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灯”的辩证——观电影《柳青》有感

在观影带来的激荡平复之后，笔者得出如下判断：电影《柳青》是向着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庄重回归。

更准确地说，首先，是影片的创作向着现实主义经典所奠定的文艺传统和道德勇气回归——不是机械地教条地回归，而是带有反思和创新的再造；进而，如果观众能够认真、深入地的观看，则观众也可能感受、理解那一段历史的面相与更长时段历史的规律，并对现实主义的美学重新咀嚼、涵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对当前正在展开的“四史”宣传教育有更深刻的体认与思考。

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柳青崇敬托尔斯泰，他“也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片中独白）。值得注意的是，从隐喻的角度，影片《柳青》也不妨看作作家柳青的镜子，今天的观众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柳青和他身处其中的宏大时代，看到他那堪称悲壮的艺术实验。

盛年柳青出场时，发型偏分，衬衫雪白，吊带裤装尤其显眼，完全是著名成功作家和干部的标准形象。他在众人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占据了被仰视的位置。他进入村庄后，这个“洋活得很”的形象天然地把他和村民们区分开来。尽管他尽力去“和大伙儿粘在一起”，也慢慢了解了陕西饥饿史和村民们的过去，但仍然不足以让他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小说，以至于顶着领导的指责和压力，把第一叠厚厚的手稿付之一炬。当柳青意识到，他的外形是他和村民之间的壁垒，马上把自己从外形上改造成农民。从这时起，作家的创作理念和“柳书记”的工作路线开始交织在了一起，柳青成为了镜中世界的组成部分。影片里，农业合作化工作遭遇困难的时候，柳青的写作也陷入僵局。党员王家斌的品格和业绩，既给柳青的创作提供了人物原型，又使柳青对合作化道路充满了信心；反过来，他也以柳书记的身份和能量热切地帮助王家斌和他的同志。我们读《创业史》，时时会生出一种困惑：其中大量的分析、论说、抒情，是来自作家柳青，还是来自柳书记？影片呈现出的，正是柳青本人在两种身份、在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创作者的心灵意志之间游走、叩问、摸索的艰苦行程。影片后半部分，他分别向王家斌和编辑王维玲表示了对合作化实践、对自身文学探索的诚恳反思态度。事实上，柳青对这两者的意义、价值、遗憾乃至错误，都有非常理性、富有智慧的认识。假如柳青晚年能够获得他热切希望的再多两年时间，他极有可能会把已有的和未完成的创业史故事推向更高的境界，而他自己也终于可以从镜中的世界里走出来，回到艺术家体验最理想的审美距离。

所幸，影片的主创们把握好了距离感。一方面，他们对历史景观的还原做到了可以把今天观众带回特定年代和环境的程度，为影片拍摄而特意种植的水稻、重建的柳青一家故居中宫寺等，显示出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诚恳态度和不凡功力，更宣示着与影视城截然不同的电影质感和美学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机械地复制和还原，而是把现实主义的转喻维度与艺术意象意境的隐喻维度不露痕迹地融合起来。柳青书架上的托尔斯泰像与照片，他手边时不时出现的那块磨亮的弹片，中宫寺室内推窗可见的立柱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句子，既是现实实有，又承载了精神意志的信息。

于是，这部讲述柳青人生的影片也无意间具备了历史学家一般的眼力，它解释了柳青文学生命的双重属性以及二者间构成的张力。柳青所信奉的文艺理念，是现实主义，是“镜”；而他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更贴近理想主义，是“灯”。前者造就了历历如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情节，如史；后者表达着热烈饱满、义无反顾的激情与品德，如诗。于是，无论多少更现代、更精致的文学批评家正确地指出柳青及其创作的不足，毕竟无法动摇那史诗般的力量和存在。而影片《柳青》的问世，也终于能将那段历史和生存于其中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做一次认认真真的重述。

影片中，柳青卧病在床时读《复活》，他一定读到过这一段：“在这个训诫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的美丽的思想，而是简单明白的实际上可以执行的训诫，它在执行时，将建立全新的、人类社会的结构。”对于党员柳青，他的“训诫”当然不会是托尔斯泰的或中宫寺立柱文字的宗教信条，而只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转化而出的理想信念与实践之路。正如影片所反映的，柳青等中国共产党人付出的绝不比宗教信徒少，而他们为中国、为人民带来的改变，已经深刻地书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柳青恳求下预支来的稿费，把山河间的村庄昏暗了千年的夜晚点亮了，这一幕也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柳青和他这部传记影片的“灯”，所念兹在兹的，是什么样的“福祉”。

正因如此，影片展现出了最难能可贵的道德勇气：把求真的态度与行善的意图区分开来，把诚恳与作伪的态度区分开来。它不是对过往遗迹的咏叹，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性的启示录。

托尔斯泰的作品问世时，俄罗斯的农奴既看不到，也看不懂。从这一点上看，柳青是幸福的。《创业史》受到了无数人的热爱。柳青对后来的陕西著名作家如路遥、陈忠实等所起到的影响作用，更是为人所熟知。

这又引发一个问题。我们谈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往往马上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思想解放。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面向工农兵底层民众的启蒙则容易被忽视。如果我们跳出20世纪文艺批评的西方主流话语，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和思想启蒙的立场来建立更全面的评价体系，则或许会有新的所得。

影片结尾处，一位老农牵着牛车走过，柳青热泪盈眶，说：我看着他们就亲。对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问题，他太知道了。然而这不能动摇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柳青同样的情感，但很显然，导演田波、主演成泰燊、美术霍廷霄等主创在这次相当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理解了柳青，产生了共鸣。假如不是如此，这部影片绝不可能具备打动人心的作用。笔者观影的两场，观众虽不多，但都静静地看完字幕后才起身离场，他们的年纪，和影片里王家斌正相当。这也让我产生另一个念头：当下，《柳青》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引发更多关注乃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