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怒火以暴力为出口只为被看见

《悲惨世界》被认为是2019年最好的法国电影。它不仅涉及《小丑》、《寄生虫》等热门影片中关于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分裂与敌对这一世界范围内的焦点问题，更包罗了当下西方社会关于民族融合、移民问题、暴力与正义、民主与强权、资本与剥削等等几乎所有敏感的政治议题，被认为是法国电影中很长时间里没有出现过的政治诉求如此强烈与明确的电影。作为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不仅有着冲击现实社会的勇气，电影风格上更是令人惊心地有着把握复杂社会形态的沉着。影片很好地平衡了纪实性与沉浸感，突发的暴力与持续的焦灼，复杂的场面调度和不加导向的个体关怀，为它赢得了一致的好评。让《悲惨世界》在去年击败了塔伦蒂诺、阿莫多瓦、洛奇和多兰等人的作品，获得了戛纳评审团大奖，今年又代表法国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同时还夺取了凯撒奖三项大奖11项提名成为最大赢家。

拉吉·利出生于巴黎，1980年来到因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而闻名的巴黎郊区蒙特弗梅尔(Montfermeil)，并且他还是第一个搬进臭名昭著的莱斯·博斯克茨街区（Les Bosquets）的法国马里人。正是在莱斯·博斯克茨，17岁的少年拉吉·利为制作电影的热情激发，并且从此视这个在全法都占有特殊地位的街区为自己的电影工作室。不管是20多年前的短片创作，还是今后几部长片的电影计划他都有意取材于此。在这个大多数媒体都不敢带着相机进入的地方，拉吉·利却将摄影机当做这个“不可见空间”的延伸，而《悲惨世界》就是拉吉·利的郊区电影流派（genre des films de banlieue）的第一部长片作品。

隔绝的暴力街区

法语的“郊区”（banlieue）与英语的“郊区”（suburb）语义相距甚远。suburb意味着草木覆盖的居住地，这其中有着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爱德华·索亚考察banlieue的词源，却认为banlieue源于“禁令”（bann）的古义，本义实为“禁闭之所”（bannedplace），只为告诫后来者关于城市文明的规范和城市文化的边界。而“巴黎郊区”早已成为法国的特殊词汇，意味着被隔离出去的罪恶、贫穷与非法暴力，是来自于法国的历史与现实的一块难以疗治的病灶。就像吕克·贝松的《暴力街区》里被大都市隔绝的法外之徒的罪恶空间一样，不入主流社会之眼。这里聚集着法兰西文化之外的大量移民、失业者、犹太人和伊斯兰宗教信仰者等等。上流社会对待它的态度，在2004版的《暴力街区》里直接表述为意图利用一场阴谋，将这一社会肿瘤进行物理切除般直接炸毁。

拉吉·利在每一场影片推广中，都会提到2005年那场著名的巴黎骚乱，说这一地区自2005年以来，种种问题并没有真正改变。影片更是借着雨果的小说，让影片里的新人警察史蒂芬道出：过了一个世纪，苦难仍在这片土地上。也就是说巴黎郊区问题不仅是当代的、后殖民社会的，更来自于19世纪法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奥斯曼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进行空间改造过程中，一个处于中心/边缘系统中的层级化的政治空间，亨利·列斐伏尔称其为资本剥削过程中的空间逻辑。

《悲惨世界》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向我们展示这个街区。一方面通过黑人男孩巴兹的无人机视角，高空俯视着这个极少绿地的居住空间：千篇一律、高度密集、年久失修的庞大公寓楼，以及随处可见垃圾倾倒地，到处游荡着三五成群的无业者和麻烦不断的郊区少年。还通过第一天巡视的警察史蒂芬，让观众以旁观之眼，近距离见识着这些满嘴脏话、无比愤怒的人群。史蒂芬加入了当地司法的一个反犯罪小组，在另两个老队员克里斯和瓦达不以为然的介绍里，这里不仅每个人都有着一段罪恶的过去，尽管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这里将是他们糟糕人生的最后落脚点，其它别无可去。

警察与小偷的社会

《悲惨世界》以吉普赛人马戏团丢失了一只幼狮为线索，清晰地表述了复杂的社会生态中，这一街区的权力结构是怎样运行的。反犯罪的三人小组开着一辆灰色的标致在这里穿针引线，24小时内找到幼狮不是他们真正的行动目的，也没有真的构成影片的叙事动机，平衡各个势力之间的关系，压制并打击这个郊区空间危机四伏的暴力冲动，才是朗西埃口中的警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即以暴治暴。

法国的治安体制中，反犯罪机动警察大队（BAC）不同于负责城市治安的一般警察，他们主要针对大城市中高犯罪率和有恐怖威胁的地区，机动性与目标性更强，配置也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在暴力冲突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虽然身处全法治安最差的地区，但克里斯和瓦达面对新加入的警员，内心充满了优越感和戏弄的冲动。他们把史蒂芬的温和与理性看做是外省乡巴佬的天真。但是，一天的巡视下来，史蒂芬与这二人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代表法国社会内部三个方向上的意识形态分裂：看上去占主导的有着种族主义倾向的激烈保守的右派（克里斯）、部分社会精英代表的有着清醒社会批判和理性自觉的左派（史蒂芬），以及占据社会主流的没有立场的犬儒主义者（瓦达）。

三方组成的临时国家权力代表，如何与这个法外之地的地方势力碰撞、斡旋与交易，才是影片大部分段落里真正的叙事推动所在。这在影片发展到中段时，变得异常明朗。小贼伊萨和幼狮是否能抓到，突然丧失了叙事动力，因为三人小组在过度执法中的暴力伤害被另一个少年巴兹的无人机拍摄到。无人机上的视频，将随时引爆这个火药桶般的地区，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以比肩2005年的骚乱。

先出现的是被称为“土著奥巴马”的“市长”，既是黑人帮派组织的头目，也受政府委托管理当地一群小混混。所以克里斯对“市长”在集贸市场上欺行霸市收保护费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警察与他为代表的势力是相互警惕的权力协作关系。警察并没有通过他们找到偷幼狮的少年伊萨，他们在暴力事件中不推波助澜已经是最好的了。 

然后是当地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萨拉赫，他经营着一家快餐店，主持着当地的清真寺，他是影片中出现的唯一有着正式工作和合法收入的人。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信徒。萨拉赫也被称为“话事人”，有点像松散的社会形态中的乡贤阶层，只是他们的社会威信局限性比较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交换的社会空间中有时候非常脆弱。街区里的乖乖少年巴兹等人是他们争取和保护的对象。警察与他们的关系最为疏离，因为无可利用。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宗教信仰，因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被扣上“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加以清理。

还有就是只谈生意的毒贩组织头目“铁公鸡”。这个从不冲动的人，与自以为是的克里斯看上去关系最好，他们是相互利用的交易关系，无论什么糟糕的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像朋友一样交底，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在道德底线和公众舆论之外进行。

如果说《悲惨世界》中权力叙事的食物链顶层是三人组代表的暴力执法者，这三方势力是它的中介层，那么位于底层的就是所谓的“郊区青少年”。

雨果的“悲惨世界”里，警察与小偷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分裂、分层，没有在更多的社会关系中重新进行权力分配。到了当下这个后都市主义社会里，警察分身成三类人、警察与小偷间有着更多的权力压迫者。但是没有改变的是“悲惨世界”的主角永远是少年。而真正能代表整个街区空间的也是压迫在最下面的移民二代、三代的少年们。

小偷冉阿让在新世纪里的巴黎郊区中，由“坏孩子” 伊萨与“乖孩子”巴兹组成。他们从不同方向反抗着这个对他们层层施暴的社会空间。三人小组的警察说他们经历了最糟糕的一天，但是这两个孩子在这一天中又何尝不是呢。

影片在最后段落里的暴力反转和释放，让很多人将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与之比较。作为社会问题剧的《为所应为》，其实是一部非写实的影片。歌舞片式的“社区电影”加“经典叙事方式”，让后者的现实批判力度大大削减。至少《为所应为》中游手好闲的黑人们都表现出一种经典叙事影片中的体面，因此他们没有真的被驱逐在主流社会以外的不可见的空间生产中。

巴黎郊区不稳定的地理空间，经济排斥、大众忽视、文化和政治对立的情况从来没有停止。这个资本生产社会空间首要的非正义特征就是“不被看见”。所以远有1968年的“五月风暴”，近有“黄马甲运动”，他们的诉求非常相像——就是怒火以暴力为出口只为被看见。这既是影片中话事人萨拉赫所坚信的，也是他忧虑的。不过导演拉吉·利却发现电影作为最具传播力度的现代媒介，也许将有助于驱散萨拉赫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