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幂《斛珠夫人》开拍 细数作家与影视的不解之缘

由杨幂、陈伟霆主演，萧如瑟同名小说改编的《斛珠夫人》，正式开拍了。原作者萧如瑟第一时间也转发了官微进行宣传。

“琉求西，蓬莱南，有鲛海，方圆不过百里。海中有鲛人，水居如鱼，其眼泣，则能出珠。”这样充满绮丽想象的文字，曾经不止一次为我们的年少梦境染上神秘色彩。

而那个“以冷蓝为纬，纤指穿梭，犹如采撷无数梦幻空花”的鲛人形象，也成为继安徒生童话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之一。

仿若“笔底有烟霞”的萧如瑟，写起小说来妙笔生花，钩织的九州大徵朝风云变幻更是让人无限向往。如今，原著被改编成电视剧，又是古装扮相仙气十足的“大幂幂”主演，相信一定圆了不少书粉的梦吧。

除却《斛珠夫人》外，近日，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董局中局2》也惊喜开播。而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金宇澄的《繁花》、虹影的《上海之死》、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等也逐一被名导相中，纷纷进行改编。

文学作家与影视正在相互成就，焕发出无比夺目的光芒。

1.从莫言、苏童到猫腻、匪我思存

从《红高粱》《霸王别姬》到《鬼吹灯》《庆余年》

“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亮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些饱含深情、以通感和广阔想象力撑起高密“乌托邦”的文字，来自莫言。1987年，莫言所著的《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一举夺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说是国人之光毫不夸张。张艺谋与他青睐的那些文学作家们，共同引领和掀起了20世纪80、90年代华语电影的创作浪潮。

拿到戛纳路易斯·布努力埃尔特别奖的《菊豆》，改编自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源自于苏童《妻妾成群》；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秋菊打官司》，源于陈源斌同名小说《万家诉讼》；而《金陵十三钗》《归来》等电影佳作，也均由作家严歌苓小说改编而来。

正如张艺谋所说，中国电影与文学密不可分，两者存在“直接的共生共荣关系”。

从“寻根文学”代表莫言、苏童，到描写中有现代主义色彩、擅长心理分析的刘恒，再到以书写和反思人性见长的严歌苓，张艺谋凭借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欣赏和发扬，广泛吸收文学精华，贡献出一部部留名影史的传世佳作。

尽管20世纪初，《林家铺子》《雷雨》《边城》等文学名著都为同名电影诞生贡献过力量，但张艺谋对于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倚重，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原著的知名度。

不少被业内广泛熟知却稍显边缘化的作家，都在作品被改编后大众性广泛提升，作品更是一度成为高踞榜首的畅销书。可以说，影视作品在被文学滋养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学的传播和发扬。

“第五代”导演中，除却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也对一些文学作家“情有独钟”，同知名作家苏童、刘恒、李碧华等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诞生的《霸王别姬》《黄土地》《红粉》等作品更是名噪一时，好评如潮。

同时代严肃文学作家笔下那些鲜活的文字、丰富的想象力，和丰富的传统性和民族性，都让他们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也为影视作品在题材创意、审美风格、故事情节方面提供了完美借鉴。

正如1985年著名作家韩少功在其纲领性论文《文学的“根”》中指出的，“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也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莫言、阿城、苏童、贾平凹、刘恒等作家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备受青睐，以及改编作品的备受认可，既证明了文学作品的巨大价值，也证明了文学与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融共生的绝佳契合。

进入新时代后，事情发生了转变。2011年，由网络小说《甄嬛传》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火遍了大江南北。

尽管小说作者流潋紫后来被匪我思存实锤抄袭，但在导演郑晓龙和主演孙俪等一众实力派的加盟和演绎下，剧版《甄嬛传》还是产生了不错的传播效应，甚至一度诞生了“甄嬛传”现象及相关的“甄学十级学者”。

2013年，赵薇将辛夷坞网络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搬至大银幕，改编为青春电影，一举夺得了当年金鸡奖、百花奖、金像奖等多项荣誉。同年，郭敬明也将自己的同名小说《小时代》改编为电影，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网络文学，在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同时，也拓宽了影视作品的改编版图。

以“北洋鼠”为最初笔名，后以“猫腻”行走江湖、长久居于各大排行榜榜首的网络作家猫腻，贡献了《庆余年》《择天记》《将夜》等佳作。而被粉丝们亲切称为“匪大”的匪我思存，也陆续贡献了《寂寞空庭春欲晚》《来不及说我爱你》《千山暮雪》《东宫》等作品，为影视作品改编贡献了巨大力量。

以猫腻、匪我思存、天下霸唱、顾漫、天蚕土豆、南派三叔等为代表的网络小说作家，以贴合时代脉络的多样化题材、生动细腻的笔触、“网感十足”的写作风格，俘获了一众书粉。由其作品改编而成的“鬼吹灯”系列、“盗墓”系列以及《庆余年》《千山暮雪》《何以笙箫默》等作品，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话题之作。

尽管，当前以双雪涛、郑执、班宇为代表的“东北三杰”掀起了严肃文学振兴的浪潮，王家卫、许鞍华、路阳等导演也将目光投至张爱玲、金宇澄、双雪涛等作家的作品上，但文学改编趋势已发生了较大转变，网文作家毋庸置疑成为了最受青睐的群体，严肃文学和文学名著俨然已不再是改编的主体。

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选取热度高、流量大的网络文学作为改编对象。与此同时，在原作基础上任意删改、甚至无逻辑“魔改”的现象，也屡次发生，层出不穷。

作家的身份变迁和更新换代，证明了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和文化逻辑已发生了相应变化。

2.作家身份和受关注度的变迁

反映了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内在联结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呢？首先，这无疑与电影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及大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变更有密切联系。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曾经提出过“娱乐至死”和“电视引发智力灾难”的概念，即伴随着电视媒体的崛起和印刷媒介的式微，技术革新的新媒体及过度娱乐化或将让公众话语的严肃性和价值产生严重退化。

与此同时，读图时代的到来，会对原定的文化生态产生强烈冲击。人们娱乐生活大大丰富时，文学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大众喜闻乐见的视听语言成为更受欢迎的媒介方式。

因此，在日趋浮躁的行业环境中，对流量的追逐必然致使对严肃文学与文学名著一定程度的忽略。选择本身读者基础好、流量大的网络文学作品，不仅能将原有读者收归观众群体，还能利用“粉丝经济”，将单一的影视作品发展成为完整的商业链条。

其次，文学语言与视听语言的不同，也是目前网文作家比严肃文学作家更受青睐的原因之一。正如著名学者李欧梵曾提及的，电影与文学不属于同一种艺术，“无主客之分”，影像本身在叙事方面无法与文学相提并论。但尽管如此，电影依然可以把小说的精神和结构和部分叙事功能，用“一种对等的方法创造出来”。

简而言之，电影与文学本身属于不同介质，想要吸收原著精髓、将其改编为流芳百世的经典影视作品也并非不可能，但文学作品本身较强的文学性和实验性，较难通过影视彻底展现出来，因此“最卖座和受欢迎的影片，往往不是改编自第一流的文学作品，而在第二流文学作品。”

因此，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莎翁和托翁作品，鲜有十分令人满意的影视改编之作。而正如“没人敢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近年来也几乎无人敢碰《红楼梦》等巨著及其他严肃文学作品。想要改编好这类作品，真是难上加难。

何况，不够乐观的编剧队伍，以及知名导演的断层，都让文学改编的难度变得更大。与其花更多精力在熟读原著、与原作者充分交流后，在充分把握原著精髓基础上再进行改编，不如将目光投向网文作家，找个粉丝喜闻乐见的作品，两个月速成一部剧本，相信拥有这样心态的从业人员不在少数。

尽管影视改编不应拘泥于原著，创作者也应当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和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变化而拓宽改编题材、吸收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但对原著精髓更好地呈现是提升改编作品质量的必然之路，也应是每个影视从业者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更重视严肃文学作家、作品及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以质量而非流量作为选择原著改编的标准，是创作者必须面临的“课题”、也是创作出更多样的高质影视作品、保证影视行业长线良性发展的“秘诀”所在。

期待未来更多《繁花》和《刺杀小说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