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吉祥如意》导演大鹏专访：起于天意，成于人心

2019年，短片《吉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映。48分钟的放映结束后，导演大鹏上台，一位观众举手提问：

“我想知道您作为一位商业片的导演，为什么要拍一部这样的影片？”

这一幕被剪进了《吉祥》的纪录片《如意》里。1月29日，这部由《吉祥》和《如意》两部分组成的电影《吉祥如意》上映，人们看到了大鹏的另一面。

这部电影看起来太不“大鹏”了。人们难以想象，一个以拍《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喜剧电影见长的导演，居然能将镜头对准自己及东北的家人，进行这样一场私密的影像实验。

大鹏并不喜欢外界把他看作“商业片导演”。对于这部投入了太多个人情感的作品，他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压力，“我从一开始就没担心过票房，因为它的成本并不高。”电影上映当天，大鹏在他的工作室告诉娱乐资本论。

据大鹏透露，电影宣发费用相对较高，但也在可控范围内。大鹏不愿把《吉祥如意》看作一道数学题，毕竟这部电影在他心中的分量是无法用金钱等价衡量的。

同样的，《吉祥如意》也无法从技术层面进行过多阐释。“它是一个情感层面的事情，超越了技术，不具备可复制性。”大鹏说。如果没有姥姥的意外离世，他可以很开阔地和我们聊创作手法，但现在不行。某种程度上，它是一场属于大鹏一个人的孤独战争。

《姥姥》离去，一场天注定的意外

《吉祥如意》天生具有哲学性。

本想拍姥姥过年，没想到姥姥突然住院；临时改拍生活不能自理的三舅，没想到十年没回来的三舅女儿丽丽回来了；三舅还没拍完，又传来了姥姥病重去世的消息。与其说大鹏是《吉祥如意》的导演，倒不如说命运才是掌控一切的幕后导演。

一切充满了巧合意外。真的有所谓的宿命吗？有时连大鹏都难免感叹，有时做某些事情未必是主动的选择，但最终只会指引到唯一的终点。

大鹏谈《吉祥如意》

最初的最初，大鹏只是想和姥姥好好过个年。从小被姥姥带大的大鹏与姥姥感情甚笃。2016年底，在拍摄《吉祥如意》的前一个月，他还特意回老家看了下拍摄环境。那时姥姥还很健康，他也特意没告诉姥姥一个月后会再回来，进行漫长的拍摄，“基本上会见到她烦为止。”

没想到惊喜没准备成，竟成了永远的遗憾。在拍摄的前一天，姥姥突然摔了一跤，住进医院，大鹏的拍摄计划也被打乱。

在他的计划里，女演员刘陆将扮演姥姥的外孙女，这是整个纪录片中唯一的专业演员，是大鹏掌控整个剧组的抓手。一方面，丰富的舞台剧表演经验让她足以应对现场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观众对她并不熟悉，一个脸生的人更容易让观众沉浸。

“我想拍两代女性在一起过春节的故事。一个从没走出过山村的老人，一个在北京奋斗生活的女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大鹏说。姥姥的住院让他不得不迅速做决定，是停拍还是换拍摄对象？

全剧组39个人，都在等大鹏的决定。经过一天的挣扎，他决定把镜头对准和姥姥相依为命的三舅王吉祥。因病智力低下的三舅生活不能自理，从前大鹏回家时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讨论：如果姥姥没了，三舅怎么办？大鹏有预感，家人们迟早会对他的未来进行一番讨论。

电影中的三舅和女儿丽丽

在剧组调整状态准备拍三舅时，第二个意外出现了：十年没回家的三舅女儿丽丽回来了。而此时大鹏已经让刘陆扮演了三舅的女儿丽丽。真假丽丽同台，生活比戏剧更荒诞。

与此同时，医院里传来坏消息：姥姥因病去世。接连的意外让全剧组措手不及。作为姥姥的外孙，大鹏难抑悲伤，但作为电影的导演，大鹏必须保持理性：《吉祥如意》的拍摄尚未结束，一场关乎三舅未来的争论已避无可避，两个丽丽的相遇也让事情愈发复杂。

孝与不孝？真实与虚构的互文

从理想跌入现实需要多久？只需一顿年夜饭的工夫。

短片《吉祥》的重头戏，是姥姥去世后，家里四个兄弟姐妹和丽丽吃年夜饭的段落。起初，大家还和和气气；饭至中局，三舅成了烫手山芋无人敢接；一个小时后，场面剑拔弩张，三舅仿佛成了陌生人。

作为专业演员，刘陆有着更敏锐的感受力，席间的她代入感太强，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她跪下郑重地磕了几个头，然后迅速逃离。

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里通过监视器知晓一切的真丽丽，正低头玩手机。电影制作完成后，大鹏邀请她来看电影，看到年夜饭这场戏，丽丽再次低下头，划动手机屏幕。

“为什么丽丽十年都不回来？”“她怎么这么冷漠？”几乎每场放映，都有观众发出类似的疑问。每每此时，大鹏都要为这个堂姐辩护。在大鹏工作室，他再次向我们解释了丽丽这么做的原因，“她这不是冷漠，而是无法面对，也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的眼睛。”

在大鹏眼中，一直在北京漂泊的丽丽工作并不稳定，因为年少时父亲即患病，一直缺乏关爱。在内心深处，她对父亲有愧。此前在一次她和大鹏、刘陆的对话中，大鹏问过她，如果大家因为你爸的抚养问题吵起来怎么办？她说，那我就给他们跪下来。

等冲突真正爆发时，说要下跪的真丽丽不敢面对，饰演丽丽的刘陆却想起了这句话，并流下了感同身受的眼泪。作为专业演员，她无法对这个残酷而现实的故事无动于衷。但对真正的丽丽来说，这是早已鞭打了她无数次的、无奈的生活，而非震撼人心的故事。

银幕之外，无人有立场指责丽丽。丽丽本人也不在意这些。“她还说特别感谢我，觉得人生中有某一块拼图被拼上了。”大鹏说。或许正是大鹏的这次拍摄，给了她一个面对父亲的机会。观众透过电影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真实的生活远比电影复杂，“摄影机没有拍到的地方，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

现实中的丽丽和大鹏

如果说年夜饭那场戏是天意，那《如意》对《吉祥》的解构就是大鹏作为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在《吉祥》里，观众窥见一个大家庭“树倒猢狲散”的悲剧，在《如意》中，人们看到了大鹏的勇气和挣扎：明明是局中人，却不得不做一个旁观者。

剪辑四年，一个人的孤独战争

在局中人和旁观者两种身份之间的挣扎，是大鹏剪辑《如意》痛苦的根源。

《如意》的素材有88个小时。这88个小时，记录了《如意》拍摄的全过程，也记录了大鹏在经历三舅女儿回乡、姥姥离世等意外后的无措和崩溃。他不想把这些私密的素材给外人看，于是只能自己上手剪辑。

“我想强迫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角色看，而不是我。但事实上是不行的，我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巨大的痛苦的根源。”大鹏坦言。

同样的割裂也发生在拍摄中。一方面，他是这个大家族的孩子，是姥姥疼爱的外孙；另一方面，他又是电影的导演，是全剧组的核心。他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崩溃的样子，更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剧组的拍摄，于是只能忍着。

“你怎么纾解心理压力？”小娱问道。

“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这样积累吗？”

“如果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话，那世界该多美妙啊。”大鹏说。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打了整整四年。2017年1月27日电影杀青，《吉祥》的部分早在2018年就已剪辑完成，《如意》的部分却一直拖到了2020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终于有了大把时间去面对，《如意》可能至今还是大鹏电脑里的一堆素材。

“一切都完全不一样了，面目全非。”大鹏感叹。在拍《吉祥如意》之前，他的《缝纫机乐队》即将在4月份开机，因为电影中那把高达22米的大吉他建造需要至少5个月的时间，他就打算和团队一起，在短时间内拍一个低成本的短片，“轻轻松松地拍一个一家人过年”，没想到造化弄人。

无数次，当他打开电脑，连接上硬盘，开始整理《如意》的88个小时素材，都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坚强和勇敢。那些他不想面对的人和事件历历在目，但他只能强迫自己回到那个时间点，“所以只有不停地崩溃。”

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刻，他都会把素材放一段时间。等到快忘了上次因为什么而崩溃了，再重新剪辑。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快四年，已经被时间覆上一层茧的心还是会在某个瞬间刺痛。“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关，但会来得猝不及防。”大鹏说。因为这层茧，大鹏得以坚持把剪辑工作做完。但也会在很久之后的某个夜晚，他会突然梦见姥姥，然后毫无征兆地崩溃。

银幕前的观众也有同样的感受。大鹏记得，前两天《吉祥如意》举办点映活动，一个去年八月在北京电影节看过完整版本的男孩突然起身，说自己在看完《吉祥如意》之后两个月的某天早上，想起电影内容，突然嚎啕大哭。

整个影厅的人都被逗笑了。在那一瞬间，大鹏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自己擅长拍的喜剧吗？戏中人是悲剧主角，但观众却会把它看作喜剧。

拒绝补拍，用《如意》与姥姥告别

当自己成为“悲剧主角”，大鹏比以前更有同理心了，尤其是在操作《吉祥如意》这类伪纪录片时。这次，他不再是可以随意修改笔下人物的最高掌控者，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

所以，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到底在哪？抛开情感，作为创作者的大鹏无数次拷问自己。

他希望用纪录片的语法拍一部剧情片，所以要根据剧情片的要素来搭建人物、人物关系和事件走向。但《如意》的部分相对琐碎，除了两个丽丽的对照之外，缺乏像《吉祥》中年夜饭那样的高潮戏。

大鹏一度想过补拍。但他很快意识到，一旦开始谋划一场补拍，就意味着要牺牲真实，这与最初的创作态度相悖。

为了这部嵌套结构的伪纪录片，他保守了四年秘密。刘陆第一次来片场时，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机器在拍他们拍戏的过程。沙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主持《吉祥》的放映活动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伪装的摄影机之下。脱离当时当地的情境，后续的补拍毫无意义。

《吉祥如意》太特殊了。连大鹏自己都承认，如果是其他人来拍自己的家人，或者如果是他来拍其他家庭，都达不到现在的效果。这个东北大家庭里所有人都对大鹏无比信任。这种朴素的信任感，让所有精心的设计和雕琢都变得虚伪起来。

真实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譬如电影中那场无数中国家庭都会遇到的家庭争吵；譬如姥姥去世后女儿那句“老人走了，我们就再也聚不起来了”；譬如电影中三舅那句没有逻辑的口头禅“文武香贵，一二四五。”其中文、武、香、贵分别是指三舅的大哥、二哥、四妹和五弟。

“我的很多编剧导演朋友都说，我们写不出这样的台词。因为‘文武香贵，一二四五’这几个字堆在一起毫无逻辑。这八个字就像密码和咒语，你破译之后才发现，这是他最在乎的人的名字。”大鹏说。

大鹏没有在电影中赋予这八个字任何意义。它只是在三舅的口中不断重复着，重复着。《吉祥》的结尾，三舅站在苍茫雪地中，镜头渐渐拉远，变成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块银幕。《如意》的部分开启，大鹏开始和姥姥进行漫长的告别。

什么时候，大鹏才可以不再崩溃，以纯粹第三方的身份看待这部电影？当小娱把这个问题抛给大鹏时，他说，“等结束了咱俩的采访，完成最后一个采访任务，这个事情就离开我了。”

如同写日记的心情一般，大鹏既希望更多人看到这部作品，又害怕观众看到。甚至于在接受采访时，他都要控制投入程度，“我如果特别投入，讲着讲着就会哭，我也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大鹏说。

他无数次感觉到情绪被冲刷，但每当他意识到潮水要来的时候，理智就让他冷静一下。或许，只有等《吉祥如意》下映，这场孤独的个人战争才会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