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革命者》主演张颂文：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采访张颂文对文字记者而言，是一种挑战。你似乎置身一堂生动的表演课，却无法将所听所感一一呈现。

从2020年10月接到电影《革命者》中李大钊的角色邀约，到12月电影开机，张颂文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他用一个晚上看完了电影剧本，其它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李大钊存世的影像资料很少，张颂文辗转多处只找到了18秒的无声视频资料。靠着这仅有的18秒影像和大量的文字资料，张颂文在心中种下了一颗李大钊角色的种子。

张颂文是一个“较真儿”的演员，他相信旁观者对当事人痛苦喜悦的理解可能不及百分之一，他习惯从性格轨迹而非情节设计的角度分析角色的行为，也总爱追着导演和编剧探讨角色行为的必然性和连贯性。因为常常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他曾经自费报名一个心理培训班，尝试以更为理性的视角洞察人性。

出演李大钊，张颂文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革命者》开拍前，张颂文跟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我已经钻到这个角色里了。我们不用太多的设计，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最宝贵的。”还原李大钊、设计李大钊的角色在张颂文看来，是对表演和历史人物的双重不敬，他不相信一个人能在大银幕的有限时间内，完整真实地复刻一个伟人。他更愿意用“跟观众一起感受李大钊”来概括这段表演经历。

采访过程中，张颂文几次提到他喜欢演生理反应。就像指尖碰到火苗会本能地躲开，在他看来，不了解生理反应表演就没有章法。比如“大悲一定是疲惫的、气虚的，而不是亢奋或激昂的”。

没有设计，却有偶得。拍摄李大钊在监狱中独处的戏份，剧本原来的设计是李大钊一个人慢慢睡去。张颂文跟导演说人物这时候应该睡不着。他让摄影机在一边静静地跟拍。摄影机拍了他半个多小时，于是有了李大钊在狱中唱歌、追着探照灯作飞翔手影的精彩瞬间。

《革命者》中李大钊有一句台词，“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拍摄这场戏的时候，周围只有绿幕和工作人员，张颂文在转头说出台词的瞬间，借助演员的内心视线，看到了满眼的红旗，完成了激情的表述。一场戏演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了。张颂文向记者回忆了早年做导游在异乡买药、焦急中忽然看到国旗时的狂喜和安慰，正是这些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垫高了每一个角色的起点。

“我只是一个塑造和扮演李大钊的人，我临时把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我在假设他会怎么想，另外一半可能是张颂文本人。”张颂文说。

“你演过一个人，演的过程中大量提取他的思想，做他做过的事情，电影结束了，但观念留下了。”张颂文说，他可能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甚至是千分之一，但是这个角色对他的影响会常伴一生，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刻愿意挺身而出。

记者：这次在了解人物、阅读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你特别动容的瞬间？

张颂文：很多。比如，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上班、工资180块大洋，但他的儿子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李大钊从生活费里挤出钱给儿子做了一件新大衣，看到学生穿着很薄的衣服，就把自己儿子过年的衣服送给了学生。

还有一个小事，当年的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跟财务说李大钊的工资要交给赵纫兰。当时李大钊的同事也不理解，每个月180大洋家里怎么会揭不开锅呢？后来才发现李大钊一般在拿到工资的头一个礼拜就全部花完了，资助学生、印刷刊物、给共产主义小组提供活动经费……他家里大人、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吃饭都成问题。这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从这些方面入手，我大概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您的表演以细腻、真实见长，能否以一场戏为例，介绍一下您对演员的最高任务的理解和角色的处理过程？

张颂文：我们以李大钊带阿晨妈妈谈判一场戏为例，这场戏的最高任务是李大钊带众人要求俄方交出暴徒，第一个镜头是李大钊带着众人在街上走，我也可以跑、可以慢慢地走，但我选择神色凝重、脚步坚定地走。为什么？因为昨天夜里，李大钊的好朋友阿晨死了，他很难过、印了一晚上的传单，他要唤起民众的觉醒，这里的走不能精神抖擞，而一定是神色凝重、再加一点疲惫地走。

记者：《革命者》采用了一种多角度、多侧面讲述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对演员来说，如何准确地进入人物的每一个历史瞬间？

张颂文：这部电影有十几年的跨度，拍摄也不是顺拍。我在开机之前就跟导演和场记说，让他们每天拍摄前告诉我，今天这场戏的具体时间，我多大了，有几个孩子了……关于李大钊的年鉴表，我已经装在心里了，哪年哪月他在干什么，我心里有一个顺序脉络，只要现场告诉我一个时间点，我就能从年鉴表里找到对应的人物成长史。

通常我接到一个角色，必须的案头工作是看大量的资料，然后把这个人的一生在脑海中串联一次，我不会在开拍前做设计，我觉得表演如果能够这么理性，能精准预设每一次哭泣、心跳，对不起、我觉得那样一定很假。我会怎么表演，是下一秒决定的，不是提前预设的，否则是演不好戏的。

记者：作为一个广东籍的演员，出演李大钊台词上会做特别的准备吗？

张颂文：出于便于观众理解的考量，我们已经不再追求用方言塑造领袖人物，这次拍摄前我们也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要用普通话完成表演。我演戏演了21年了，用普通话表演没有任何压力。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毛泽东和李大钊之间的这种关系的？

张颂文：我读过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后的很多战略思想，在对社会的解读上，跟李大钊是非常相似的。60年代他也曾对美国记者说，李大钊是我的精神导师。李大钊在众多学生当中，也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所以我为人物关系定的第一个基调是李大钊一定很欣赏毛泽东；第二个就是两个人的沟通是无障碍的；第三他们俩是忘年交；第四，天下的老师都有传承的心，李大钊一定很欣赏这个叫毛润之的孩子。

记者：您跟秦昊是老朋友了，聊一聊这次的合作？

张颂文：秦昊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合作过最多的一个男演员。我们两个演戏很少商量，上手就来，也喜欢即兴地加入一些细节。这次表演有一点不大一样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友谊，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要将这种老友挚友间的默契表现出来。

记者：您看过彭昱畅来演张学良吗？

张颂文：他演的少年感特别好，我跟他说你就演这个人的冲动，因为你演的是少年张学良，撒开来演就行了。你忘了他叫张学良，记住他只是个少年，看见上海滩发生这样不平等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抱着这个心态去演，肯定错不了。

记者：怎么看李大钊慷慨赴死？

张颂文：从史料看，李大钊本人坚决不同意对他的营救。他一生中只被捕了这一次，陈独秀被捕6次都被救出来了，李大钊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什么没有被营救？就是因为李大钊本人拒绝被营救，他要用牺牲告诉世界国民党是错的，他要以死抗争。人最大无畏的行为莫过于如此了，他可以用牺牲证明自己的信仰，所以我在那场戏里增加了一段台词，“如果我的死可以唤醒那些麻木的人，我愿意去死！”

记者：您觉得《革命者》跟其他主旋律电影有什么不同？

张颂文：这次我和徐展雄导演、管虎监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更多90后、00后的人发现这类题材的魅力，我有信心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接纳我们这个版本的李大钊。