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我以我”影”荐轩辕

谢晋（1923—2008），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之一。他始终坚持艺术创作与时代发展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电影，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是谢晋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10周年。有人曾评价，“他的电影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变革，能让观众看到当时人们很真实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意义”，“曾给予中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

这位充满人性关怀、始终与时代同行、致力于用电影作品反映人民生活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导演，他的艺术源头是什么，是什么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在这些经典电影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他看来，中国电影人的责任又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他的讲述。

我的“电影报国”梦

从小的时候，我的家教就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

我的名字叫“晋”，很多人以为谢晋同志是山西人吧？因为山西的简称是晋，我说我不是山西人，我是东晋年间谢安的后代，所以我祖父给我取名字叫谢晋。

青年谢晋

我的“号”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一直到初中一年级开始，才用谢晋这个名字，因为原来那个名字太难写了。

我的号叫淝捷，东山再起，淝水大捷！我祖父就希望我成为宰相这样的人物。

后来我看到很多人物，都是献身社稷，为国捐躯。

印象最深的是八百壮士的团长、黄埔四期的谢晋元，还有许多在民族危亡年代挺身而出的人物，都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

只不过我后来走上了文艺的道路，用电影这种艺术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而已。

所以，从根本上说，电影是我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忧愤思绪，表达老百姓悲欢苦乐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要多拍“留得下来的电影”

从50—60 年代开始创作以来，我接触的、选取的题材，大多数都是跟老百姓的悲欢离合，跟老百姓的忧患疾苦紧密相关的题材。

自己不感动，怎么去感动别人？

《天云山传奇》，像冯晴岚这样忘我奉献的女性；《高山下的花环》中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战士，留下一张账单……这些都是最让我感动的人物。

我认为，现在就是缺少这些使人热情澎湃、为之动容的好故事、好小说。

在我这一生合作过的编剧中，李准、鲁彦周，好编剧；张贤亮、古华、李存葆都是我合作过的好小说家、好编剧。

他们的生活底子非常厚，刻画人物功力很强。《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都有千千万万的读者。

《高山下的花环》拍成电影，有1.7 亿的观众。没有这些小说作基础，怎么能搞出让千万人感动的、留传后世的好电影？

《芙蓉镇》海报

当年，《芙蓉镇》小说发表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水华导演非常喜欢，就想拍。但是，当时的北影主管却否定了《芙蓉镇》这个剧本，认为是通不过的。

陈荒煤和冯牧同志说，如果北影不拍，就让上海的谢晋拍。

我说，假如水华导演要拍，我一定让给他。

但是，北影不让拍，结果就由上影厂接过来，把《芙蓉镇》拍成了，又经过种种难关，审查通过，在国内发行。

很多国家想买这部电影的发行权，但当时有关部门不让对外发行。

《芙蓉镇》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电影人士非常感动。他们说我们完全看得懂这样的影片，这样的故事我们太有共鸣了。电影表达得太深刻了。

谢晋与刘晓庆

我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要多拍些“留得下来的电影” ,几年以后再看,不仅能再现历史画面，让后人了解历史, 同时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心灵上的震动和慰藉。

1978年年底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天云山传奇》是1980年拍的片子，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一年多。这个时候，全国清理错划“右派”问题已经快结束了。

这之前，我参加过一些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不论“反右”还是“文革”，这种事情以后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那个时候，我个人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思考了很多。等到正式决定拍《天云山传奇》，已经是1979年底了。

天云山传奇

该片讲述了1957年，知识分子罗群被打成右派， 未婚妻宋薇离他而去，而宋薇的同学冯晴岚在危难时刻与他组成家庭，二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的故事 。

宋薇这个人物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像她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人都有与她类似的经历。

有个年轻人看完片子后给饰演宋薇的王馥荔写信说，他母亲的经历就和宋薇一模一样。

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就与他离了婚，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他自己跟着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心里对母亲产生了怨恨，认为她不该抛弃他们父子。

“文革”结束以后，他又见到母亲，但还是不愿意原谅她。后来他看了《天云山传奇》，觉得宋薇活脱脱就是他母亲，宋薇的遭遇让他感受到了母亲的痛苦和不幸，回家去嚎啕大哭了一场。

那之后，他就和母亲开始通信，交流思想，并且慢慢原谅了她。

有些人说我总是拍悲剧。我为什么拍悲剧？

有些人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

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

好作品总是与国家、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人们都喜欢把我归到郑正秋、蔡楚生这一个传统当中，说我注重情节，拍家庭伦理剧。

其实，我早年接受电影的影响，不仅仅是以上两位导演的片子，我更喜欢的导演，却是费穆、沈西苓、吴永刚这几位。

少年时代在上海，我母亲常常带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正是上海30 年代电影非常繁荣的时期。

那时候，我跟着母亲，看了不少电影，其中就有费穆的《天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的正统观念、宗族观念、儒家思想，在电影中表现得很深。沈西苓的《船家女》《十字街头》，对我的影响非同小可。

吴永刚的《神女》，其中阮玲玉的表演使我许多年都不能忘怀。

我不是很欣赏郑正秋，在那时，他已经是跟30 年代新潮流有所隔膜的前辈了。

所以，我实际上是受以上几位导演的影响更大、更深的一个人。

我在电影中以家庭为背景来展开故事，表现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是我选取的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时代内容，本来就是如此。

像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反映了家庭的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

我自己的电影中也不仅是运用情节表现故事，也运用抒情、散文式的手法，比如《最后的贵族》。

电影《最后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结尾的地方有一段描写潘虹遇到了一个流落在威尼斯的“老白俄”。

白俄老头是一个街头音乐家。他为潘虹演奏了一曲小提琴。一个失去了祖国的华人，一个流落了一辈子的白俄老头。

同是天涯沦落人……这就是一个突出的抒情段落。

当时，构思这一片段的时候，我和白先勇在一起，两个人喝着一瓶威士忌，反复地讨论这个抒情段落的构想。

当我们把这个片段全部想定的时候，兴奋不已，举杯痛饮，一瓶酒也就喝完了。这真是创作经历中令人难忘的时刻。

没有信念，就不要拍戏

60年代，影片《红日》的创作即得到了夏衍、陈荒煤的大力支持。

而到了80 年代，《牧马人》拍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当时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拿剧本去请示市长汪道涵。

徐桑楚厂长得到了汪市长的肯定性意见后，专程飞到宁夏外景地，告诉我摆正心态，照常创作。

这部片子里有一个最经典的片段，就是许灵均被平反以后，拿了500 块钱的补发工资，那个干部对他说：“哎，500 块钱给你啦，以后不要犯错误啦！”

然后许灵均就哭了。全场哄堂大笑，张骏祥说这句话精彩！

但是我遇到一位书记，他说这句话改掉它，但是改掉后，觉得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我很后悔。但是书记都这样跟我讲了，还是温情点儿，咬咬牙改了。

除了有这些人的支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这些剧本，对人情和人性的表现都是很美的，没有丑化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牧马人

高山下的花环

《牧马人》原小说叫《灵与肉》，我看到后，觉得太好了。

在那样的年代，“四人帮”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李秀芝这个农村姑娘的善良的人性，她对右派分子许灵均的温暖和拯救，太感动人了。

老百姓就是靠着这个，从那个时代中走过来的嘛！吴琼花这个人物从女奴到战士，多么有血有肉！

在筹备《红色娘子军》时，我们党委讨论说战争描写太残酷，我说这个可以修改啊，琼花这个人物贯串下来，就可以站住脚了。

这种信念没有，你就不要拍戏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当时领导指示，一定要把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戏改掉。

我坚决不肯，张骏祥跟我讨论，还有市委宣传部的，我说不行，我们的作者梁信写信来说，坚决不同意去掉爱情戏，除非组织决定。

我自己相信这些戏是正确的。《天云山传奇》却使我担心弄不好会出事，当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啊，消除精神污染啊……

孙冶芳在北京高干楼遇到陈荒煤，“听说你们的戏要被禁掉了，我女儿说赶快去看《天云山传奇》”。

开始，只是传闻要批判，但后来还是批判了。荒煤在北京医院一边打吊针，一边支持我。我非常感动。

这样的一些人在抗议不公正的批评，支持我们合理的艺术创作，正反映了广大观众的心声。

《天云山传奇》公映后，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上万封，整整两麻袋还多。不是这些人的鼓舞，我不要说拍戏了，人也活不下去了。

一百年来，在中国电影的璀璨长河中，有许多振聋发聩之作，它们在社会思想进步大潮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有人曾称我的电影作品都是“悲情故事”，其实，他们并没有点明我的电影创作的理念。

在我的电影作品中，除了运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种种手法，强化故事的完整性、可看性外，最主要的是力图刻画我们这个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所发生的悲剧以及它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给人以反思，起到警世的作用。

在“文革”前，我拍摄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看起来故事很简单，但却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灵深处加快完成对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意识的确认。

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全国思想大解放中，我的电影创作特别注重于在历史、文化、人性和民族的心理上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思这场民族浩劫的渊薮。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诞生的，曾经受过大大小小的阻力，反复曲折，几乎夭折，最后才得以问世。

但它们确实以电影这种当时最具广泛覆盖面和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媒介形式，迅速、形象地推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

我想，电影艺术家应当在创作中特别注重关于人的命运、民族命运的思考，要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和政治意识。

摘自《推动者系列 · 守望精神家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40 年间，不论物质生活的方式如何变化与创新，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从来没有中止过。在我们精神家园的众多守望者中，我们选取侯仁之、吴冠中、张君秋、谢晋、李学勤、王蒙、傅庚辰、冯骥才、刘心武、叶小钢等人，他们关于文化大国建设的思考、对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启迪，感动了无数人。

在他们当中，王蒙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大国建设，走在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前沿；冯骥才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影响深远；谢晋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在不同时期都引领中国电影主流；侯仁之一生守护北京城，率先开展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与申报工作；吴冠中打破“中国画的围墙”，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欧洲油画完美结合；张君秋长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工作；李学勤从先秦追到远古，一生致力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傅庚辰唱响人民音乐主旋律；刘心武开创新时期文学的方向；叶小钢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有机融合、浑然一体……

40年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进步的同时，文化大家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对现代文明的探寻从未停止，他们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在时代前列，自动承担起探索大国文化建设的使命，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份共同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期盼：守望精神家园！

为了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反映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推动者系列》丛书，收录了80 位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和他们深刻思考改革开放、艰难探索发展路径的精品力作。

从这80位标志性人物和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引领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与历史前进逻辑、时代发展潮流的同频共振。

丛书共八册，分别为《探求转型之路》《筑牢大国根基》《守望精神家园》《科技引领未来》《教育改变中国》《驶向法治中国》《留住绿水青山》《塑造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