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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九斤电影珍藏馆创办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人物:徐九斤

1982年,徐九斤有了第一份工作——乡村电影队放映员。两根毛竹,一块白布;机器一亮,万人空巷。他回忆道:“那辰光,老吃香了!”

他,生于浙江海宁,那地方出过金庸、徐志摩、蒋百里、王国维……提到这些名人,老实巴交的徐九斤憨笑道:“他们跟我都不搭界,我就是个农民。”

1982年,徐九斤有了第一份工作——乡村电影队放映员。两根毛竹,一块白布;机器一亮,万人空巷。他回忆道:“那辰光,老吃香了!”

农村电影是免费的,他拿30块钱一个月的固定工资,跋山涉水,就靠肩上一根扁担,挑100斤设备,走几十里土路,很累,也很知足。

好景不长。1990年前后,露天电影不再风光。一天,徐九斤到了一个山村,银幕支起许久也不见来人,他从挎包里掏出干巴巴的大饼,啃了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徐九斤在一旁的小河边洗掉汗和泪,然后对着银幕,默默地放起了电影,尽管没有一个观众!

少顷,一位老婆婆送来一碗热水,对他说:“都在屋里头看电视呢,我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不忍心,来陪陪你……”

那天晚上,徐九斤大哭一场。

他爱人说:“何苦呢?把这些东西卖了吧,开个小工厂,笃定赚钞票。”

徐九斤不说话,一声叹息。

放映队的同事们一一撤退,最后,他成了“光杆司令”。一夜间,他老了许多,头也秃了。

一天,一个农户打来电话,说儿子结婚,能不能请他去放一场喜庆的电影?他迅速挑了农村片《喜盈门》赶去,那天晚上,清风送爽,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徐九斤忽然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能给农民带来欢乐,苦也值了!”

他一拍油亮的脑门:“豁出去算啦!”

他四下筹钱,成立了一个人的“九斤放映队”,一如既往放电影,哪怕赔钱,他也乐意。“校长兼校工,上课又敲钟”,弄了一辆破板车,拉着设备上山下乡。

这一拉,就是三年。白天去学校放映,晚上到乡村放映,披星出门戴月归。

那阵子,也不知道咋了,电影就是没人看,可他执着。文化站解散了,他居然自己贷款几千元买新型放映机;电影《生死抉择》上映时,他凌晨三点从浙江海宁出发,赶到上影厂,人家还没上班,他坐在街沿上,咬着家里带出来的冷粽子,愣是舍不得到对面的小店里去吃一碗热馄饨,却用3000元买了一个半新的拷贝。

后来,放映设备改进,体积小了,徐九斤换了辆自行车。夏日炎炎,中了暑的他,一头栽在稻田里,满头满脸黑泥顾不得洗,村里的人差点以为来了个非洲打工仔。

再后来,他换了摩托。寒冬腊月,山路结冰,车翻了,滑出去几十米远,人重重地抛出,幸亏挂在了崖边的树枝上,保了条命。

那次,徐九斤是去监狱放缉毒电影《纸飞机》的,当时摔得满脸是伤,简单处理了一下,他立刻按时给服刑人员放片子,要不是在放映机旁边忙乎着,别人还以为这是打架斗殴刚关进来的呢!

那部戏,是我和刘新导演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徐九斤的报道,感动啊,立即辗转联系他。他告诉我,放《纸飞机》时,犯人们看得痛哭流涕,纷纷表示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家庭。“我这才知道,电影的教育意义有多么大,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把电影放下去的决心。”他说。

2003年前后,国家电影局大力鼓励农村放映,徐九斤迎来“第二春”。他招兵买马,鸟枪换炮,两轮摩托变成了四轮面包车,笨重的胶片放映机换成了轻便的数字设备。徐九斤又昂起了头!但因腰椎间盘突出多年,很难挺起胸膛,我便借用姜昆相声中的两句话送给他:“革命意志如磐石,泰山压顶腰不直。”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他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人物。

2014年,徐九斤贷款380万元,又把全家人30多年里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拿出来,东拼西借,凑了500万元,置地盖房,历尽千辛万苦,“徐九斤电影珍藏馆”终于落成,旧海报、破杂志、老爷放映机、锈迹斑斑的拷贝箱,近千张他和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的合影……一经展出,令人震惊!

于是,各大电影节上,他腼腆地走来。短短的红毯,是他近40年风雨历程的缩影。有人计算过,这些年,他下乡放电影走过的路,相当于30次长征。

有一回,我当晚会主持人,正式介绍他:“电影人徐九斤。”

他笑了,笑得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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