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贾樟柯的“江湖断代史”，让你从电影中读懂贾科长

最近，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正在热映，贾导跟胡主编关于"臭豆腐是否美味"的交流，也成为热点。

很多看了影片的朋友说，这部“江湖”里融合了贾导过去的很多影片，之前看理想带大家回顾了从第一部《小山回家》一直到现在22年的时间里，贾导带给我们的各种滋味。

今天再将其分享一遍，一起看看，那些年贾导帮我们说出来的“真实”。

贾樟柯的「江湖断代史」

「小山回家」

- 1996 -

1995年元旦，北京。

在北京宏远餐馆打工的民工王小山被老板赵国庆开除。回家前他找了许多从安阳来北京的同乡，有建筑工人、票贩子、大学生、服务员、妓女等，但无人与他同行。

他落魄而又茫然地寻找尚留在北京的一个又一个往昔伙伴，最后在街边的一个理发摊上，他把自己一头城里人般凌乱的长发留给了北京。

当我们这些更为年轻的人一旦拥有摄影机，检验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诚而且专注。

《小山回家》中，我们的摄影机不再漂移不定，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饱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

我愿意静静地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让远处的青山绿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

不同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际遇，我愿意看民工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因为他们自然开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

我愿意听他们吃饭时呼呼的口响，因为那是他们诚实的收获。一切自然地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

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

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小武」

- 1998 -

1997年，山西汾阳。

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粗

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

他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轧马路，与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说几句闲言淡语。

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

这是一部关于现实的焦灼的电影，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

我们面对坍塌，身处困境，生命再次变得孤独从而显得高贵。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

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

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

“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

年轻的一代未必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

我不认为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站台」

- 2000 -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汾阳县文工团的崔明亮、张军等年轻人在舞台上排演诗朗诵《风流歌》。

进入80年代。大家在发廊里听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崔明亮收到张军从广州寄来的明信片，望着画面上的高楼大厦，崔明亮彻夜难眠。

张军从广州看望姑妈回来，带回了电子手表、录音机以及一把红棉牌吉他。

文工团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排演了一台轻音乐节目，并要巡回演出。清晨，一辆汽车拉着崔明亮和张军等人向远处驶去，开始了他们的演出之旅。

电影从1979讲到1989，中国出现最巨大变化和改革的时期，这十年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

在中国，国家命运和自身幸福、政治形势和人性处境总是互相牵连；过去十年，因为革命理想的消失、资本主义的来临，很多事都变得世俗化了，我们置身其中，也体验良多。

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三十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

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

人物角色的发展和环境变迁，构成《站台》的叙述次序，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涵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

「任逍遥」

- 2002 -

斌斌一个人站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发呆，他不是旅客，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

小济抽着烟坐在售票处前的长椅上看报纸，他不看新闻，只想找份工作。他们是朋友，不爱说话，但都喜欢游荡。

这个城市叫大同，正在流行一首叫《任逍遥》的歌。大同在北京的西北，距大海很远，离蒙古很近。“任逍遥”是一句古话，他们觉得“任逍遥”的意思就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这一天，城市的上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他们分不清这是远处的雷声，还是梦中的排浪。

站在大同街头，看冷漠的少年的脸。这灰色的工业城市因全球化的到来越发显得性感。

人们拼命地快乐，但分明有一股淡淡的火药气味随KTV的歌声在暗夜中弥漫。

这城市到处是破产的国有工厂，这里只生产绝望，我看到那些少年早已握紧了铁拳。

他们是失业工人的孩子，他们的心里没有明天。带着摄影机与这个城市耐心交谈，慢慢才明白狂欢是因为彻底的绝望。

于是我开始像他们一样莫名地兴奋。知道吗？暴力是他们最后的浪漫。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那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

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

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

「世界」

- 2004 -

赵小桃坐在单轨列车上打电话，她说她要去印度。她以前的男朋友突然来找她，他说他要去乌兰巴托。

赵小桃说的印度是世界公园的微缩景点，她在公园里跳舞，为游人表演。他们相见，吃饭。小饭馆弥漫的烟雾正好掩饰他们告别的忧伤。

赵小桃现在的男朋友叫成太生。他正在埃菲尔铁塔上执勤，是世界公园的保安队长。

这座公园布满了仿建世界名胜的微缩景观，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需十秒。

在人造的假景中，生活渐渐向他们展现真实：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1993年，我陪父母在京旅游，行车经过荒凉的郊区旷野，来到“世界公园”。

挂历里才能看到的异域建筑出现在了眼前，穿越于埃及金字塔和美国白宫之间，途中经过莫斯科红场。

广告板上写着“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人们对外面世界热忱的好奇心就这么被简单地满足了。

作为人造的景观，“世界公园”一方面说明人们了解世界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又表明一种误读。

当人们面对这些精心描绘的风景名胜时，世界离他们更加遥远。

我越来越觉得，超现实成为了北京的现实。这座城市几年间变成了一个大的工地，一座大的超级市场，一座大的停车场。

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秀场歌舞升平，一方面是数以万计的人失去工作；一方面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方面是血肉之躯应声倒下。

那些来自外地的民工，用牺牲自己健康和生命的方法点亮夜晚城市的霓虹。而清晨的街道上又挤满了初来城市的人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