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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黄建新导演的下午，他正在配音工作坊和身处上海的演员为电影《1921》进行“云配音”。事实上，他那会儿刚阶段性地忙完电影《长津湖》的部分工作。
作为两部电影的监制，他来回忙碌，前者的后期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尾声；他同时也要为后者拍摄遇到的各种问题奔波，想法子，“《长津湖》现在分三个导演拍，每个组每天都要为演员和道具安排‘头疼’。”
话虽那么说，但好在有黄建新的存在，他永远像一根“定海神针”，为这些作品出谋划策。他近期不仅为这些待上映的作品出力，而且也为其监制的电影《合法伴侣》站台。
在中国电影工业慢慢迈向“制片人中心制”的这几年，黄建新真的非常忙。 我们总是能在不同电影的海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在大多时间里，他的名字前更多是挂着“监制”的头衔。
直到近几年，在《决胜时刻》《1921》两部作品中，他才以“总导演”的身份回归，但主要还是提携中生代导演。
每次和黄建新导演遇见，我们都会问他找到昔日的创作欲了吗？因为他说过，目前没有太多表达欲望，所以就没有想着去做导演。“但电影对我是一种职业，其他事情我也做不了。”于是，他选择了监制，“这同样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黄建新？
“为什么决定去给《合法伴侣》做监制呢？”
虽然他们的父子关系让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多余，但实际上，黄建新早年为黄雷导演的处女作《愤怒的小孩》做过监制，并在发布会上说，“他问题还很多，希望能做个面对观众的导演，下次我就不为他做监制了，不能老护着了。”
话是那么说了，但没想到，他还是在《合法伴侣》上“打脸”了。这次监制合作，其实更多是一种巧合。
当时资方看完《愤怒的小孩》，觉得导演的风格和这个项目的气质相似，于是找到了黄雷。可这是一部中英合拍片，从电影筹拍到拍摄，中间都会遇到很多问题。
一开始，黄雷曾考虑把电影直接放在国内拍，后期再去英国补拍重要场景，这种拍摄方式对于剧组而言，既便利又省钱。但同样会遇到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电影质感不会太好。
思来想去，他为了更好的电影效果，还是决定前往英国实拍，而这此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电影工业国家对电影拍摄有很高的要求，团队也需要一位合拍经验非常丰富的前辈作为后盾。而黄建新导演正是中国参与合拍片最多的电影人之一。
《合法伴侣》的摄制团队有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都是英国人，中国团队大概有30多人。面对百余人的团队，所有的拍摄都必须提前做计划和预案，“英国人希望从开拍的那天到结束是不变的，几点进场、几点收工都有明确规定。”
参与过多部合拍片拍摄的黄建新，非常明白对于一部在海外拍摄的电影，哪天开拍、哪天转场、哪天关机都要详细地列好，“如果超过了计划好的工时，就会多加很多倍的工资，我们也不敢随便超时，因为真的很贵。”
除此之外，黄建新也会凭借过往经验给出拍摄和剪辑的指导意见，“我们现场会有讨论，但从不干涉他。我可能会提出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呀，或者你这组镜头得这么拍，会造成下一组镜头的节奏紊乱’。”
监制不是专制，最后到底怎么操作，黄建新还是会让黄雷自己去完成，“后续上我也会跟他说一些取舍，怎么样看起来节奏更好，阅读感更好，即便再喜欢的戏，都仍要以大局为主。”
作为监制，黄建新不会过多干预导演的创作想法，而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要求，尽可能待在片场，要为导演和作品负责。
待在片场的监制
黄建新的监制生涯要追溯到1994年，中国台湾电影《飞天》的剧组找他担任监制，最后拍着拍着，剧组就没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剧组，连借条都没打。
1998年，黄建新从西影调到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他担任管理者参与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项目。“那时候监制还是挂名的成分大，主要是做一些前期策划，讨论电影结构，不是海外那种影片CEO的性质。”
真正让黄建新开始理解监制的功能则是电影《杀死比尔2》。
《杀死比尔2》
“当时剧组是冲着上影厂去的，但最后是我们把他拉到了北京。我作为中方的监制来协助拍摄中国的戏份，那部戏有一个监制叫贝内特·沃尔士，我没事老向他请教，他就给我讲了一些经验和方法。那时我才知道，监制在美国的制片制度中，和中国完全不同，体系会更加复杂。”
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让他在融资管理、商务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让他也明白作为监制应该从剧本开始就参与进去，“所以后来我做监制，几乎都待在片场。”
到了2004年，张之亮拍摄电影《墨攻》，找到了黄建新合作。而前者曾以监制的身份，参与了他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那是我第一次出任大片的监制，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剧组，跟导演一起去讨论所有问题。做下来以后，我发现监制这个位置很有意义，我会直接应对各个投资方，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不需要导演去面对老板，因为如果每个老板给导演提一个要求，导演就晕了。”
有了这次合作，越来越多的香港导演都把在内地的首秀交给了黄建新。陈可辛的《投名状》、徐克的《女人不坏》、罗永昌的《冰封：重生之门》，乃至后期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郭子健的《悟空传》，大家似乎都非常偏爱黄建新。
“我是在中国内地电影的市场下成长的，更能明白他们北上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是导演出身，过去那些作品是那种思想乱飞的，我可能会比较强烈地保护导演创作的空间，在这方面会对投资方扛一扛。”
譬如当初《冰封侠》要上映，黄建新立马拨通了于冬的电话，建议他调整《白发魔女传》的档期，“没有自己和自己打架的（道理）。”他很清楚，《冰封侠》上映之后，口碑必定不会如意，毕竟故事本身太过薄弱，可还是要考虑到资方的投资风险，也就没有对分剪成上下两部提过多意见了。
让主旋律变得更好看
《智取威虎山》对于中国电影市场而言，意义非凡，甚至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香港导演在主旋律电影上，发挥类型片优势的一部作品。
但事实上，这个项目在1992年就有了雏形。那会儿黄建新建议几位导演联合拍一个东西，徐克导演就提议《智取威虎山》，“这个电影里头真的是具备了主流市场的所有因素，有战争，有土匪，有传奇，有爱情，还有斗智，还有动作。”
大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直到2010年，项目才计划开机。但黄建新看完剧本后，觉得内容不行，立马喊停。而当时，大家已经在东北搭了三个月的景，“因为这个剧本如果是这样，还是没有解决好很多问题，仍有说教的味道。”
于是大家只好又停了下来，重新选编剧，憋了三年，才正式开机。
黄建新对于这类主旋律作品的拍摄就一个要求，不能把它当作某种需要完成的任务，而是要注重的是如何将丰富的历史内容生动地介绍出去。
他的落点都是在人，“领袖的常人化”成为切入点。在《建军大业》拍摄中，刘烨扮演的毛泽东有一场跟妻子杨开慧起义前的分别戏，导演刘伟强告诉他这段可以流泪，刘烨懵了，毛主席不会那么脆弱吧？
黄建新认为这些电影就是要更往真实靠近，“看那世界优秀的传记片就知道，空间大了去了。只是看我们能力够不够，会不会那么恰如其分的拍得好。”
他正在一边用更系统的工业化方式制作电影，一边又在电影创作中植入最真诚的初心，他对这些主流电影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人类有很多矛盾解决不了，但是电影要完成。”
是吧，我们也相信在未来《1921》和《长津湖》中，黄建新又会用自己的力量，给它们注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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