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的雪—伟大的抗美援朝》开播在即，总导演霍明手记

二十年前，无知无畏、没心没肺的做一部片子，享受简单粗暴的快乐，这样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回了。现在每次打开一个新的剧本，都会是一片困顿，以往的经验在新的命题前都显得不那么靠谱和有效，往前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填补空白的渴望和再次经历从无到有的轮回，成为调动全身力量、让自己高速运转的动力。

一直很羡慕可以系统并且有条理梳理自己创作思路的同行，在《热的雪》开播之前写下这篇导演手记，回想大半年来的创作经历，能够清晰记得细节的只是一些片段。就写一写这几个能够从大量琐碎、繁杂的细节工作中留下痕迹的记忆片段吧。

2020年5月，从撰稿陈瑶那里拿到了第一集剧本，清晰记得当时看完后的感受，这次的拍摄难度将会是自己工作以来最大的一次。抗美援朝是纪录片里的重大题材，前面有很多高山仰止的作品，只是想一想，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制片人梁仁红对《热的雪》提出的要求和定位是完成一部关于抗美援朝经典战役的剧情纪录片。以往的纪录片拍摄中，情景再现会是常用到的手法，但是《热的雪》作为一部剧情纪录片，需要在视觉呈现上往前更进一步，除了保留传统再现写意的风格外，还要营造逼真的战场效果、刻画有特点的人物形象，这些是《热的雪》“剧情”属性的展现，那么在“剧情”中如何增加“纪录片”真实的特点呢？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制片人、撰稿和我对于剧本的细节有各自的想法和处理，但是始终高度统一的一个点就是在片子中加入根据回忆录和采访整理出的“人物独白”，根据“人物独白”再设计相应的拍摄场景和人物行为。

虽然《热的雪》没有亲历者的采访，也没有专家学者的出镜解读，但是“人物独白”这个元素，把整部片子的剧情属性和纪录片属性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整部片子的一个特色，也让纪录片中的再现人物有了“真实”的质感。

2020年8月10日，夏季拍摄开机的日子，在沈阳的影视城，有人问我们在拍什么，我们说是纪录片，一直记得对方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

整个摄制组不包含群众演员有150多人，部门和工种是制片人按照一个专业影视剧组的构成配置的。和以往小队伍拍摄纪录片不同，庞大的摄制组就像一台轰鸣前行的机器，一旦开动，就不能停下来，巨大的制片压力让每一天都极其宝贵。《热的雪》战争场景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拍摄难度和周期都充满不确定性。

进入拍摄状态，一百多个人每天在工作中，会产生非常多的细节问题，琐碎却能直接影响拍摄效果。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是否创造出了“真实感”的工作细节。

在开机前的筹备阶段，美术团队和服化团队已经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尽力保证演员服装和戏用道具的真实对位，但是到了实际拍摄时，呈现在镜头里的服化道，要有另一种质感。

记得我在现场对化妆组的小姑娘们吼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够脏！再脏！”，要营造一个激战多日的战场氛围，从服装到化妆的“做脏”效果至关重要，也能帮演员尽可能地融入自己的角色。

美术团队给我最大的惊喜，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真实的战场。在天漠拍摄地挖出的巨大战壕体系，让在那边拍摄的其他剧组都会驻足惊叹，同时再一次露出听到“纪录片”时的惊诧表情。

2020年11月3日，冬季拍摄开机前，我在现场看到执行制片人李方媛脸上因为上火起的包，戴着口罩也能看出来，上火是因为周期和预算，周期和预算的背后是我们最大的难点，《热的雪》——我们需要“雪”。

夏季拍摄时，另一位执行制片人吴雨晴要面对的是“雨”， 冬夏两季的拍摄，老天给我们出的最大难题是“雨”和“雪”。

夏季拍摄外景地在丹东市，正逢雨季和台风，刚刚挖掘好的战壕会被雨水冲塌、填平；志愿军矿洞指挥所的场景需要不断往外排水，否则进不去人；置景部门放置的麻袋，平时两个人就能迅速布置完毕，现在因为灌了水，四个人搬还费劲；一切都奔着超周期、超预算的边缘滑去，幸好执行制片人叫吴雨晴，于是拍摄时天晴了。虽然断断续续的台风预警让拍摄时断时续，但还是有惊无险地顺利杀青。

冬季拍摄在天漠，要营造出朝鲜北部冬季的雪景。原计划是去东北实景拍摄，可是由于2020年在东北拍摄相同题材的大电视剧很多，几个合适的拍摄地，资源和保障都已告罄，我们再过去，不但面临和大电视剧组抢资源的问题，而且进度会严重滞后，对于本质还是纪录片拍摄的预算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权衡再三，制片人梁仁红还是决定在河北天漠拍摄冬季场景，因为有交片周期的限制，我们没办法等一场未知的雪，造雪成为唯一的办法。

造雪就要考虑真实与否和体量了，制片组顶着巨大的成本压力，为拍摄提供了最好的物理特效团队，是的，片子中漫天飞舞、经得起特写拍摄的大雪，都是人工造雪。要向制片团队表示感谢，在影视拍摄中，不是每个制片团队都能站在导演的角度解决拍摄效果和成本之间的矛盾。

记得在现场的工作状态就是每天要做很多决定和取舍，每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完成一场戏的拍摄，都会如同考试过关一样，满心欢喜，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视觉呈现只是这部纪录片的一部分工作，完成如此重大和严肃的主题，需要许多专家学者和前辈的把关、指点。军科院的郭志刚老师和重大办党史军史专家们不辞辛劳地为文稿上每一组数字、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地点、每一处情节核实斟酌，为这部纪录片保驾护航。

不管是在文字案头阶段、还是在实际拍摄中，一些细节总是让我感受到志愿军的智慧，“三三制”、“支部建在连上”，这些收进剧本并融合进故事里的情节，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段落。

拍摄期间，面对演员，你要告诉他如何调动自己情绪，浸入自己的角色。每当炸点响起，一些演员会本能的躲闪，停止表演，出戏，甚至产生畏惧。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除了给演员更多的时间适应，也愈发为志愿军战士的勇气动容。

坐在后期剪辑台前、看着监视器里画面的时候，我还常常在想，生活在和平年代，并且享受着和平生活的我，对于历史资料上记载的那些文字，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因为那些文字里有太多我无法想象的无畏、无法想象的信念、无法想象的忠诚。

2020年11月15日晚上，拍完那天的最后一场戏，回到驻地匆匆洗把脸，就和大家来到杀青宴上，坐在那里愣神的功夫，背后音乐响起，我回过头，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花絮导演沙士淳剪出来的杀青特辑。看着屏幕上的画面，我才发现原来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回到房间，把刀郎版的《我的祖国》（个人偏爱这版改编）放了一晚上。喜欢这个题材带来的自豪感。最后要说一句，能够成为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是我的荣幸。

霍明，70后，参加工作20余年，作为导演和总导演在纪录频道播出的代表作有《长城—中国的故事》、《旅顺记忆1904-1905》、《楹联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