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时代为伍 九儿、菊豆、颂莲都承载他的经历和求生欲

可以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影史上一个显眼的坐标。纵然顶着耀眼的光环，但于我而言，张艺谋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人物，是电影殿堂中的一个符号，就像天上的星辰，闪亮是闪亮，如何运行却与地上的人无关。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张艺谋唯一的口述自传体书《张艺谋的作业》（下简称《作业》）。书中讲述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家庭成分不好的张艺谋，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举步维艰，却也竭尽所能，不服命运。

1971年，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厂工人，家庭成分不好，却当上了工人，是万分走运的。工资只有40块零2毛，除去开销，张艺谋每个月能攒10块钱左右。攒了3年多，加上母亲的一点资助，他以186块6元的价格，如愿以偿买了一部朝思暮想的相机。他自学摄影，跟表哥、同学借书，但借来的书不能久留，那就抄吧。“我相信一句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要学摄影，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我抄了三年，抄了几十万字，似乎就懂了一些。”

看着书中堪称壮观的抄写照片，字迹密密麻麻，却工工整整，我内心起了巨大波澜，就像生命突然受到了某种鼓励。好像就是从那一刻，张艺谋于我的距离，不再远在天边。关注他的采访与电影，也比往常更走心。

在《十三邀》中，许知远感叹着“他（张艺谋）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并来到张艺谋1970年代在陕棉八厂的宿舍。当年的工友指着张艺谋的宿舍追忆：“当时墙上都挂着显影和定影的配方，整个房子就是一个暗室，他在这学习摄影，还不断看书提高自己”。

这种描述，跟张艺谋饥抄几十万字的经历不谋而合，让我震撼于一个人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倔强。

可爱的八十年代不再，张艺谋与时代为伍

相比千禧年之后的电影，张艺谋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带给我更丰富深刻的感受。2014年，张艺谋在节目中对杨澜感叹：“可爱的80年代，大家全谈艺术，只谈艺术，最可爱的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艺术。”

四年后，张艺谋又对许知远说：“热血沸腾的80年代，旺盛的求知欲，每个人想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谈恋爱手里拿的都是一本弗洛伊德。”

可以看出，1980年代让张艺谋念念不忘。而那又是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文学繁荣的年代，依托着文学的繁荣，电影也进入旺盛创作期。

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和成名作，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1988年上映的《红高粱》，不仅让张艺谋一鸣惊人，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张艺谋从文学汲取营养的创作方法论。

在随后的作品中，他改编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创作了《菊豆》；改编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创作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创作了电影《活着》；千禧年以后，有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及根据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创作的电影《归来》等。

一方面，张艺谋的成功，来自巨人肩膀的助力。另一方面，到了二十一世纪，文学日趋娱乐化，缺少厚重的底蕴，深刻的涵养。文学的没落，反作用到张艺谋的电影上，虽然仍以文学为养料，但艺术价值已大不如前了。

求变，促成命运的好转

实际上，张艺谋电影的“式微”，倒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文学的没落。张艺谋说，所有东西，都是时代的产物，人类不能超越时代。

这样的人生观，造就了张艺谋顺应时代的创作思想。在电影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到来时，张艺谋率先拍出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片。

在张艺谋看来，艺术讲究百花齐放，不仅创作要多元化，观众的审美口味也要多元化，五谷杂粮都吃的人才健康，中国有偏食的土壤，但偏食容易得病。于是，张艺谋选择了商业和文艺两条腿走路。个人认为，张艺谋的多元化创作，是为丰富电影的美学体系，改变观众单一化的审美，但深层的原因，跟张艺谋挥之不去的求生欲有关。

《作业》中，张艺谋坦言，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出身不好的他，连红卫兵也当不上，在什么地方都感觉低人一等，“成天生活在恐惧中”。

张艺谋的工友回忆，当年在车间开会时，只留下党员团员，不是党员团员的人就得离开，600多人的车间，只有张艺谋一个人（家庭成分不好，跟党团无缘）站了起来，离开车间。后来领导开会，干脆说，张艺谋你走吧。工友感慨道：“张艺谋当年一个人离开的背影，我今天还历历在目。”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张艺谋的求生欲被激发了出来。他有意识地练字、学画画，抄大字报，画毛主席画像，“让自己迅速工具化”，有了这个本事，他就有可能被红卫兵征用，或者征调到宣传部门，换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他还不遗余力学摄影，这些技能的武装，爱好谈不上，就是为了找一个活路，对冲出身不好的缺陷。后来，张艺谋拍了一张文竹的照片，被工友田均赏识，并建议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这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北京电影学院。

都说技不压身，于张艺谋，那是不安感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当时，张艺谋连报考北电的资格都没有。张艺谋很不甘心，在工友田均的建议下，他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把所有自认尚佳的照片精心做成相册，附上说明，做成信件，寄给了文化部长。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不甘和尝试下，黑暗的现实照进了光亮，张艺谋成了第一个非正规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张艺谋将两张拍好的照片稍微剪了下，拼接成了一副全景图

曾经，张艺谋可以说是“异类”，是大字报声讨的对象。

在他的内心，“它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让你变成一种比较自卑的性格”。而一封北电录取通知书，让不断改变和试错的张艺谋，第一次“尝到了甜头”。张艺谋一朝尝到了甜头，喝了“命运何其艰、求变方得生”的解药。这一剂解药，奠定和塑造了他的余生。看明白了这点，再深入张艺谋的电影，就好理解多了。

命运不公，仍要从峭壁中开出花来

张艺谋参加采访节目，应是为其定档9月30日的作品《影》造势。从《影》的官微放出的预告片来看，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个从八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历经磨难，努力寻回自由的人性故事。

我试图从预告片中寻找张艺谋的烙印，不得其果。直到看了张艺谋的采访，才豁然开朗。张艺谋说：替身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都不得好死。他的每一步都是挣扎求生，虽然最后好像成了老大，实际上，唯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哪怕年到花甲，“求生”依然是张艺谋不变的母题。影评人梅雪风说过，姜文电影讲的是革命的幻灭，陈凯歌电影讲的是悲壮的哀歌，张艺谋讲的是基本的人权。在我看来，这个描述还不够极致。张艺谋电影，讲的是“我要活下去”的故事，用今天流行语说就是：求生欲。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女人的意志都很强。在旧时代，忤逆礼数和纲常，等同于违背天意，那是要遭天谴的。

《红高粱》中，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运的女主九儿（巩俐 饰），被迫嫁给了麻风病人。但她又不屈，拿剪刀跟象征权力中心的麻风病人拼命，最后跟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余占鳌。表面上体现了九儿的强烈意志，但实质是张艺谋一以贯之的主题，被不公命运支配的主人公，不服命！

《红高粱》

在《菊豆》中，这种“不服命”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身不由己的女主菊豆，被自己的父亲为了一头骡子发配给了染坊店主杨金山，杨金山对菊豆极尽泄欲和施虐，菊豆痛不欲生，菊豆主动向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示好，以求生存。

《菊豆》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主颂莲还是一个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运的人。她被歹毒的继母为了钱，嫁到了高墙深院的有钱人家，从此“像猫像狗像耗子就是不像人”，但哪怕是最嫩的太太，也绝不任人欺压：当雁儿拆穿她的谎言，她让雁儿罚跪一宿；二太太背后叫人扎颂莲小人，颂莲让二太太差点掉了一只耳朵。虽然是并不正义纯良的暗斗，但也体现了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的抗争。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三部作品，都是女主人公在绝境中的殊死求生，是“不服命”的三种变奏。它们分别创作于1986、1990、1991年，也就是张艺谋电影创作生涯的开端。

俗话说，三岁看老。同理，初始的作品，最能见出作者的根本。电影中的九儿、菊豆、颂莲，其实都承载了张艺谋经历过的黑暗和他的求生欲。

我对张艺谋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闲不住，过去被压抑的东西，在这里（电影）得到释放。”

今天看似走过了黑暗年代的张艺谋，只是换了一种求生的方式，唯有完全蒸发了深渊的压抑，才能真正“生”过来。我总是禁不住想，那个深渊究竟有多深？以至三十年来，张艺谋的电影一部接一部，源源不断，不知疲倦。或许有一天，当那个深渊被阳光充满，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也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