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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从新理解电影的作用

贾樟柯说:“我特别喜欢‘电影工作者’这个词,是因为带有某种劳作的感觉。一个一个字写剧本,一张一张脸选演员,一个景一个景选场景,坐在那思考、拍摄;到后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起来。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人,也是提醒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不要因为荣誉,失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失去对劳动的热爱。”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首日,“电影学堂”迎来中国电影名家:导演、制片人、作家贾樟柯。贾樟柯此次专程从家乡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来到上海,与业内人士及影迷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和创作,以及电影创作的收获。     

论坛开始时,贾樟柯开玩笑说,自己在老家的村里面住了三个多月,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变成一个农业人了,作息时间都变成农业社会的了。但是除了作息比较散漫之外,他的生活,其实也还是跟电影有关。比如说,他答应理想国,要做一个普及性电影的有声读物,疫情期间写了12讲,一共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还写了两个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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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电影创作者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时,贾樟柯动情地说:“经常有人说,贾导你的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其实这个话是错的。我特别看重观众,但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对我来说,我觉得希望拍一部电影,都是让观众过一段生活,过一段沉浸式的生活,体验一种人生。”     “

当你带着这样的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质感。因为过一段日子不是抽象的,要面临柴米油盐,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穿什么衣,说什么话,吃什么饭,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观众愿意还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旅程,差距就很大了。”  

“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通过社交网络,贾樟柯在疫情期间爆爆米花、锄草、种田的田园生活,被不少影迷津津乐道。谈及这段田园生活,贾樟柯说,这既是写作工作的调剂,也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韧劲,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有个老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农村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保护我们的农村,当国际动荡、社会危机的时候,它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农村生活对贾樟柯本人的电影创作,也有着积极意义。贾樟柯说:“疫情期间回乡生活,给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做电影,就是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对于你所处的生活的反应。这些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疫情期间,贾樟柯还应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之邀,创作了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短片《访客》。在谈及短片的创作过程时,贾樟柯说:“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不由得让我反思了过去,为什么2003年SARS没有留下太多的电影影像,为什么没有电影即时同步反映席卷人类的巨大灾难。”

“希腊有一个电影节就邀请全球的七八个导演每人拍3分钟短片,这个提议让我非常喜欢,一个是我觉得它很快很即时,它对于器材是没有要求的,这个速度和具体时限能带来准确性;还有一个是你必须在家庭空间,大家都在隔离,是讲隔离时候的生活,我很喜欢这个创意。”     

因为出入不便,贾樟柯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摄影师以及两个演员一起,总共四个人,用一台iPhone手机拍了一天,完成了3分多钟的《访客》。《访客》反思了疫情带来的人们社交方法的改变,“这种改变带来了我们对于失去的、曾经常态下生活的怀念,在疫情隔离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一种重新理解和认识,包括对电影的理解。”     

“比如说,去上海影城看电影,最大的厅是1200座,人挤人看电影我们觉得很正常。但是当疫情爆发的时候,你会重新理解这个动作,电影把一千多个人聚集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共同完成那样一个看电影的仪式,彼此又坐得那么近。”     

而这也促使贾樟柯后来给荷兰一本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文章,结尾处是说希望人类能够战胜疫情,“电影工作者拍出新的电影,我们重新回到电影院,重新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之一。” 相信“电影工作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     

整个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贾樟柯的回答是有利有弊。对于有利的一面,贾樟柯认为可能是重新思考,对于过去的生活形态、生活方法有重新理解。过去我们认为很自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都需要重新理解,同时也对人的脆弱性有了新的理解,它会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     

“我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能够拍出更加适合在电影院大银幕看的电影。因为我们经过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媒介,重新理解了怎么展示这个媒介,电影院的美感在哪,美学在哪。”贾樟柯说。     

贾樟柯也从电影史出发,谈到了电影身为一种媒介,几十年来功能性的转变,“在三四十年代,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突发影响人类的事件,一定有摄影机在场。比如说伊文思这样的导演,当时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战,还有重大、突发的人类大浩劫、灾难时,摄影机一直在同步拍摄在创作,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   

“电影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很灵活,后来越来越工业化,制片厂生产体系有一套很严谨的投资、评估、预算、拨付,制作流程是比较长的周期。所以对这种突发的、席卷人类的重要事件的反应,就变成了新闻的工作,因为新闻也越来越发达。过去没有卫星电视,电影也是承担新闻的作用。但是当电视网络发达之后,电影这方面的表现速度就更弱了。”     

“但是当新冠疫情到来之后,我们电影是不是还要回到过去的传统,在事件的进程中,我们作为经历者,把我们的感受通过艺术形式把它呈现出来。电视网络是新闻的方法,电影是艺术的方法。”  不只有电影工作者被新冠疫情影响,疫情对观众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贾樟柯说,观众对电影会有新的要求,内心有强烈的愿望要看到新东西,希望获得心灵的回应,需要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方法、新的叙事。“半年没有电影的日子,我觉得对我来说,重新理解电影这个媒介特别是聚合的作用,电影院的仪式感跟互联网的区别,都有很好的作用。”   望年轻创作者“不要忘记劳作”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场”电影学堂“,贾樟柯自然少不了对年轻创作者进行创作指导。     

贾樟柯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共勉,就是“让爱征服一切”。被社会理解认识、被行业理解认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对任何一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在没有经验、没有资源的条件下,要开始自己的创业、创作,都是困难的,都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贾樟柯说:“我特别喜欢‘电影工作者’这个词,是因为带有某种劳作的感觉。一个一个字写剧本,一张一张脸选演员,一个景一个景选场景,坐在那思考、拍摄;到后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起来。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人,也是提醒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不要因为荣誉,失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失去对劳动的热爱。”     

贾樟柯对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给予了高度肯定:“这是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虽然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法,但是能够在今天开幕,首先说明了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没有良好的疫情防控和防控机制,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     

“再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人的一种韧劲,一种行业精神,一个影展得以举办,离不开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有条件更加团结,有能力做得更好。”   论坛最后,贾樟柯与在座媒体和观众们分享了自己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一些新细节,本片在今年年初时,曾在柏林电影节上进行了展映。“《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个电影,我觉得有两种味道,但都是咸的。前半部分是汗水的味道,就是中国人怎么辛苦、怎么活过来的,这七十年怎么一代一代的人,生生不息走到今天。”     

“第二个部分后半段也是咸的,是海水的味道——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内在的力量,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更加开阔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蔚蓝色的。《海水变蓝》这个纪录片是由十几个篇章构造的,从一代一代的人,讲我们克服解决了哪些问题。电影第一个章节就是吃饭,过去我们吃不上饭,饥饿的记忆是什么,怎么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第二个段落是恋爱,过去没有自由恋爱,怎么样开始自由恋爱。这十几个篇章都是中国人曾经解决过的、要面对的问题。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远远还在路上,还要往前走,所以我称它是海洋版的《愚公移山》。”     

影片原定于今年4月发行,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贾樟柯透露说,现在可能最近几个月就会发行,没有任何修改,“我秉承一个什么年龄拍什么电影的原则,我28岁拍的《小武》,我现在50岁看,一定有觉得稚嫩的部分,但是一定不能改。因为那部电影产生于28岁,它是那个年纪的认识,那个年纪的理解,带着那个年纪的体力拍出来的电影,要尊重那个时候的自己。”  

“哪怕有幼稚的地方,那是那个时候的作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自己从来不修改我的电影,可能若干年后一看,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会更好。我们讲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所谓遗憾是成长的遗憾,你30岁的认识跟40岁的肯定不一样,50岁的电影的体力跟30岁肯定也不一样。”     “我觉得电影最终回到作者论,就是带着这个作者所有的优点、缺点、体力、那个时候的情感状态。那个时候正在热恋,可能拍出来就是热恋状态的电影,那个时候正在失恋,拍出来的就是失恋的电影。所有的生命信息拍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不要再改变它,要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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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