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背后的历史：水洛城筑城案引发的党争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中讲述了刘沪修筑水洛城一事，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是依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这件事被放大了之后，竟然就引发了北宋庆历年间文官集团之间的党争。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也就能够从这件较小的公案之中，看到北宋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

要想讲好水洛城筑城一案，必须先要讲一讲刘沪修建水洛城的历史背景。

北宋仁宗时期，西夏的李元昊崛起，屡屡开始南下入侵北宋边境，双方三年时间打了三场大仗，分别是三川口之战、好利川之战、定边寨之战。

三川口之战，北宋和李元昊打了平手，但是损失惨重；好利川之战，韩琦贪功冒进，遭伏击全军覆没；定边寨之战再度遭伏击，损兵折将过万人。

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评曰：“一战不如一战”。

虽然这三次战役都以北宋的惨败而告终，但也消耗西夏的军事力量，从此再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南下。

在定边寨之战中，刘沪作为小小的边将主动出击，击破了当时羌人聚居的水洛地区，羌人最后率全族献城而降。

刘沪为了巩固边境，向上级提出了修筑水洛城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的支持。

郑戬向朝廷进奏，得到了当时的参知政事范仲淹的批准，于是刘沪就开始了修筑水洛城。

但是刘沪修筑水洛城却遭到了时任陕西安抚使韩琦的强烈反对，他向朝廷陈奏利害。

说西夏兵能够深入我境，就是因为边境据点过于分散，所以不如不修。另外就算修好水洛城也是边境上的孤城，无法确保与内地强有力的联系，说不好不仅不能为我所用，反而为敌所用。

韩琦还说，修筑水洛城工程过于浩大，过于劳民伤财，另外水洛城修好也起不到连接秦风路（天水）和经原路（平凉）的战略决定性意义。

韩琦认为连接秦风路和经原路最好的选择仍然是仪州（华亭）的天然山间河谷，所以从各方面来说修筑水洛城意义不大。

韩琦的说法得到了众多朝臣的支持，因此朝廷下旨罢官郑戬、由知渭州的尹洙负责水洛城修筑一事。

尹洙给刘沪下令停止修城，但这个时候刘沪早已开工多日，不想半途而废，因此做出抗命的决定。

于是尹洙派狄青率军赶赴水洛城，将刘沪下了大狱。

刘沪被下了大狱之后，此事就被捅上了中央，双方开始激烈讨论，并且文官内部开始了站队。

支持刘沪的以范仲淹为首；反对刘沪的以韩琦为首。

范冲淹这边的是欧阳修、余靖、郑戬等人，而韩琦这边的是尹洙、文彦博、狄青等人。

到了这时，双方已经不在讨论水洛城应不应该修的问题，而从刘沪身上上升到了政治上的讨论。

范仲淹说刘沪是对外战争中的有功之人，不可枉死。

余靖说狄青和刘沪之间是上下级之争。刘沪抗命，不可不罚，但是水洛城已然动工建设，又有利于招降藩部，所以应当在严斥刘沪抗命的同时让他继续修筑水洛城。

欧阳修说尹洙和刘沪之争是文官和武将之争，我朝一直以来重文官而轻武将，但是值此多事之秋不可偏袒文官，而寒心于武将。

这次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力调和由此次事件所引发的文官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不和。

刘沪出狱之后，继续主持修筑水洛城的事宜，终于在庆历四年修好了这座边境小城。

然而他自己在经历了被捕入狱事件之后，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到了庆历七年就与世长辞了。

刘沪去世之后，当地百姓感念其筑城的功劳，哭诉着将其遗体留在了本地安葬，并且给其修建了祠堂。

水洛城的后世百姓也没有忘记刘沪，渐渐将其塑造了成了当地的神灵，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到了今天当地纪念刘沪的活动更是发展成了一种民俗。

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沪一个从七品的武官值得！

刘沪修筑水洛城一案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北宋重文抑武的严重性，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问题。

文官内部不团结，中央大员之间大搞党争，带来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也跟着开始站队。

不从国家利益出发，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副省长敢反对省长的决定，市长也敢和省长对着干。

到了想干实事的基层干部这里，一旦认真做起事来就会出现刘沪这样的结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另外军人地位过于低下，不仅不能靠军功得到上升的机会，反而处处要受文官的辖制，这样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强吗？

军事上的式微造成了对外战争上的处处失利，然后反过来再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但是如此的行政能力，就算有一万个范仲淹、王安石也不可成功，从上而下全是反对全是拆台。

刘沪修好水洛城之后，这里人口渐渐繁盛，吴玠、吴璘正是成长于此，后来北宋灭亡，吴氏兄弟带领着家乡弟子兵严守四川，阻止了金人沿长江上游东进的打算，保南宋朝廷于危难之际。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