壮的学生。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时，文牧野采访了很多白血病病人，也经常去医院观察，呼吸生死之间的空气。
“环境也不能说是死寂，大家就是都挺正常的，也没有哭，在里面看电视、吃饭，剩下的不干嘛，但经常会出现肠排异、胃排异之类的反应，那就很惨了。”
病人们早已身处绝境。文牧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他不想把病人当病人。“一个写病人的片子，最怕的就是写苦。”文牧野说。
在剧本写作的过程中，故事逐渐脱离了原型人物，陆勇变成了程勇，白血病患者变成了滑稽而尴尬的印度神油店老板，一个东北气质十足的上海人。
之前“怎么改都不舒服”，直到把程勇变成普通人。文牧野说：“一下子就通了，都顺了。”
这种核心的改动让故事面目全非，宁浩最初并不认同这种设定。于是，文牧野说起了《辛德勒的名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如果辛德勒是犹太人，他救犹太人不是应该的吗？只有辛德勒是纳粹，他救犹太人，这个人物的变化才足够漂亮。”
改动是为了戏剧性张力，让人物弧光更强。同时，文牧野导演认为，一个健康的人让“观众离角色更近”。就这样，一个商业片的剧本最终成型。
编剧通常是国产电影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一个项目面对市场时，剧本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变量。而剧本却是《我不是药神》最强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剧本改好的时候，电影已经成型了。
徐峥是《药神》的主演。当听说这部电影由文牧野执导时，徐峥有些怀疑。他问宁浩：“你说他好，你怎么证明他好呢？”
宁浩把文牧野改了两年的剧本丢给徐峥，徐峥看完剧本后，马上表示：“泪目了，什么时候开拍？”
文牧野导演
深思熟虑的导演：他拥有一切权力
对《我不是药神》的各种赞美中，往往都有一条，作品惊人的成熟，完全不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拍的。
女主角谭卓也评价文牧野，说他成熟和专业：“向他提问的时候，他全都是有备而来的，做了非常充足详尽的准备，自己对这个项目特别的清晰。”谭卓告诉记者，导演给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切想得都很清楚，有一部完整的电影在脑子里。
《我不是药神》的执行制片人尹哲是宁浩的老搭档，从《疯狂的石头》那时就在一起合作。他对文牧野的评价同样极高：“我看完第一次粗剪，我觉得这个完成度简直不太像一个所谓第一次拍长篇的导演的完成度。”
在尹哲看来，文牧野”稳准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深思熟虑，非常细致。“到最后他精确到每一格，他会一格、两格的调画面，精确到这个程度。”
相比某些年轻导演，文牧野除了更加“深思熟虑”，还有另一个巨大优势：宁浩充分放权，让文牧野拥有真正的权力，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涉。宁浩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既然选择了文牧野，把一个导演该拥有的权力都给他。”
在《药神》的拍摄期间，宁浩只去了片场3个小时，客串了程勇的房东，一个小角色。像斯坦·李或希区柯克一样，他要在自己的电影里露个脸，盖个章。
制片人王易冰告诉记者：“一般我们在主创、摄影、美术、剪辑这些人员配置上会推荐和建议，但还是尊重导演的选择。因为创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你给他找一个特别大的腕儿，但是他们合不来，没法交流，反而会对电影有反作用。”
宁浩、徐峥搭建了一个高效的创作环境，这样一来，文牧野导演不用在无关的工作上分神。
在21世纪初，宁浩初入行的年代，导演要为各种琐事操心。在他看来，团队的职位、职责细分是电影工业进步的标志。宁浩回忆道：“我就特别不喜欢操心那些电影之外的事，但是那不是没办法吗？”
在宁浩、徐峥的帮助下，《药神》的团队组建起来。徐峥推荐了自己的上海老乡王传君来演吕受益，王传君二话不说，跑到医院去观察病人，观察了一个月。
宁浩把自己多年的老班底分享给了文牧野，他还请来朱琳担任《药神》的剪辑。朱琳师从孔劲蕾、曾参与过娄烨《推拿》剪辑。
尹哲说：“72变是个做实事的一个计划。我们有制作经验了，我们知道这些青年导演最需要什么。”
在片场：把自己完全投入角色的创作者
《我不是药神》采用了相当奢侈的拍摄方式：开机两周前，主要演员全部进组，开始围读、排练。文牧野坚持这一点，他不能接受一个演员下飞机到片场就开始演戏。
作为电影的监制、男主演和全剧组最大的明星，徐峥是剧组的“老大”。他的高度配合，对整个团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开机前的排练阶段，一到约定的时间，徐峥就会端着一个保温杯，主动招呼着大家去排练。
徐峥很敬业。为了体验生活，在开拍前，他总到成人用品店里闲逛，跟店主聊天，观察他们的工作状态。开机时，徐峥已经把成人用品店的进货渠道都摸清了。
尹哲去剧组的时候，现场各部门已经井井有条。他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拍《石头》的时候，整个剧组就还挺随性的。但是《药神》片场特别有秩序，觉得文牧野掌控力特别强，根本就不像一个刚开始拍长片的导演。”
徐峥帮了很大的忙。王易冰表示：“文牧野要求高，大家也配合，但是这种配合离不开徐峥。徐峥在片场起到了带头作用，他不仅按要求进组，而且拍摄期间一共只离开了剧组两三天，还是因为家里老人过生日。”
最终，演员们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最佳状态。
开拍前，谭卓练了一个半月钢管舞。有一种钢管是可以自转的，比较容易，也更省力，但是没办法做出漂亮的动作。为了有好效果，谭卓坚持练难度更高的固定管，练到两条腿都是淤青。
扮演牧师的老戏骨杨新鸣天天早上去参加当地教会的活动，学习牧师的手势，发音，天天练英语。而实际上，他的英语台词一共只有几句。
开拍前，王传君去医院的白血病病房观察了一个月，吃橘子的梗也是从白血病病人身上学来的。正式开拍后，王传君为了减肥，每天跳绳4000个，后来增加到8000个，一共减了30斤，整个人形销骨立。
拍上吊那场戏之前，为了突出角色病入膏肓的状态，王传君逼着自己两宿不睡觉。等到了开拍时，整个人几乎虚脱。文牧野回忆，那场戏他刚一喊停，王传君就直接睡过去了，只好把他喊醒再拍。
文牧野是细致而严格的。他喜欢“保一条”，就是过关以后再拍一条试试看。“所以我每次说保一条的时候，哎，那导演我跟你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后来发现我用的50%以上的镜头都是保一条之后的那一条。”
片场形成了很好的创作氛围。尹哲表示：“文牧野导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听从别人的人，不管是监制，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会认真地去听和分析。”
《我不是药神》经过8个月的漫长剪辑，终于上映。
《我不是药神》背后：尊重规则，充满矛盾
媒体与网友对《我不是药神》的广泛讨论中，除了《辛德勒的名单》，还总是提到《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或《辩护人》。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商业片，但是，《药神》要更加特别。
“符合群体需求的是商业性，符合个体特征的是艺术性。”谈到电影的商业性、艺术性时，宁浩导演这样评价道。
这只是电影创作的一个角度。从另一个更近的角度看，电影的艺术性在于叙事与解构，而商业电影则关注故事主体及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从这两方面看，《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充满了矛盾的电影。
《药神》是一部里程碑般的作品，制作水准远超一般国产电影，是国产片的异数。然而，它仍是中国电影逻辑内部的产物，反射出国产电影的种种特征。
《我不是药神》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有一个强大的内核。然而，它从冰冷的现实问题出发，在建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从现实主义的方向偏离。它过于关注故事，经不起过多的赞美和讨论。
它是中国电影工业向好莱坞学习的产物，它成功的部分似乎都源于好莱坞的模式。《药神》也包含种种套路：漫画式的反派角色，精细的情节安排，巧妙的情绪引导，都带有稍显廉价的设计感。
也可以说，《我不是药神》过于关注效果，弱化了艺术价值，如同文牧野导演要求戴口罩的病人演员产生“奥斯维辛”的效果一样。其实应该关注白血病人，而不是奥斯维辛。在影片中，口罩病人与程勇分属不同的阶级，只是悲惨的、等待被英雄拯救的客体。这失去了一部分现实主义的力量。
《我不是药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有很多基本的点。尊重电影工业的规则，一个精心打磨的剧本，一个知道要做什么的导演，独立的创作环境，成熟高效的团队等。此外还有很多，比如商业性、艺术性的挤压与妥协。
《药神》像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还需要探索。
在接受采访时，宁浩说，他怀疑“外国人讲故事的方式”。他认为欧洲电影那一套和好莱坞电影那套都不太可能是符合中国的。他说：“不太一样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不太一样的文化类型。”
宁浩认为，中国电影会产生自己独特的类型，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他暂时不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我不是药神》显然还不是。
年轻的导演文牧野说，《药神》有很多遗憾。“故事可以写得更好，拍可以拍得更好，演员的表演还可以再细致，很多很多，所有的。”
文牧野不同意观众们把《药神》看作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个就是文化缩影的自卑感的一个体现。这个故事是中国人的故事。”
文牧野觉得中国人不应该有文化自卑。他说：“真正的荣誉感来自于自己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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