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文牧野：总要有人敢于说出想法，哪怕特别天真

文牧野，201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短片代表作有《石头》《金兰桂芹》《BATTLE》《安魂曲》等。《我不是药神》获得第55届金马奖影展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新人导演大奖。

2018影响中国年度导演

文牧野：

总要有人敢于说出想法，哪怕那特别幼稚

本刊记者/李行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2018年，一部电影横空出世，让圈内人士惊叹，也让普通观众落泪。

在艺术上，它收获了无数好评；在票房上，它同样一骑绝尘。有人说，它为中国现实主义题材挽回了尊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崭新的可能性。

它注视底层，关怀弱小，充满悲悯，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展示了什么是道德勇气。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

11月17日，金马奖颁奖典礼现场。

最佳新人导演环节，当颁奖人念出《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的名字时，他有些蒙。从张艺谋手里接过奖杯，文牧野说，新人导演能够有今天，都是因为前辈的帮助，“记得《我不是药神》开机前，我跟宁浩和徐峥老师说过，尽量不让前辈们失望。我以后也尽量这样做下去。”

金马奖给他的颁奖词是：拍摄多部短片，尤其刻画现实主义备受肯定。《我不是药神》是他的首部剧情长片，丝毫不见生涩，鲜活流畅又切中问题。

金马之后，文牧野可以有短暂的休息。但他已经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的剧本，同时有三个小组在写三个不同的剧本，都是现实主义题材，哪个先写成熟，就先拍哪个。他的摄影师也在做导演拍片，文牧野还要做监制。他所谓的休息，只是在精神上稍微放松，实际的日常工作，一样不少。

同这几年崛起的一些青年导演同行们一样，他们都经过穷苦煎熬的日子，大多数完成了代表作，迈进了电影圈。但文牧野似乎更顺利一些。2014年9月从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刚毕业，就接拍了一个商业片，独立拍了一个短片认识了宁浩。2015年6月，就开始写《我不是药神》的剧本。2018年9月，文牧野已经是一个电影作品豆瓣评分达到9分，票房成绩超30亿的导演。

从商业回报的维度上看，文牧野已经成为资方眼中的香饽饽，面对各种诱惑，文牧野却很清醒。一个新人犯错，别人会拿放大镜看，“你能做的不是把别人的放大镜抢走，你能做的是你别犯错，仅此而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的艺术创作者没有达到那个段位”

“接下来的几年中，市场上肯定会出现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规律，什么火，就一窝蜂地拥上去，直到把这种题材拍烂为止，恐怖片、青春片，莫不如此。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永远不嫌多，因为这对社会进步会有帮助。”文牧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我不是药神》之前，文牧野所拍的短片也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短片《石头》的主角是一个拆迁棚户区住户和他的小狗；《金兰桂芹》讲东北两个空巢老太太相伴去交有线电视费却遭遇重重困难的故事；《安魂曲》讲述一名小镇工人为了凑齐女儿的手术费，而不得不“售卖”亡妻遗体去促成一桩阴婚。他的作品主角经常是挣扎在温饱线下的小人物，或是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孤独者，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当代苦涩的众生相。

文牧野在拍摄中

他不否认观众指出《我不是药神》对美国电影、韩国电影的借鉴。《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扮演的程勇第一次靠卖药发家致富的段落，其背景音乐就被一些影迷听出改编自《与罪犯的战争》，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文牧野也放了那段原版配乐。文牧野甚至在开拍前为徐峥等主演提供过一些经典电影的角色作为参照，比如《辩护人》里的宋康昊、《哭泣的拳头》里的崔岷植等等。与其说《我不是药神》贴近韩国电影或好莱坞电影，不如说是贴近一种成熟的、国际通用的电影工业模式。

有人说，《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有点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从原型人物来说，彼此间确实有近似之处，但从电影文本层面看，《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更多是挖掘男主人公的内心，突出个人形象，而《药神》总体而言还是着力在戏剧上，主角不光是程勇，还有“治愈小队”，以及背后的整个现状和体制。

文牧野认为程勇所呈现出的人性“弧光”其实更像《辛德勒的名单》中所展现的那样。辛德勒一开始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德国商人，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拯救者。“其实好莱坞电影中有非常多这样的题材，从不关心到关心，慢慢实现转变。”文牧野说。在《我不是药神》的最后，文牧野为程勇安排了一个国产商业片少见的仪式感段落，病人们站满一条街，肃穆地摘下口罩，向舍己救人的英雄行注目礼。这样的高光时刻，在《辛德勒的名单》结尾有，在《死亡诗社》结尾有，在《窃听风暴》结尾有，在《聚焦》结尾也有。形式全然不同，但都是全片情感力量最强的一笔，能快准狠地抓住观众的心。

文牧野喜欢看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前段时间还看了《请回答1988》和《机智监狱生活》。一方面，看韩剧只是单纯为了快乐，另一方面，邻国的影视制作的工业化水准和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对于文牧野拍电影很有帮助。“我看《请回答1988》里的生活，和我自己有非常强的共同性，几乎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们就拍不出来？这和审查有一点点关系吗？没有。只是我们的艺术创作者没有达到那个段位，就这么简单。”文牧野说。

“一个偏执狂，一个强迫症患者”

早些年，文牧野被人问到有什么梦想，他自然而然地说道“拿奥斯卡。”现在看来，文牧野觉得自己那时候“特别幼稚，像个小孩子一样。”

21岁时，文牧野考了三年，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导师是田壮壮。田壮壮问他到底是喜欢电影，还是喜欢电影可能给他带来的其他名利。文牧野思考良久，回答说，他就是喜欢电影本身。

开始拍电影之后，在自我认识与关照现实之间，文牧野一直在做选择题。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把握自己的理性和感性时总会知道，让哪一个先出来。他对社会阶层的态度没有偏倚，不带着俯瞰众生的视角，也不刻意地渲染任何一种苦痛。

所以在《我不是药神》里，观众会看到，出现在他镜头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身处在任何一种处境下，都有着一种刚毅和对生命的热诚，因为，这就是文牧野相信的事情，比善恶之别更重要的区分，是真实和虚假。

他写剧本的时候去采访了很多病人，看到最多的就是对生的渴望。但其实更多的采访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帮助，信息多了，反而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后来去医院时就不再说话，只是观察，病房进不去，就去化疗舱门口的走廊，趴在窗户上看。一人一个房间，里面都是放射性的环境。“环境也不能说是死寂，大家就是都挺正常的，也没有哭，在里面看电视、吃饭，说白了，那个过程就是要跟病魔做斗争，很多人都走不出化疗舱。”文牧野对此印象深刻。

拍摄现场，文牧野不会刻意定规矩，但是会在开拍后一周就把一些见到的问题及时解决。灯光组的工作人员有时会扛不住长时间熬夜打盹儿，文牧野告诉对方，要跑到一个别人看不着的地方去睡。有一次发火，是因为副导演在现场跟演员开玩笑。文牧野直接冲进去，当着剧组400多人的面把凳子一脚踹碎，对讲机摔烂，骂了副导演一顿。

“当时有400多群众演员在旁边看着你，你们能够很快从玩笑里出来，变成一个职业的状态，但是有时候群演是做不到的。现场不可以一直没有节制地开玩笑和说闲话。”

文牧野在拍摄中

《我不是药神》中，拍摄次数最多的一场戏是演员周一围翻档案时的特写。在周一围眼中，文牧野是“一个偏执狂，一个强迫症患者”。他对节奏有严苛的要求：翻到哪张、什么时候翻、动作做到什么程度、抽烟是在什么角度、镜头捕捉的画面到底对不对，最后喊“卡”时，时间已经到了半夜一两点，这一条已经拍了36次。

《我不是药神》上映之际，李克强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反映的用药难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文牧野认为总理亲自推动解决用药难的问题，是拍这部电影最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的文牧野，有更大的野心：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同时，他希望拓宽这种类型的表达方式。

他始终认为艺术是要为大众服务的，“做导演，归根结底不是技术，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

“说不说和能不能做到是两码事，但始终要有人敢于说出想法，即使那是一个特别天真的想法。”文牧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