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娜拉：《谁说我结不了婚》聚焦于社会热议的“大龄剩女”

近年来，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大量涌现，各种“大女主剧”一度成为市场热门。这些电视剧尝试关注女性生活和工作的不同层面。近期开播的《谁说我结不了婚》聚焦于社会热议的“大龄剩女”，通过塑造程璐、田蕾和丁诗雅三位即将35岁的未婚女性，来探讨当代婚恋观。1923年，鲁迅先生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之问。该剧尝试从突破“看与被看”模式、改变叙事策略和全面呈现女性自我意识等三个层面，鼓励当代“出走的娜拉”能走得更远更稳。

1突破“看与被看”：达成平等互动

学者约翰·菲斯克认为女性“被看”的现状是：“在父权制中，女性被建构为男性窥淫癖看的对象，这将他置于一种对于她的权力的地位，并赋予了他对她的拥有权，或至少是对她的形象的拥有权。”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屈从地位的概念，包括社会和家庭等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适龄结婚的传统观念，便是其中一种。

《谁说我结不了婚》意欲突破“看与被看”的模式，最为巧妙的一笔便是通过缺席的父亲形象，来隐喻父权制在当代的破碎。程璐的父亲早年因突发疾病去世，田蕾则是在父母离婚后鲜少和父亲来往。虽然两位主要女性角色的父亲一直是缺位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女性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因为“看与被看”模式的束缚，女性往往被置于象征意义的边缘，没有被赋予独立存在的意义和能力。但在剧中，女性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象征秩序。程璐是知名编剧、田蕾是律所少有的女性合伙人、丁诗雅则在默默耕耘美容业。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

剧中，女性和男性间形成了平等互动。主要男性角色魏书、徐海峰和周宇晨，并没有被塑造成无条件仰慕和帮助女性的形象，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且有逻辑地与女性角色建立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魏书因为心理学实验认识程璐、徐海峰与田蕾在律所相爱相杀、周宇晨在事业合作上被丁诗雅打动。

改变叙事策略：从“知识”维度体现话语权

在古代，女性极少能和男性一样享有获取知识的权利。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识字多诲淫”等，都在无形地打压女性获取知识的权利。女性的这种“去知识化”常见于古装剧中，如《甄嬛传》中沈眉庄的母亲就特意交代女儿，不要在皇上面前过多透露自己阅读过的书籍。而在现代剧中，这种“去知识化”的设定已然不合理，《谁说我结不了婚》选择了更深入一步。

首先，剧中女性能更自如地选择获取知识的方式。程璐、田蕾和丁诗雅并没有被塑造成学霸，但她们愿意在各自的编剧、律师和美容业务中深耕，并获得成功。而且，当她们想深入了解不同知识时，可以随时践行，不再被传统理念束缚。其次，在知识权利配置上，女性不再参照“贤淑”的标准进行。程璐并不是稳定工作群体的代表，而被设定成一名自由职业编剧；在面对相亲男的质疑时，她也有着辩驳的勇气和实力。最后，该剧在男性体制内建立了女性与权力的关系。田蕾凭借自己的打拼，成为男性居多的律所中唯一的女性合伙人，程璐也是编剧领域的翘楚。

福柯认为，知识与话语是一种策略因素。《谁说我结不了婚》从“知识”角度切入，让女性的权利得到更为直观、具体的呈现，打破了女性被边缘化的刻板图式。

自我意识的多维呈现

女权主义在20世纪进入中国，但因缺乏一个理性且充分的启蒙过程和成长时期，因此多聚焦在与男性的抗争上，而较少关注自我。这种倾向，也影响到电视剧创作。纵观曾热度高涨的“大女主剧”，多是讲述女性在父权和夫权中的斡旋，她们的成长仅仅囿于争取生存利益。

走出关于“父”的讨论，回到对女性精神层面的探讨，是女性题材剧突围的关键。《谁说我结不了婚》在一开始便以提问的形式抛出思考——到底是谁、是什么在要求女性结婚。这一切口看似波澜不惊，但关系着女性主体意识、时代文化、传统思想和社会现实等多个维度。

“不是结不了婚，是选择了不结婚”是程璐和田蕾对自身不婚情况的总结，即使常有来自外界的催促和不解，她们内心仍坚持婚姻的标准，并没有妥协。在爱情中，她们亦是主动的，会勇敢地表达和行动，不会用传统观念中的含蓄、矜持束缚自己。另外，该剧也尝试表现当代女性的身体意识。当魏书建议程璐穿得更为女性化时，她认为“裙子”并不是唯一能体现女性美的着装，舒适度大于他人的评价；田蕾控制饮食的重要原因是考虑身体健康，而不是一味地以瘦为美。最后，剧中女性的成长规划也十分明晰。她们并不是甜宠剧中的“恋爱脑”，而是分别有着继续拿下编剧大奖、成为权益合伙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奋斗目标。

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西蒙·波伏娃认为：“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自由。我相信，她能够在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进行选择。她不是相互冲突的动力的牺牲品，她会根据道德法则找到各种排列组合的途径。”当市场用“甜宠”“宫斗”和“大女主剧”去迎合女性时，《谁说我结不了婚》尝试启迪女性去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虽然该剧还有诸多有待提升之处，但已然在鼓励女性走得更远更稳，在为女性题材电视剧探索新的表达路径。（作者：刘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