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带笑颜》：扶贫剧的现实写照、类型融合与明星策略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3月中旬，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播出工作的通知》，预计会有22扶贫剧陆续播出。《绿山青山带笑颜》作为最早一批开播的剧集，为接下来扶贫剧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现实观照：呼应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水青山带笑颜》的剧名便在呼应这一理论，并让剧情始终贯穿着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理念。

剧中，国家的政策和理念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从角色身上看到行动：在北京工作多年的许晗，在探望大学同学的时候，意外发现田园之美，遂毅然决然地到乡村打造精品民宿；高薪白领杜笑语意识到职业瓶颈和乡村的潜力，在家人的不理解下，坚持用自己所学开发家乡的琉璃文化；大学生村官郑菲背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带领村民不断摸索致富方法，紧跟互联网浪潮，即使遭遇来自多方的阻力，依然执着不悔。

哲学家卢卡契曾说过，现实主义不仅要揭示出客观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揭示这种必然性与人本身、人的自身发展和内在丰富性的关系。《绿水青山带笑颜》也在深入社会肌理，探讨多元问题。以杜笑语、许晗为代表的新青年认为，乡村的优质生态和传统工艺值得深入开发，回乡创业是时代趋势；而以杜父为代表的老一代人则觉得，留在大城市才是成功和体面的象征。因此，两代人之间因创业的问题僵持不下。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深刻展示了乡土价值观的嬗变。

与此同时，该剧中的农民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当代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机械地坚守土地和依赖土地，而是开始具有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面对互联网技术和生态旅游带来的契机，石坞村村民们大胆尝试，决心致富。

可以说，《绿水青山带笑颜》抓取了关键问题，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代乡村生活，既有奋斗的青年群像，又有代际间的观念差异，也有农民形象的嬗变，足见其与时代同频共振。

类型融合：乡村题材、爱情母题和喜剧风格

电视剧类型是人们在电视剧欣赏与审美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认同。相较于类型电影已经形成的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和图解式的视觉影像，电视剧在类型发展上，还有待成熟。《绿水青山带笑颜》中所展现的类型融合趋势和对观众审美心理的反映尤为值得关注。

该剧呼应了脱贫攻坚和振兴乡村的时代议题，有层次地呈现着乡村。许晗创办的民宿，与乡村的生态文明和牧歌气质密切相关；杜笑语坚持的琉璃制造业，让中国传统工艺得以借助现代化理念重生；郑菲通过直播宣传石坞村的山山水水，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当地特产，揭示了“互联网+乡村”的发展趋势。

爱情母题也承担起重要的叙事作用。剧中的杜笑语原本有许晗、秦升和沈欢歌三个爱慕者，其中，杜笑语和许晗相互帮助对方实现梦想，最终修成正果；秦升和沈欢歌则在二人感情进展中制造了或大或小的麻烦。爱情故事让宏大命题富于生活气息，但过于琐碎的细节也不免干扰叙事主线。

在喜剧氛围的营造上，许晗的插科打诨、沈欢歌的憨厚可爱、杜父的牙尖嘴利等都在让观众们看到：乡村生活不再是“苦哈哈”的，而是充满乐趣。该剧也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文艺气息，如廖老板的民宿就颇有“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哲思意味。

通过影视艺术来记录乡村，需要平衡其中的艺术性和记录性内容。《绿水青山带笑颜》的类型融合方式不乏亮点，但还存在上升空间。

明星策略：尊重市场的年轻化表达

近年来，诸多献礼片和献礼剧已经意识到商业化路径的可行性，《青山绿水带笑颜》又“多走一步”，在扶贫剧中启用众多明星，让内容的表达更为年轻化。

理查德·戴尔在其著作《明星》中指出，从意义流通和商品生产的视角来看，明星能够通过外在形象和塑造的角色刺激观众，并使观众产生视觉快感。进而，观众会从对明星的喜爱，转为对明星塑造角色的接受和认同。

剧中许晗的扮演者杨烁，通过《大江大河》中雷东宝的形象，初步建立了青年领袖的荧屏形象，这种正面形象的影响力也延续到《青山绿水带笑颜》中。许晗虽然外表“混不吝”，但笃定要振兴石坞村后，便一直尽心尽力,相较于杨烁昔日饰演的部分略显“油腻”的角色，许晗则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在父辈角色的塑造上，饰演杜笑语父亲的刘流，也在打破以往的模式。刘流因为出演过《乡村爱情》系列，对乡村喜剧型人物的体验较为深刻,在《青山绿水带笑颜中》，杜父不仅整体装扮十分接地气，而且未完成女儿布置任务时的窘迫、躺在村广场时的蛮横以及施计等到女儿时的圆滑等细节，均为角色增加了笑点和看点。

参与演出的还有潘之琳、马苏、于洋、巩汉林、范明、景岗山等中青年演员，依靠明星策略，将剧中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有效传达。

电视剧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历史与现实的镜像。《绿水青山带笑颜》的现实观照、类型融合与明星策略，让时代命题圆满落地，传递出激昂的奋斗热情。（光明网 作者 刘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